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涤平、驻浏阳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带兵讨伐变兵，鲁涤平按兵不动，李仲麟态度不明。18日，谭电召驻湘潭的第二区司令张辉瓒进省密谋应付，但因兵力单薄，不能有所作为。原驻省城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与驻浏阳的李仲麟都是程潜的旧部，都是谭所要排斥而未及动手的对象。谭以第二师师长一席为饵，诱致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受其利用。谭所恃以维持政权的就是宋、张两部。湘西问题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林修梅，谭只得把驻省城的第一旅调去进行讨伐。有人认为林修梅到湘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谭的主力军吸引到湘西去，接着就有平江兵变发生，谭的另一心腹萧昌炽被杀，而此时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平江变兵。平江兵变是具有倒谭的目的的，李仲麟就是兵变的主谋者和策动者。事变发生后，李仲麟与变兵所推举的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起来，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第二旅里应外合地压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只得授意省议会于18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谭本人也发出巧电遵照省议会的决议解除湖南督军，自任省长，并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这个电报显然又是个缓兵之计，因为省宪法在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根据省宪法“民选”省长，总司令一职也要废除，谭仍可当选省长而将军民两政揽在自己的手里。以前谭把省长比作督军的“小媳妇”，表示本人决不做别人的“媳妇”，现在又自甘为“媳妇”而将军权交出，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谭一面用缓兵之计和缓政潮，一面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救他的危机。

11月22日，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第五、第七两团都是第三旅旅长鲁涤平的部队，鲁在事变中虽然表示中立，但是他的部队已经倒向联合倒谭的一面，因此形势更为严重。这个电报发表，长沙城立刻沉浸在极大的混乱中，所有“马嘶团”、“元勋派”的人物纷纷提出辞职，再一次表示“与畏公同进退”。

23日，谭召集军政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谭延闿提倡湖南自治后，为了表示尊重民意，从此时起，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省政府重要会议，长沙各报每家得派负责人2人参加。这是作者参加军政联席会议的第一次。谭走后，此例维持不变。。谭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以不走，但赵、鲁二人都默无一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也都不敢有所表示。谭见形势对他不利，只得表示本人愿意下台，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林支宇或曾继梧继任省长。他说他下台后决不离开长沙，如果在本人任内发现账目不清，即当自杀以谢湖南人民。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赵表示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城秩序，但并不挽留谭。他谈到于应祥以部下而杀害长官，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制裁，也应当自杀，说着，他也哭出声来。鲁涤平最后发言说：“畏公(谭)是全国伟人而不仅是湖南一省的伟人。畏公表示高蹈，我们不应当以私害公。今天这个会议，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具有双重的意义。张振武是我手下的团长，我已经命令他不许乱动，如果有所动作，我也应当自杀以谢长官。”

会议结束后，谭向省议会提出了辞职咨文，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24日，谭由总部迁回私宅，通电表示已经交卸总司令，并向议会咨请辞去省长，这个电报措词极为含混，并未表示坚决下台之意。接下去湘军将领纷纷发出拥戴赵为总司令的电报，只有蔡巨猷、宋鹤庚的联名敬电(11月24日)，除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到民选省长产生时为止。

25日，赵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日，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于29日就职。在谭下台的时候，省外倒谭各军怕中谭的缓兵计，一定要谭离开长沙，谭还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稍缓几天动身，也没有得到允许，谭被迫于27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谭延闿夫人因难产死于上海，谭派人迎柩回湘安葬，此时正在途中。28日，谭所乘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柩轮船相遇，无法停靠。谭到上海后写信给他的朋友，认为“相逢不相见，存没两难安”，言下不胜凄然。

29日，国民党军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且盼望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12月5日晚间，长沙又发生了兵士闹饷风潮，变兵为第二旅第四、第五两团兵士，曾冲进总司令部劫走现洋2万余元，并将什物捣毁，又到第一师司令部及赵恒惕私宅大事劫掳，赵逃至北门外美国领事馆躲避。但是驻守长沙的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叶开鑫属于赵派，因此被变兵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坚决不肯接受新职，并与到省不久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出面来劝告变兵归队，同时商会担任筹饷10万元发清11月欠饷，以后按月发饷，7日闹饷风潮全部平息。廖家栋到美国领事馆迎接赵恒惕复职。长沙闹饷案与平江、常德两次闹饷的性质完全相同（12月3日，常德第一旅兵士也发生了闹饷风潮，宋鹤庚急避得免），系幕后鼓动者利用兵士们的经济要求，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赵恒惕并非手无寸铁，所以他没有步谭延闿之后尘被迫下台。

