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意思是：对“内圣外王”，即人伦与法制的学习和训练持之以恒者可以成为人间的典范，成为统治者。所谓“学”，就是要同时实现“圣”与“王”。虽然儒学在两者之中往往容易倾于“内圣”，但二者如同车的两个轮子，而学习儒家经典被视为实现“内圣外王”的最基本的方法。建立在这种观点基础之上的科举制度的完成，产生出读书人几乎无不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与此同时，它也深刻地规定了中国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状态与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由于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科举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士大夫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已是根深蒂固。宋代以来担负起政治中枢重责的士大夫阶层，不久便产生出被称为宋学或朱子学的属于自己阶层的思想；元代一时被废止的科举复活以后，朱子与其学派的经典解释被排他性地采用。其后，在明、清两朝，它成为国家的学说，保障了国家官僚的稳定地再生产。即使在经历了明末的混乱，建立起异族王朝之后，科学制度与朱子学也发挥了强大的恢复王朝政治的力量。

可是，作为国学的朱子学的采用，另一方面作为事实上的思想统治也妨碍了学问的主体性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中期在考问经典中的文章意义的科目(“经义”)中采用了“八股文”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文体，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更为加重了这种倾向。清初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甚于咸阳郊外，所坑者，何止四百六十余人。(《日知录·拟题》)不久，伴随着合格答案的选本也就是八股文范文集的流行，重视经典选本的考生与日俱增，其弊害愈加扩大。3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一部分鲁迅与科举、科场鬼(3)

对于这种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当然并不是没有批判。虽然这里没有触及，但在历史上不仅可以看到士大夫阶层所有的士大夫观念的消长，而且也可以看到对士大夫传统生存方式的自觉背离与思想史上的突破和超越。仅就小说世界来看，清代中期出现了像《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具有从士大夫阶层内部进行自我批判性质的作品。但科举制度的弊病之极为尖锐的表面化，还有待于西欧的冲击与清朝的动摇。鲁迅在我们前面所引的文章中接着说：“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鲁迅留学日本“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日知录·拟题》)，要学欧洲的科学、文化及其精神。

不仅对科举的科目与“八股文”，而且同时对士大夫意识本身的根本性的批判也迫在眉睫。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于中国的存亡同样具有危机意识，同时对科举都持批判态度，但在选择克服危机的道路上则尖锐对立。对立当然涉及到这种士大夫意识的问题。维新派康有为“是在儒教传统的延长线上构想‘现代化’，即主张把具有协助君主关怀民生的责任的士大夫原封不动转为现代国家的官僚、议员”4；与此相对，革命派章炳麟则认为，“(戊戌变法以来)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者道德的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于希冀参与王朝统治、获取富贵利禄这种士大夫根性。要创造出与腐败传统彻底决裂的新型知识分子革命家”(同上)。做皇帝的辅佐、民生的关照者的责任与富贵利禄的统一，这种作为科举制度前提的儒教式的乐观5，被章炳麟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他认为：士大夫的腐败，植根于他们只是想成为皇帝的辅佐。而如果没有敢于同王朝制度绝缘的、独立不倚的、真正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那么，中国的政治危机、文化衰退就不能得救(这也意味着把从前只当做知识分子关心的对象的民众重新作为民族的主体)。6

据说，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应掌握的经典多达四十三万字，为了背熟，需要多年努力，从合格率来说也是极为激烈的竞争考试。实际的考试方式也是苛酷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十九岁时初应童试，顺利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且为头名生员，但乡试几度受挫，到头来也未能考中。在《聊斋志异·王子安》所附的“异史氏曰”中，作者对参加乡试的生员做了如下描绘：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一部分鲁迅与科举、科场鬼(4)

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关于考场的阴惨光景，周作人也写过他参加县试的亲历经验：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得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知堂回忆录·二二县考的杂碎(续)》，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在考场，因为极度的紧张与疲劳，有病倒者，有发疯者，也有猝死者与自杀者，因而关于贡院有各种各样的妖怪故事，实际上也确有人被“鬼”的幻觉所缠住。

科举，在少数志得意满的胜利者的另一面，产生出多数失败者。命运不济的失败者形象，在台门子弟鲁迅兄弟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鲁迅在《父亲的病》(1926年)里面，详细地描述了被剥夺生员资格的父亲凤仪的病与死，从中可以窥见鲁迅对于父亲悲剧性的一生的哀怜，而关于父亲的脾气，鲁迅则几乎没有说及。只是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父亲突然无来由地大发脾气，把饭碗和酒杯扔到窗外，而平日里总是沉于自我苛责之中居多，临死前也自言自语说“呆子孙”。7

