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等付梓刊行，过一段安静的学者生活，不料不久即有了事与愿违的遭遇。其中最难以忍耐的就是由于顾颉刚的积极促成，与胡适、陈源等“现代评论派”有瓜葛的人相继来到厦门大学。当时的人际关系至今亦不能十分明了，但至少厦门大学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在鲁迅看来如同上述，确为事实。陈源(北京大学教授)和《现代评论》杂志，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与翌年的“三一八”事件中，是对声援坚持艰苦卓绝斗争并流血牺牲的女学生的鲁迅始终加以恶意攻击的团体。只是顾颉刚好像几乎没有那样的政治意识，然而这却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了。二人的不睦，发端于鲁迅1927年转任广州中山大学之后，他也相继受聘于同校，为鲁迅所激烈反对，不久恶化至顾颉刚函告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4的地步。当时，鲁迅在给友人章廷谦的信中这样说道：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迅即，实即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准”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

《“人”与“鬼”的纠葛》 第二部分阿q＝“阿鬼”说(3)

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因割掉卵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章廷谦曾由鲁迅动议厦门大学招聘，顾颉刚对章廷谦本人表示赞成此事，但在暗中却设置障碍(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招聘成功了)。虽说有此缘故，而且是私人通信，但鲁迅的用笔着实辛辣，甚至带点刻毒。在这封信里，披露了鲁迅在文字学上的深厚造诣。禹＝禺(禹是禺的略字)，也＝它(也是它的略字，也与它同，可见之于同于蛇)，与此相类，迅＝＝隼，也就是说鲁迅成了隼类的鸟，而不是人，鲁迅这个人并不存在，所以顾氏大可安心勿虑。后来，鲁迅在《理水》里对顾氏的禹＝虫说的讽刺，正是基于他自身的这种“研究”。但鲁迅(严格地说是一个“乡下人”)并不认为禹是禺、即大猿，阿禹这一人物不存在。据他看来，正像叫“阿狗”“阿猫”的人是存在的一样，叫“阿禹”的人也确实是存在的。对于创作《理水》的鲁迅来说，古人的抗洪斗争与他们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形象才是重要的。

让我们回到《阿q正传》的话题，看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另外，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1934年)里谈到“小don”(略称小d)时说，小d“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但关于“阿quei”的由来，还是没有述及。然而关于“禺”，曾给鲁迅讲授《说文解字》的章炳麟有过大致如下的阐释：在中国，鬼这种东西的原义，本来并不是直接指幽灵。从《说文》来看，鬼字从，是鬼的头。禺字从由，与鬼同义。禺本来是母猴。如果鬼是幽灵是无形之物，那么，为什么可以仿照它的头的形象呢?为什么母猴之头能够与鬼之头相似呢?这是因为最初叫鬼的东西，本来是属于狒狒与狐狸之类，生得奇形怪状，见了让人惊愕害怕，于是幽灵便借了它的名。这就是鬼这种东西的由来。(《答铁铮》，1907年；近藤邦康译)5“禺”是“鬼”，这是章炳麟的看法。除此之外，章炳麟还在《文始》、《小学答问》、《说鬼》等文章中，尝试从文字学上来阐释“鬼”。他认为，“鬼”、“禺”和后来以“山鬼”、“山”、“山魈”等称呼的“夔”相通，“鬼”又孳生出“畏”(《说文解字》释为“鬼头虎爪”)。

鲁迅写作《理水》的九个月之后，同为章炳麟弟子的文字学家、与鲁迅同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讲师、厦门大学教授的友人沈兼士，援引章炳麟的学说，加上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发表了题为《鬼字原始意义的试探》(《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36年)的论文。为参考起见援引其要点如下：

一、“鬼”与“禺”同为类人异兽之称。

二、从类人之兽引申成为异族人种之名(“鬼方”、“畏方”)。

三、具体的“鬼”引申出“畏”(可怕)以及其他奇伟(奇大、魁伟等)、怪谲等形容词。

四、借实物之名(“鬼”)来表示想象中人死后的灵魂。

鲁迅是否与章炳麟、沈兼士持同一观点，不甚明了。但他的确知道章氏之说。在这里，如果把章氏之说与鲁迅之说合起来，就成了这样一个公式：禹＝禺＝鬼。只是在章、沈那里，看不到把“禹”当做“禺”的略字的禹＝禺说。正如《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说，在《说文解字》所用的篆书中，“禹”的笔画要比“禺”简单，若从这一点来考虑，禹＝禺说或许是鲁迅的独创。6

由以上考辨试想，鲁迅在《理水》中让一个乡下人说“人里面，是有叫做阿禹的”时，也许唤起了他十三年前的记忆，暗中把这与“人也有叫阿鬼的”叠印在一起。因为不料这两件事竟与胡适门下的这个俊才有了关联。当然这是臆测，但也不能断然否定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我在此偏要用“考证”这种方法试图说明“阿鬼”也就是“名为幽灵的人”是“存在”的。我先说过这或许是鲁迅有意安排的，就是出于上述理由。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的最后一段里说只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这实际上是在暗示“quei”里面有所“附会”与“假借”吧。我的“穿凿”就只是尝试着把这一点作为突破口，代替胡适先生的门生来寻找阐释作品的新的“端绪”。

也许有一天我的这个假说露出了重大的破绽，被人们发现了新的证据，被证明它不过是完全的臆测；可是，即便这样的时刻到来，我也希望这种“穿凿”与“考证”的“尝试”，有助于多少加深我们对《阿q正传》的理解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三部分问题的发端(1)

