队里打牌吗？”我会痛快地承认，为什么不？这又不是犯罪，我们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人。首先要记住，长达五六个星期的旅途很容易让人厌倦。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我绝不会想起玩牌。对我来说，那是属于旅途的消遣，就是这样。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你得在训练和比赛之后让自己身体放松，可你又不能跳舞、四处乱跑或是做有压力的事情，你必须放松下来，把自己的双脚平搁起来休息。我不能想像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能每天在同一个宾馆房间里坐上十二个小时，一连六周都是这样，而房间里只有阿拉伯语和日语节目可以看。想想时差，你又很难给家里打电话。而即使是在球队里，如果你不小心翼翼，也会感觉被孤立。
因此2002年夏天，大家会互相串门，聊聊俱乐部，说说闲话，谈谈世界杯。有些人一起听音乐，有些人坐着聊天。我知道有的球员的包里全都是手提电器，还有dvd机。这些高科技产品肯定花了他们成千上万，这是他们选择娱乐的方式，而我们的一副牌才二点五镑，既增进友谊又找到乐子。我们在迪拜待了一个多星期，在韩国一星期，在日本三个多星期。除去比赛和训练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所以在日本，我们四五个喜欢打牌的人就玩了玩，这又有什么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从迪拜旅程开始，我们五个人开始玩扑克，一分值十英镑，大家记了一笔账，然后是在韩国世界杯期间。
我、谢林汉姆、大卫·詹姆斯、基伦·代尔和韦恩·布里奇。我们从来不把钱放在桌子上，一次也没有，只是用一个练习本，把五个星期以来所有的分数都记在上面，所以不存在每天把钱拿来拿去的问题。旅途结束大家算总分，看谁赚了谁赔了，整个过程既有秩序又有节制。我们从来不在更衣室打牌，也不会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或当天上午玩，只在飞机上或是空闲时间在宾馆里玩。打牌从未影响踢球，输赢的数目也不会让我们心疼得睡不着觉，所以没人能说它影响了我们的场上表现。如果真会这样，那么我们就应当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球队。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不会为了几局牌去冒险。
如果我认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五个星期有助于我的场上表现，我会很高兴地去做。然而事实是让你的脑子离开比赛、和伙伴们聊聊天、让旅途不知不觉地结束更有好处。如果你不能享受生活，你也踢不好足球。每个人都有在大赛的高压下自我放松的方式，一个二十五岁的英格兰球员应当知道怎样能让自己正常发挥，学会收放自如，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不需要再像个孩子一样被教导着做这做那。在比赛日或者前一天，我决不会碰一下牌的，除非比赛结束我们飞回基地的时候。
我不会允许任何东西干扰足球。我们既不炫耀也不狂妄，从来不会把二十英镑的钞票在桌上扔来扔去，大家习惯于安安静静，在一个小本上记账。最后一次是在从日本回家的路上，我们要算总账了，当然输家想赢回来一点，而赢家则想保住胜利果实。露易丝坐在我后面，我出牌的时候她做参谋，所以没人能指责我们不顾家人反对挥霍金钱。在英国航空公司的新飞机上，我们支起一张牌桌，妻子们女朋友们在身边，大家围成一圈。
如果赌金过火，露易丝肯定会和我咬耳朵的。埃里克森也知道我们玩牌，他并没神经过敏，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一直打到凌晨3点也不睡，所以他没下达宵禁令，因为不需要。就像我说过的，我们是成年人。回顾我的成长历程，从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极端争强好胜，无论干什么我都想赢。如果让我选择，我还希望能有奖励。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总能在比赛里赢我，即使我输了他也不允许我放弃；后来我获胜成了家常便饭，可如果偶尔输了，还得交出一先令，这让我觉得备受挫折，于是我咬紧牙关努力要赢回来。如果父亲没和朋友在一起，他就会来找我们这些孩子，和他去打斯诺克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忘了是他的主意还是我的，总之一打斯诺克我们就会赌上大概五十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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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的真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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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和我一样争强好胜的人，你肯定得为了点什么而比赛。我父亲并不是个赌棍，我只是一直被灌输着要获胜的观念，无论是为了奖励还是仅仅为了尊严。如果你看过我的五对五训练，就能理解我渴望胜利的天性了，我会拼争到底。也许这还要追溯到当初要赢五十便士的渴望上面，我把这看做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为了培养争当第一的性格就得去赌博，而父亲长期以来确实把这培养成了我的优点，也许他就是这样计划的，也许这只是他与孩子们打斯诺克或者高尔夫的一个副产品。