曾当过鲁迅老师的叔祖子京，参加过多少次童试都没能考中，丧妻之后又为儿子们所弃，他自己轮值时私用过佩公祭的费用，为此痛责自己为“不孝者”，发疯而死。他临终时用剪子扎自己的脖颈与前胸，点燃浸了煤油的纸，伏在火上烧一会儿，以着火之身投河，悲惨地死去。小说《白光》(1922年)的主人公陈士成的模特就是这个子京。8

《白光》所描写的落第后的陈士成的形象，同前面所引的蒲松龄的注释极为类似。“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朵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帖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据周作人说，子京住的一间楼房，因左右两扇开的门涂着蓝色而被称为“蓝门”，总是关着门，一到黄昏便有不知是鸟还是蝙蝠飞进飞出，窗沿上出现过似猫头鹰又似狐狸的嘴脸，充满了“鬼气”。9

另外，鲁迅兄弟称四七伯伯的礼房秉模是离不开鸦片和酒的“半人半鬼”的人物。本来他会写一手好字，比素以颜欧体自诩的义房叔祖伯文还要强得多。但他最后瘦得皮包骨头缩在一件破棉袍里冻死了。10

《目连戏》(新昌本)的《成服施食》一场里，冥府的形形色色的“鬼”，即“饿杀鬼”、“孤老鬼”、“鸦片鬼”、“虎伤鬼”、“科场鬼”们纷纷登场。“科场鬼”是手拿书与笔的男性，一边在舞台上蹒跚，一边表演落魄的读书人各种各样的姿态，最后在考场自杀。这恐怕是逗庶民们哄笑的东西。可是对于台门的幼小子弟来说，这却是屏息盯视的可怕的舞台。因为“科场鬼”就是他们身边存在的活生生的人间面貌本体。最早指出孔乙己与陈士成的形象同《目连戏》的“科场鬼”很相似的，是夏济安，正如后面所详论的那样，孔乙己与陈士成确实可以说是为鲁迅所捕捉到的“科场鬼”。

前面略述的鲁迅的经历，显示出这样一条路径：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切近目睹了寄生于科举官僚制的读书人的特权与腐败，切身体味到由科举制度引起的悲剧，不久舍弃了科举的道路，探索着作为自立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孔乙己》是一篇通过描写一个惨败者的形象，从内部来揭示科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作品。它为传统之子同时也是其反叛者的鲁迅自身的痛切体验与积年的观察、思索所支撑。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一部分起名的用意(1)

二孔乙己——起名的用意

《孔乙己》发表时(1919年3月26日)的“附记”内容如下：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这里所说的“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指的是林纾。他作为承袭代表清代正统派文学的“桐城派”脉息的举足轻重的文人而闻名，清末，他翻译的欧美小说多达一百七十多部，是一位在文学史上卓有功绩的人物。可是，当他再度在文学史上登场时，却成为新思想、新文学的激烈的反对者。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紧接着在二卷六号发表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引发了“文学革命”。翌年的《新青年》四卷一号起，这一杂志全面改用白话，四卷五号推出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以批儒为骨架，把《新青年》本来的目标“思想革命”同否定文言文学、提倡白话文学的“文学革命”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嚆矢。被这场“文学革命”当做旧文学的牙城而加以集中批判的，是《文选》风格的骈文与桐城派的散文。

林纾早些时就发表《论古文之不应废》、《论古文白话之消长》等文，对白话文学运动加以批判。1919年3月18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追究给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提供活动舞台的责任。如蔡元培在答复的公开信里所归纳的那样，林纾信中攻讦理应成为全国之“师表”的北京大学有两条罪状：(一)“覆孔孟，铲伦常”；(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对于林纾来说，否定传统的伦常就是“禽兽”的行为，“土语”——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的言语，无论如何也不应登学堂。与这些攻讦相配合，他还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不用说自然是文言文)：《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18日，从3月18日到22日又有《妖梦》登场(均刊在上海《新申报》)。

《荆生》写的是：三个青年——田其美、金心异、狄莫游北京陶然亭，边饮酒边批判孔子与文言文学，有一伟丈夫荆生在隔壁闻知，踏进这间房子用铁槌将三人痛打一顿。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与此相对，《妖梦》写的是：郑思康梦游冥界，造访了在冥界极为猖獗的“白话学堂”，在“毙孔堂”大厅会见了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郑被他们的过激言论所激怒，离席而去。稍后，一身长十余丈、嘴阔八尺的罗罗阿修罗王随着一条金光降临，袭击“白话学堂”，吞食了元绪等人。作者在作品中写道：“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所以做也。”他们因做了为士大夫所不耻的禽兽行为，而受到被阿修罗王吞噬的极刑。在这篇小说中，元绪影射蔡元培，田恒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白话学堂”不用说是指北京大学。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一部分起名的用意(2)

当时，随着《新青年》的主张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间的逐渐浸透，北京的军阀政府与守旧派的警戒也有所加强，形势严峻起来。林纾的这两篇小说决不能仅仅视为文字上的攻击或讽刺，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关于这一点，《新青年》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