二问题的发端

鲁迅在谈到改编剧本和翻译时留下了较多关于《阿q正传》的文章。这些文章要而言之，是说这篇作品不是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而是意在探索并刻画“国民的魂灵”，揭示“国民性的弱点”，为读者开出一条“反省的路”。7

一般说来，鲁迅的贯穿始终的文学动机，是在中华民族“灭亡的恐惧”和“再生的希望”的夹缝中，把自己的文学活动作为走向民族再生的奠基。于是，“改造国民性”就成了最大的主题。其中，《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就是鲁迅将其民族认识与思想更总括性的、更直接普遍化的作品。前一篇采用了寓意手法，在一个被自己这个民族是有几千年吃人历史的民族、如今仍在相互吃着的强迫观念所缠绕的狂人第一人称的狂语中，叠印着作者自身的思想与认识。作品的文体类似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但其本质更接近于迦尔洵描写竭尽全力摘取恶之象征的红花的狂人的《红花》。8在《阿q正传》里面，虽然主人公阿q被赋予极为真实的描写，但其行动与心理都极为大胆而又内在地直接打上了作者民族认识的烙印，其真切的写实性与高度的寓意性融为一体。较之鲁迅其他作品的人物，阿q的特征更为显著。

可是另一方面，《阿q正传》也的确给人一种与《狂人日记》迥异的印象。这篇作品的方法更为复杂，更富于冒险性。我认为作者冒险的中心在于名为阿quei的主人公的设定。给主人公起名叫“阿quei”的用意，无论在作品的构想里，还是在创作过程的展开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进入人名的考证之前，首先就这篇作品的特异印象作一大致的勾勒。

在鲁迅留下的作品中，《阿q正传》最长。这篇作品最初分九次在《晨报副刊》(周刊)上连载，每次登一章，各章前面有一简洁的“回目”。这恐怕是连载这种发表方式所自然选择的形式吧，但它也接近于中国传统的白话长篇小说的一般形式——章回小说的文体。从《狂人日记》到《故乡》，虽取材于中国旧社会的地方生活，但每一篇都采用了坚实的近代小说的结构方式。《阿q正传》则与此迥然相异。

《狂人日记》以来的小说创作一直署名“鲁迅”，而《阿q正传》则代之以“巴人”。“巴人”取“下里巴人”之义，作者解释为“并不高雅”。本来“下里巴人”是古代楚国地方歌谣的曲名，后来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总称。另外，“巴人”也用来指乡下没有教养的大老粗。

作者在第一章“序”里对作品的创作动机与篇名的由来都有说明，这也同章回小说开头每每见到的称为“楔子”、“引言”、“缘起”等的一章相似。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9不仅要给阿q做传的“我”是一个与“立言”这一“不朽”之业无缘的人，而且“我”所要传之于世的阿q其人也不是一个“不朽”之人。也就是说，因为只能用“引车卖浆者流”10所用的卑下语言，来给这不能与“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的卑下人物做传，所以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常用的“闲话休提言归正传”的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给这篇作品起名为《阿q正传》。作者通过篇名的阐释申明了这篇作品不是“史传”而是“小说”。

鲁迅是想在这篇作品中实现已经过时的传统小说的文体与探索“国民的魂灵”的思想意图的结合，阿quei这一人名的选择，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据作者说，阿q究竟姓什么到底没能搞清楚。有一回他似乎姓赵，但第二天就模糊了。他的名字，村里的人都叫他阿quei。quei若依一般的写法是kuei，今天的标准音则为gui。可是用哪个汉字好呢?这是个难题。找不见有据可查的文献。是“阿桂”，还是“阿贵”呢?若取前者，过于独断；若取后者，证据也不充分。不过，鲁迅写道：“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

《“人”与“鬼”的纠葛》 第三部分问题的发端(2)

鲁迅的胞弟周作人说，这个阿q有其生活中的模特，这就是他们在绍兴生活时身边的谢阿有、谢阿桂兄弟。兄阿有给人家舂米，性格诚实，受到人们器重；弟阿桂虽说以打短工为生，但游手好闲，做过弄虚作假的掮客。辛亥革命爆发，杭州光复的消息传来，官员们纷纷逃走，阿桂在绍兴街上来回走着大声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周作人又说除了阿桂兄弟之外，还有周氏家族诚房的凤桐(字桐生)，是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所描写的阿q求婚事件的实际生活中的模特。这些回忆表明，阿q这一形象的形成实有几个生活中的人物作为模特，其中阿桂这个人物的存在对于阿q名字的选择给了作者以重要的启示。鲁迅自己在关于《阿q正传》的剧本改编与版画绘制的信中说道：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寄〈戏〉周刊编者信》)

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致刘岘》，据《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679页)这表明鲁迅心目中的阿q是一个极真实的打短工的农民形象。

可是，作者的指归并不仅仅是具有如此特征的农民的再现，正如已经述及的那样，他的本意是要刻画“国民的魂灵”。这就使阿q这个人物形象极为复杂。周作人也说，阿桂之所以成为这篇作品的模特，正因为他的名字。的确，这篇作品的特殊性是给主人公起了一个与阿桂同音的名字，并且把kuei写成quei，推出了阿q这一人物。

那为什么必得是q呢?据周作人说，鲁迅曾说过q这个字体像长了条小辫子的样子有意思。的确，辫子在这篇作品中，让人看到比描写围绕辫子展开的悲喜剧的《头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