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生活与意识》。

同近代中国新价值形成的困难与鲁迅等的文学所着眼的“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成为必然的背景相关，刘再复、林岗指出：“人文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民族或者说种族的整体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反思，他们不必要通过改造民族性格的形式来实现一套价值准则代替另一套价值准则。只需要用他们的价值准则推翻取代教会代表的虚伪陈腐的道德就足够了。因为他们有幸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当他们鼓吹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时，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力量支撑着他们，它们是实实在在的、有真人真事意义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这就是刚刚兴起而有无限生命力的资本主义运动。”(《传统与中国人》第3章《礼治秩序与主奴根性》第1节《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人的不同认识》，三联书店，1988年版)

有岛武郎的《四件事》触发了鲁迅关于“寂寞”与“爱”的考察。鲁迅、周作人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作为附录的《关于作者的说明》中有岛武郎部分对《四件事》有所介绍。

关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论述之文献颇为不少，本章所参考的日文论文，除了已引用的文献以外，只举如下几篇：

谷川道雄《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知识分子》，《思想》第582号，1972年12月。

汤浅幸孙《“读书人”身份的“教养”与“伦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的基础》，收入其《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同朋社，1981年版。

吉川幸次郎《士人的心理与生活——〈旧体制的中国〉序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73年版。

巴拉休著、村松次译《中国文明与官僚社会》，みすず书房，1971年版。

《“人”与“鬼”的纠葛》 第二部分阿q＝“阿鬼”说(1)

第三章国民性与民俗

——阿q＝“阿鬼”说

一序

鲁迅的小说《理水》(1935年)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

文化山在大洪水的水面上只露个山顶，上面有五棵大松树竟被剥去了树皮，树干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很小的蝌蚪文，观看者蜂拥而来。那文字是引用许多证据考证禹是条虫、“阿禹”这一人物实乃子虚乌有的长篇论文。想不到观看者中的乡下人开始说话了。

“人里面，是有叫做阿禹的，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论文的作者跳了起来，鼻子红到发紫，结结巴巴地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

《理水》是根据夏朝开国君主禹(名文命)的治水故事创作的小说。鲁迅认为，“阿禹”是文命的幼名。据传说，禹治水成功之后，在今日绍兴的苗山会见诸侯，给他们论功行赏，由此称此地为“会稽”。后来禹辞世也是在这会稽之地。至今，会稽山北麓仍保留着禹庙。据《史记·夏本纪》，禹之父鲧治水失败而被诛，子承父业，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正如后面所要涉及的那样，鲁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发表了旨在唤起作为共和国国民的责任感的《〈越铎〉出世辞》(1912年1月3日)，向承传了禹之刻苦勤劳、勾践之坚忍慷慨的绍兴人呼吁历史性的自觉。在《理水》里面，描写了和他的随员一道顶着烈日酷晒，以黑瘦如丐之躯跋山涉水，终于制服了肆虐十年之久的大洪水的禹的形象，与此相对，也生动地刻画了只是到灾区走马观花赏了趟景便打道回府的官员们，和对民众的饥饿漠不关心，而热衷于毫无意义的学说与考证的文化人的丑态，鸟头先生就是这种学者中的一员。

本章所要做的，是对《理水》发表十三年以前的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1921—1922年)主人公的名字做一点考证，通过考证，对《阿q正传》这篇作品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与作品的构成等提出一个统领性的见解，特别是要说明“阿q”这一人物的全称“阿quei”，实际上是“阿鬼”。中国话里的“鬼”，如同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同我国所说的“オニ”不一样，它指的是幽灵、亡灵。尽管这样的考证似乎是对鸟头先生有点讽刺，而且阿q也终归是小说中的人物，但我还是想通过一点儿考证来说明叫“阿鬼”的人物似乎是存在的。

然而，这或许是鲁迅有意安排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的最后，也就是在述说了阿q的姓、名、籍贯都很暧昧模糊难以确定之后，又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字适之)，与陈独秀齐名，是“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文学革命”理论上的倡导事实上滥觞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在创作实绩上，胡适以白话诗的大胆尝试开启了新诗的先河，鲁迅以《狂人日记》显示了白话体新小说的风姿。在评论方面，胡适有《贞操问题》(1918年)、《我的儿子》(1918年)，鲁迅有《我之节烈观》(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如上种种，充分显示了二者在《新青年》中的盟友关系。

可是，五四运动(1919年)以后，面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渗透，胡适逐渐倡导起“多研究些‘问题’(个别的社会问题)”和“整理国故”来，加强了对于体系性的主义的主张和青年们热衷于参加社会运动的批评。这一倾向，成为导致包括鲁迅在内的《新青年》团体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1920年起，胡适关于中国章回小说的一系列生机勃勃的研究成果，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一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的基础。“历史癖与考据癖”云云，本是胡适在他最初的考证文章《〈水浒传〉考证》中谈及自己癖好与方法时所说的话。1

