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刘半农后来这样说道：“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初期白话诗稿〉序》，1932年)黄侃是国学学者，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徐树铮是被称为军阀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幕后支持者的军人。他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在日本任过军职，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后他任陆军次长。他也是桐城派文人，早年曾师事林纾。关于当时的形势，郑振铎后来也曾回顾说：“当时是安福系当权执政。谣言异常的多。时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势力来干涉北京大学的话，并不时的有陈胡被驱逐出京之说。也许那谣言竟有实现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据此可以了解《孔乙己》发表的时期是怎样一种形势。

鲁迅虽然没有指名，但他把林纾视为想把中国人束缚在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里面的“现在的屠杀者”加以批判，他指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1919年)同年1月16日，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里也吐露出深深的危机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这是鲁迅答复许寿裳希望他给孩子推荐合适读物的信中的一段。后来，鲁迅回顾自己的幼年时代，谈到了说起画本只有《二十四孝图》和《玉历钞传》这类东西的可悲。他在《〈二十四孝图〉》(1926年)一文的开头，就表现出对“要扼杀白话文者”的强烈愤慨：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段话显示出鲁迅对于“现在的扼杀者”、“孩子时代的扼杀者”的愤恨之深。因而，《孔乙己》发表时的“附记”上所写的执笔时间是虚构的，毋宁说1919年3月是确切的写作时间，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一点同《孔乙己》所含的思想意图的把握方式相关。也就是，有论者认为这篇作品是鲁迅为直接参加“文白论争”而写的。我也认为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可是另一方面，继《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小说，不能不同林纾发起的白话运动批判没有关联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这种可能性不是更大一些吗?

为什么要特别加上一段“附记”呢?这是因为要防止人们像阅读《荆生》、《妖梦》那样的“影射小说”一样来读《孔乙己》。把小说作为人身攻击的手段，并非始于林纾。虽然现今对于作品的解释并非没有异议，但在鲁迅看来，这种流弊在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等篇里就能见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1924年)，在中国小说史上每每可见(《给〈戏〉周刊编者的信》，1934年)。这种流弊养成了读者的猜忌心理，鲁迅的《阿q正传》(1921—1922年)每周发表一章时，就曾有不少人疑心生暗鬼地以为那是对自己的个人攻击。(《〈阿q正传〉的成因》，1926年)林纾的作品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的流弊。鲁迅后来在《故事新编》的作品中每每插入“影射”的插曲，这实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但在《孔乙己》里面鲁迅用以同林纾对峙的，是林纾虽然翻译了许多欧洲小说但终于未能发现的异质精神。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一部分起名的用意(3)

当然，作品有模特同作品是否作为个人攻击的“谤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关于《孔乙己》有相当明确的模特，孙伏园、周作人曾有过说明。据他们所说，作为小说人物活动舞台的“咸亨酒店”，是1894、1895年之间绍兴东昌坊口鲁迅故家(新台门)对面实有的酒店，鲁迅的本家在那里掌柜。在作品中，这个酒店被安排在虚构的小镇——鲁镇，起了重要作用。顺便说一下，“咸亨”这个词取自《易》“坤”的彖传里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原意的解释因人而异，据本田济阐释，意为“具备包容力(含)、广度(弘)、光辉(光)与深厚(大)等几种品格，与‘乾’一道使万物生长”。也就是说，“咸亨”是称颂生育万物的地母之力的语汇。被安排在鲁镇的这家酒店的店名，暗示着人间的希望与人所创造的现实之间具有反讽性的不一致。

作品的主人公孔乙己，以一个当时常在实有的咸亨酒店出现的落魄的读书人为模特。那个人姓孟，所以人送绰号“孟夫子”(孟子)。他以抄写书来赚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但是一个嗜酒的懒汉，终因把雇主的书籍、笔、砚拿出去换钱而落得个两腿瘫痪坐在蒲包上往前蹭行的地步，与作品中的孔乙己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作品里的人物姓孔所以大家把他叫做孔乙己，这是由生活中的“孟夫子”类推而来，带有一点孔夫子(孔子)的意味。进私塾开始学习，就意味着成为孔子的学徒。教室的正面挂着孔子的画像，入学者先向孔子像行跪拜礼，然后向先生跪拜行礼，这是早年间的通例。县学、府学必建文庙(孔子庙)，官僚与生员每逢春、秋有义务参加“释菜”(祭孔)。因而，这篇作品里的主人公的名字，借取孔子比借取孟子更为合适。

只是从孩子最初习字的字帖上拈取这个名字，这是鲁迅的机巧。字帖上的字是红色的正楷大字，因而称为“描红纸”，习字者在上面描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三字一句，共二十五个字。从这些笔画少的二十五个字入门，然后循序渐到《千字文》等，这在过去是初学汉字的一般做法。所以，从这些词语中择取“孔乙己”来做考了多少回也不合格的“万年童生”的绰号，不用说是最为合适的了。这比起把陈独秀变成田其美、把钱玄同变为金心异，是更巧妙的起名。这些词语的意思，鲁迅在作品中说“半懂不懂”，宫崎市定则读出了下面的意味：“写得漂亮字，送给父亲看。从前有孔子，一己做先生，弟子教三千，其中能者七十士，你们小生八九子，好好地作仁，就可以知礼仪”。