关于处置平江变兵的问题，赵坚持被变兵推为第十二区司令的于应祥必须去职，以肃军纪。但在程派的庇护下，于应祥将第十二区并入第六区而改任第六区副司令。

长沙闹饷案结束后，李仲麟经常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他在湘军将领中是一个最露锋芒的人物。此时谭派各军已经陆续调回长沙，因而发生了九个司令订立同盟对抗程派的风声。由于谭派“军师”张辉瓒的建议，赵召集司令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湘军出兵援桂和滇军假道等问题。赵恒惕指定滇军通过路线后，开到晃县一带的滇军与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部发生了武装冲突。12月24日，李仲麟应召由醴陵到长沙，当天深夜就与第四团团长瞿维臧等8人在私宅受到突击，被割下首级来，悬挂在理问街一带的电杆上。廖家栋也在被擒之列，由于他在闹饷案发生时竭力劝导变兵归队，所以赵派网开一面把他放走了。

25日，赵发表通电宣布李仲麟、瞿维臧的罪状，指斥他们“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约期起事”。从此程派将领全部被消灭，而赵与国民党军政府的关系也就显著恶化了。

李仲麟被杀后，于应祥化装逃走，不知去向。赵升任叶开鑫为第二旅旅长兼长沙戒严司令。此后，湘军谭、赵两派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湖南程派军人失败，对国民党的打击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军就可以发动起来进攻广西，同时李烈钧可以进攻江西，（李烈钧已由贵州到湘西，与滇军杨益谦等会合，并与王育寅残部及由四川退抵鄂西的蓝天蔚军打成一片。湘局发生变化后，王育寅逃往汉口，蓝天蔚则到夔门与川军旅长张冲接商防务，即被川军扣留。1921年3月23日，蓝被川军解往重庆，31日在川军第一军司令部以手枪自杀，外传死因不明。）南北形势必然产生有利于国民党的重大变化。不料此着失败，国民党的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广东一省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1）

一各省涌现废督和民选省长的运动。国民党内部的新裂痕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取消两广自主，而北京政府竟据以宣布“全国统一”，这一措施引起了全国的冷嘲热笑。国民党随即否认桂系军阀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的行为，并将军政府恢复改组而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南北两个政府，根本谈不到“和平统一”。

在这时期，西南方面川、湘、滇、黔四省都已宣布“自治”。“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又有所不同，它在一省范围内“保境息民”，脱离南北两政府，保持局外中立，但对北京政府并不采取敌对的形势。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为最早。1920年湘军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来进一步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其实，这种“自治”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外省军阀侵入本省，而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卫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军阀首先发明了这个办法，随后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作为驱逐客军出境，巩固割据势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两个军阀，除桂系军阀因退出广东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军阀因在四川站脚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统治权。

以前军政府虽系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还不失为西南各省所公认的南方统一机构。而改组后的军政府，由于各省宣布“自治”，仅成为广东一省和国民党一派的军政府，其势力不能越出广东的范围。

北京政府于1920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广西、四川两省军阀的授勋令；又于1921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

对于湘、滇、黔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这些就是北京政府促成“统一”的具体措施。但是，除广西军阀外，刘存厚无力控制四川，四川军阀一致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军阀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归附北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卢焘对于北京政府劝诱“北附”的电报也都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仍在国务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于每周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原来帝国主义集团所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声明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北京政府就耍这套滑稽手法，企图骗取借款。但它没有得到什么。

北京政府大做“统一”文章 的时期，“自治”运动不仅在南方各省蓬勃开展，而且波及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运动的高潮：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议决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选代表到上海，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1921年1月17日)；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1920年12月31日)后，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从1920年冬天起，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以上情况说明，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北京政府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骗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曾经考虑过接受西南各省自制省宪的要求。可是这种地方割据与北方大军阀的利益存在严重矛盾，因为后者抱有更大的野心，不以割据一省为满足。由于大军阀不答应，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再有表示。但是，在各省自治运动的巨大声势下，北京政府经常摇摆不定，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王瑚(江苏人)；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夏寿康(湖北人)。北京政府当然不敢调动兵权在握的各省督军，却想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和缓日益汹涌的各省自治浪潮。可是这个办法也受到各省军阀的反对，因为他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