如果有我不认识的人想和我打高尔夫，开球前我绝对不会说：“好吧，较量一下，伙计。”而是要说：“来吧，赌点什么？”即使只是一英镑，或是一顿饭，也会给比赛添加点额外的味道。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只是随便打一打我就提不起兴致，会把球打得到处乱飞，可如果有输的风险，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全神贯注。哪怕只是一镑钱，我也会像对大赌注一样热衷。我母亲不喜欢赌博，但她从未因此和父亲发生争执，因为这只是父亲的正常爱好，不会颠覆他的生活。
我理解一般人关于足球运动员铺张奢侈的说法，有的时候因为钱挣得多可以随心所欲也让我有些不安。可没人会因为你花上五万英镑买一匹赛马而指责你，如何花钱只与收入和个人爱好有关。我不喜欢这样为自己辩解，要回顾我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输钱的数额就不得不提我还赢了多少，这样听起来似乎是我又在炫耀自己。我所受到的严厉指责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社会多么喜欢品评和审判别人。如果你剥夺了一个人的心爱之物，那他还剩下什么？如果在远离家乡时你不能打牌，或者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连通过合法的博彩账户小赌一下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难道因为有人在报纸上写虚假失实的报道，我的快乐就要被剥夺吗？实际上，在报纸登出一个星期之后，我感到了解脱，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拥有赛马并且喜欢赌博了。
很早的时候，我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马主的事实，因为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还是个孩子。由于我对赛马的偏好一直偷偷摸摸藏在暗中，所以一经披露出来立刻就成了大家的头号谈资。在采访中，我谈足球、高尔夫和斯诺克，但从未提到过赛马，就好像我隐藏了什么秘密，报纸上称这为“迈克尔·欧文对赛马的秘密迷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当将这事一步步透露给媒体，更公开一些。现在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不必再隐藏起对赛马的真心热爱，所以我在就三万英镑的报道发表声明的时候，指出赛马是达官显贵们的运动。我要提醒人们，女王也拥有并且饲养赛马。这运动让我快乐，我很幸运自己有钱玩马，但我不会玩过火，我明白身边还有人要照顾。自律是关键，我很高兴自己做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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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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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4年1月初的一天，天很冷，我从外面回家，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尖叫。我急忙转过身，第一眼没有看到马，也没看到露易丝。突然之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动物身影正挣扎着站起来，它看起来很紧张，而且背上竟然没有骑手。
露易丝不在那儿！作为一名球员，我的职业就是奔跑，可在场上我还从未像那天跑得那样快。事故发生的时候我离现场最近，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翻过围栏，跑到露易丝身边。她的母亲休和父亲约翰也听到了叫声，紧跟着跑过来。露易丝知道情况不妙，我听到她在说：“不好，我的骨盆摔坏了，肯定是这样。太糟了。”每天下午一个固定的时间，露易丝都会到我家房子旁的马厩去驯马。那天我、休、约翰和我们的小女儿吉玛本来与露易丝在一起，后来我和约翰，还有我妹妹莱斯利的男朋友到旁边的场地上去骑自行车了。骑完车回来露易丝还在驯马，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就站在旁边看了几分钟。
露易丝说坐骑伊莎贝尔的盛装舞步练习不太理想，她要再训练一会儿，等它有了进步才行。露易丝有时候挺固执，如果伊莎贝尔表现不够完美，她是不会结束训练的。天越来越冷了，我不想再等下去，如果还有五分钟我可能会坚持下去，可当时看起来再有二十分钟也结束不了，我就自己往回走，其实当时就是我在场也没法阻止事故的发生。刚走出五十码左右，我听到了露易丝的哀号，那一刻我内心几近崩溃。我冲了回去，根本不敢想像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伊莎贝尔年纪轻，性格也有点倔强，所以露易丝与它较劲是常事。