鲁迅在动笔写《阿q正传》的当时，怎样评价胡适的各种活动，对其抱有怎样的批评态度，要明快地把握这一点相当不易。可是，《新青年》团体的分裂与解体，却使他再次陷入寂寞与孤立感之中。鲁迅对胡适的小说研究予以高度评价，不吝于研究上的相互协作，但对于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则不能不感到大危惧。数年后，在两人的分歧更为分明的时期的讲演中，鲁迅说道：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那么，胡适的小说研究方法怎样呢?胡适的方法，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方法与版本考证的结合。试举紧接着《〈水浒传〉考证》问世的《〈红楼梦〉考证》来看。他的研究结论是：(一)《红楼梦》百二十回里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二)后四十回是高鹗继承未完部分而完成的续作；(三)《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些独发机杼的结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红楼梦〉考证》初稿成于1921年3月，其后数人传阅，作者吸收了传阅者的意见，于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提出意见的传阅者之一，有胡适的弟子、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兼任该校研究所国学专业助教的顾颉刚。他在自传中记下了当时的事情：我读完(《〈红楼梦〉考证》初稿)之后，又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联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状的复杂。(《〈古史辨〉第一册自序》2，1926年)鲁迅对胡适正在进行的《红楼梦》研究予以极大的关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基本上采纳了胡适的见解。的确，胡适的研究方法克服了那种把《红楼梦》看做“影射”小说，拿其人物设定来比附特定政治状况下的某某的向来的“索隐”派研究方法，开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方向。可是，胡适只热心于作为作品背景的作者曹雪芹家族史的探究，而对作品本身的文学分析与价值评价则几乎不予关注。对此明确表示批评态度虽已是在鲁迅的晚年，但可以认为，对胡适们研究的偏颇与缺点，鲁迅恐怕早有察觉。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瞮，《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瞮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出关〉的“关”》，1936年)这种语言表述的背景，是小说的特质首先在于它的虚构性，即使存在着作为模特儿的人物与史实，也“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人”与“鬼”的纠葛》 第二部分阿q＝“阿鬼”说(2)

《狂人日记》以来的作品创作，都是立足于这一基本认识之上。在《阿q正传》的“序”里，说完阿quei这一发音虽然清楚但其文字究竟怎样不甚了然之后，鲁迅这样写道：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阿q正传》就是这样一个只知其发音而不知其写法的无名者阿quei的传记。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模糊，连他先前的“行状”也颇渺茫。第一章“序”的末尾，在以辛辣的幽默明示这一作品的设定的同时，也给予胡适以轻婉的讽刺。

在十几年后自己的作品里，对顾颉刚这位在《〈红楼梦〉考证》中表现出色的考据派学者加以有点儿刻薄的冷嘲，这是创作《阿q正传》时鲁迅不曾想到的。在开头所引的《理水》中，“鸟头先生”即指顾颉刚，《说文解字》解释说，“顾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的本义是头，所以鲁迅在小说中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鼻”、“赤鼻”等也是取自顾颉刚身体上的特征，鲁迅在私信中每每取为顾的绰号。

顾颉刚在胡适的指导下，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新探索，特别是关于古代圣王的记述的“辨伪”，1923年以来，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开始，后来收入《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的一系列论考，提出了“古史神话层累说”这一大胆的假说，给学术界以强烈的冲击。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圣王的历史，以西周就已有所传承的禹为起点，其后传承中出现的舜、尧、神农、伏羲等相继叠加层累，传承的这一顺序恰好与历史的实际序列相反。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高度评价顾颉刚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小野和子说：“大胆的假说与其论证，对古代史研究的推进作用难以蠡测。”3

在顾颉刚的学说中，禹是怎样被把握的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因为如果禹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那么禹之前设定的帝王们也就成了属于伪造的传说。所谓禹是虫，是顾颉刚按照如下思路提出来的。他说，《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也，从内，象形”，关于“内”，又有“兽足蹂地”之训，由此可以推断“禹”是虫，有足踏地，所以大概是蜥蜴之类；恐怕禹是被铸上九鼎的一种动物，因其在鼎上的动物中最为有力，或其动作是敷土的样子，就被当成开天辟地的人了。虽然这种禹＝虫说，后来顾颉刚自己承认是过分依据《说文解字》的，就为扩而广之的禹＝动物说所修正，然而是当时引起许多学者议论的学术界的轰动性事件。在小说《理水》里面，阿禹的存在终于被众人认可，鸟头先生无法固执于禹＝虫说，将考证学让与他人，自己转而搜集民间的曲子去了。

鲁迅与顾颉刚的不睦，始于二人1926年同去厦门大学赴任之时。鲁迅前往厦门，本拟将用心多年的《古小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