但若是过分看重模特的作用，大概也不见得对头吧。鲁迅的周围，出身士大夫家庭，但未中秀才、不能专心做事而只是坐吃山空者，因家道败落欲坐食而不能、终归走向末路者为数不少，孟夫子与后来《白光》里的陈士成的模特叔祖子京就是突出的例子。即便如此，孔乙己、陈士成的形象也已是由作者脑海里诸多影像的融合、重构而形成的典型，这应是不言而喻的吧。鲁迅这样谈到他那朴素的基本方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眼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这种方法，在当时不大会欣赏虚构文学的读者还很多的情况下，对于避免产生对作品普遍性的不必要的障碍，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许钦文说，鲁迅的这种构思方法也渗透到语言的选择上面。《孔乙己》里用的是“伙计”、“掌柜”等北方的称谓，而回避了绍兴所用的“徒弟”、“大伙”(还有“老板”)，是因为要表示“鲁镇”也不是专指绍兴。

《“人”与“鬼”的纠葛》 第二部分短衣与长衫(1)

三短衣与长衫

作品《孔乙己》的结构方式是：始终以咸亨酒店为舞台，通过二十几年前曾在那里温过酒的小伙计的回忆，向人们讲述关于酒店的一个常客孔乙己的见闻。全篇十三个自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3段)，作为人物活动舞台的酒店的格局与在那里当伙计的“我”的说明；第二部分(4—9段)，描写孔乙己平素的行状；第三部分(10—13段)，述说孔乙己的末路。

第一部分告诉读者：咸亨酒店柜外是穿短衣的做工的人站着喝酒的地方，店面的隔壁则有穿长衫的读书人慢慢地坐喝的房间。“我”从十二岁起就在那里当伙计，掌柜怕“我”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打发到外面做事。在短衣帮的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难，所以又改为专管温酒的无聊工作了。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第二部分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开始。这一句确切地表明了孔乙己的地位。“他身材很高大”一句，大概意味着如果他的想法变了，他也能当一个像样的体力劳动者吧。也许在他身上重复了因身长九尺六寸而被称为“长人”的孔子的特征(《史记·孔子世家》)吧。然而他脸色青白，皱纹间伤痕不断，花白胡子不见修剪，长衫又脏又破。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本来是读书人，但没能中秀才，又不会营生，所以到了快要讨饭的地步，幸而有人看他写得一手好字，还找他抄抄书。但因他好喝懒做，几天之后，便连人带笔砚书籍一齐失踪，不久便失去了工作，终于沦落到不耻于窃的地步。额上的伤痕不断即是证明。这样一个孔乙己，正好成为常来酒店的短衣帮的嘲笑对象。平日里缺少快乐的短衣帮，等着拿他开心。孔乙己虽然不想搭拢他们，但终于不能不落入他们的网里，情绪亢奋起来。这种情形，鲁迅用极为精炼的文笔描写得栩栩如生。

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一成秀才，便可穿戴特别的制服和官帽，跟正式的官僚一样对待。“路上平民与秀才相遇，平民要给秀才让路；秀才到了平民集合的场所，即使那里有年长者，也被让到最高的席位；如果平民胆敢对秀才无礼，就按侮辱官吏罪惩处；秀才即使有犯罪的嫌疑，未经学校教官的同意官宪也不能逮捕。”(宫崎市定)。然而，对于人们来说，像孔乙己这样的万年童生并不足畏。

“窃书不能算偷”，据说，生活中的“孟夫子”每每光顾鲁迅的叔祖也是鲁迅的老师的周玉田的书斋，当他偷书被责难时就常用这句话来搪塞。关于这句话，有一种说法认为，从前曾经有过为了进学即使偷书也不为耻的习惯，孔乙己就是中了这种毒。这大概是一种近于日本的“盗花人”的感觉吧，偷书者也可以叫做“雅贼”。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把应该叫“偷书”的行为故意换成一个大家不能懂的文言词“窃”，用以遮掩自己的丑行。恐怕实际上这一措辞于这两者是兼而有之吧。在这里如果不嫌穿凿附会的话，那么，可以举出《日知录·窃书》。在这部书里，“窃书”是指著书中的剽窃。晋代以后有人把他人的著作僭称为自己的著作，到了明代，剽窃行为横行，顾炎武忿而斥之：“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或许孔乙己把自己的偷书装模作样地叫“窃书”，与顾炎武所说的有某种未曾料到的暗合吧。

《“人”与“鬼”的纠葛》 第二部分短衣与长衫(2)

“君子固穷”一语出自《论语》的《卫灵公》篇：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十六卷本)的注释把“固穷”解释为“固守其穷”(不因穷困而改变志向)，遵从的是朱子新注里面作为一说(程子)而举出的释义。支撑着从官场退隐的陶渊明的生活的，也是这一“固穷之节”。关于“固穷”，还有何晏的“固有穷时”一说。朱子认为何与程两说均通。

《史记·孔子世家》里说，这个插曲发生在孔子六十四岁时，他与弟子颠簸在去楚国的旅途之中，被陈、蔡两国的暴徒所围。司马迁把这一插曲作为孔子放浪求仕中最大的危机来加以着力描写。

断了粮食，弟子又病倒，可是，孔子照样讲诵诗、书，不见颓唐之状。忿忿于难以服从的逆境，子路问孔子：“君子也有如此困穷的事情吗?”孔子回答说：“君子当然有困穷的时候。然而与小人一旦困穷便一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