不过伊莎贝尔从未真正“作恶”，那天在整个常规训练中它也只是一直在和缰绳“抗议”而已。慢跑的时候，露易丝让它在某一个拐角处放慢速度，不过就在露易丝拉紧缰绳的时候，伊莎贝尔突然一下子站立起来，身体几乎与地面垂直。开始露易丝还在马背上坚持，不过伊莎贝尔失去平衡向后摔了过去，全部重量都压在了露易丝身上。就在马压下来的那一刻，露易丝惨叫起来。接下来是最糟糕的一幕，马与骑手在围栏边挤在一起，伊莎贝尔动作很剧烈，它试图站立起来，一条腿已经踩实了地面，但接着又失去平衡，第二次压倒在露易丝身上。在最后一次尝试中，它的蹄子乱踢，踩到了露易丝，就在它乱踩乱踢的过程中，露易丝被甩到了一边。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跑过去，悄悄接近伊莎贝尔，它正在绕圈奔跑，浑身发抖，也许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我抓住了它，让休把它带走，然后回到露易丝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露易丝说当时立刻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过了一会儿剧痛慢慢消失，身体完全麻木。想一想当时她躺在地上何等恐惧，一定是越想越怕。不过救护车抵达的时候，疼痛再一次袭来，她浑身发抖，那是真正的、剧烈的颤抖。她抖得越厉害，疼痛就越剧烈，可她没法控制身体的痉挛，而我只能让她的身体觉得暖和一些。尽管她的情况很糟，我却并没有惊慌失措，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理智告诉我她不会死的，所以我没有失去自控力，逻辑思维慢慢发挥了作用，很快我就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我来说，这是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尽管看到她深陷痛苦我很难过，但这个时候她需要我去思考、去处理问题，而不是心理崩溃和痛哭。当时我的最大恐惧是她可能终身瘫痪，因为有一段时间她的腰部以下没有任何知觉，可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她的脚趾还能动，不过髋骨以下仍然没有感觉。那是露易丝的骑马经历中发生的第二次事故。十六岁时她摔断了大腿骨，在医院里做了十三周的牵引。她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再骑马了！”自己承认他曾经想干掉那匹马，这样一劳永逸。就在约翰叫救护车的时候，我给利物浦俱乐部的医生马克·沃勒打了电话。那个星期利物浦正在准备足总杯客场对阵约维尔的比赛，我在因伤坐了一段时间替补席之后，本来应该回归一队到萨默塞特去，不过因为觉得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去，事实证明不去是对了。接到我电话的时候，马克正在从约维尔返回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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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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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百般宽慰我，告诉我救护车抵达之前应该如何初步护理。救护车到了之后，我陪着露易丝坐在后面。车开到几个月前露易丝生吉玛时住的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我隔一会儿就给马克打电话，告诉他医生说的话，希望能知道更多的东西，他给我解释那些让我心急火燎的病情报告单里的内容。医生们开始轻手轻脚地检查露易丝所指的身体部位，然后给受伤区域照x光片。骨盆本来是圆的，但出现了七处骨折。尽管数字很吓人，但好在错位不太严重，骨头大部分留在原位。她背部有一段脊椎骨也出现两处骨折，一根手指骨折。骨折总数不止有八九处，其中还包括髋部的一处，这是最要命的一处。
马克·沃勒开始时希望露易丝“仅仅”是骨盆骨折，所以当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骨盆的伤势时我还长舒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样三四天之后她就能出院了。可事实是有一处骨折一直延伸到了她的髋骨，这样在以后的几周时间里，那个地方都不能受力。露易丝牵挂的是吉玛，想到女儿因为见不到妈妈而焦躁不安，露易丝心绪不宁，在那之前她还从未与吉玛分开过一天。露易丝对她母亲说：“不要离开她，您不去工作也不要离开她。”她并不担心自己，想的全都是吉玛，还有怎么减轻女儿吉玛受到的心理伤害。那时我对眼前的问题已经能够冷静面对，球员的经历也许有些帮助，因为我自己也曾陷入严重伤病中，并与之一步步斗争。
俱乐部的人很好，热拉尔·霍利尔那时还是主教练，他直接打来电话说：“好好陪在她身边，要请多长时间的假都可以。”俱乐部的人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才是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