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任命省长而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他们就拒绝这个省长到任。以湖北为例，夏寿康受到王占元(督军)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又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与废督问题是分不开的：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争得本省人为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督军的小媳妇，而不能有所作为；即使督军为本省人，也是地方自治其名，军阀专政其实，与真正民主和人民自治运动毫无共同之点。

北京政府为了和缓各省自治潮流，曾于1920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和清朝末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都是欺骗手段，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任务没有完成，各省自治运动代表和西南各省军阀都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先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这和北京政府所拟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是大有出入的。

关于废督问题，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之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害，曾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靳云鹏都不接见他们，派府秘书长吴笈孙、院秘书许钟潞代接见。吴、许二人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更谈不到废督。代表们气愤地说：“这样的中央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各省不如脱离中央的好。”许钟潞冷笑了一声，公然回答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离不脱离都不在乎。”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废督即从江苏开始。但是北京政府不仅发表了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自治运动在南方也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其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西南各省军阀宣布“自治”，成为北伐的严重阻力，孙中山颇不谓然。在此以前，章 太炎曾致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劝其另组联省自治政府而勿恢复军政府。陈炯明在驱逐桂系军阀后，本想做“广东王”而不愿意出兵北伐，更不愿意在广东省政府之上有一个军政府。他不敢露骨地反对孙中山，却一面下令筹备广东“自治”，一面派员与赵恒惕、唐继尧联络，进行“联省自治”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是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对立的。

二顾品珍带兵回滇赶走唐继尧。孙中山迎接唐继尧到广州

西南各省盛倡“自治”的时期，滇军退出四川，桂军退出广东，南方两大军阀的扩张政策相继破产。湖南军阀谭延闿、贵州军阀刘显世也都被逐下台。刘显世逃到昆明，在唐继尧的支持下宣布接受军政府总裁一职(1921年1月16日)，可是那时唐自己的地位也已摇摇欲坠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2）

滇军退出四川后，积欠军饷900万元无力应付。唐继尧请求军政府予以接济，孙中山表示无能为力。唐即与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他们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以先交定金200万元，并赠唐干股200万元为交换条件。消息传出来，云南省内外人士一致反对，因此美商不敢投资，唐的筹饷敛财计划成为空谈。

唐继尧的同祖兄弟唐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因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有案，所以改名。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以一身而兼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等职，权重一时，云南军人对于唐氏兄弟“家天下”的作风，早已侧目而视。滇军退出四川，唐氏威信下降，于是这个局面便不能保持下去了。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行抵宣威时，外间就有云南不久将发生政变的谣言。唐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请顾担任东防督办，指定迤东为其防地，并承认迅速发饷以安军心。顾接受了东防督办一职，并且通电表明本人并无政治野心。后来欠饷并未发下，军心日益动摇，于是谣言又沸腾起来了。

1920年年底，叶荃在寻甸召开会议，密谋进攻昆明，取唐而代。叶部旅长李永和向唐告密。

1921年1月29日，叶荃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唐派兵前往弹压，在杨林板桥与叶军发生了遭遇战，2月5日叶因兵败逃亡，所有被俘军官多被就地处决。正当其时，顾军兼程南下，7日进抵距省100里的杨林口。唐鉴于顾军声势浩大，自己的可靠部队一时不能调回，只得派周钟岳前往杨林口欢迎顾军入城，当天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去现款50万元，并将私人财产移存车站。8日为农历元旦，顾军尚未入城，唐即在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向迤南出走。

顾品珍于9日到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并未列名，此时他还假惺惺地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司令(唐继虞)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他又电请唐到广州接受军政府总裁一职。刘显世并未随唐出走，省长周钟岳亦未去职。唐部有三团留在昆明，均得保存未动。

顾品珍在云南取得政权，北京政府大为高兴，因为与顾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已经投靠北方，北京政府认为云南“北附”不成问题。可是北京政府说了许多好听的话，顾的态度却很暖昧，最后也挂上了“自治”招牌而成为西南“联治”运动中的一个支柱。

唐继尧退出昆明时，云南代表李小川搭乘广东轮由上海取道香港回往云南，当时各省军阀派私人代表到各处联络，实际上所谓某省代表只能代表该省军阀个人。李小川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唐继虞是他的学生。他在船上碰见了国民党人汪精卫和张继，并且得知唐已被迫离开昆明，取道河口行抵海防。在风平浪静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从舱里出来，站在船舷上聊天。张继要求李小川到海防时，劝唐出洋“养望”，不要到广州来做“空头”总裁。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军政府只是广东一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西南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因为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失去了湖南。萱赓(唐)和川、滇、黔三省当局的关系都很坏，如果到广州来，先生(指孙中山)要拉拢这三省就很不容易了。”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认为：“如果中山先生因唐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证明重力而不重人，足以影响中山先生的领袖风度。其次，在目前情况下，川、滇、黔三省是拉不过来的，而唐并未倒下来，实力依然存在，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拉拢的人，就将一无所得。”汪精卫听了这番话，便邀请李小川到广州和孙中山一谈，以便研究孙、唐合作的具体问题。

他们到了广州，张、汪二人介绍李会见了孙中山。孙殷切地问及长江一带的情况，并不提到云南问题。李却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云南问题上。孙淡漠地说：“萱赓有权有势时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李认为唐并未失败，只是受了一番挫折，而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必须受过挫折才肯服从别人。孙不愿意听下去，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从孙中山十分激动的态度中暴露出：孙、陈二人已经势成水火，国民党的分化已经发展到快要破裂的边缘。此时孙中山虽然觉悟到吸收军阀和假革命分子来扩大革命队伍，不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可是他在军阀和假革命分子以外，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动力，还在千方百计地拉拢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他不重视唐继尧，正是害怕拉拢唐而使顾品珍跑到更远。李小川针对着孙的这种心理，待他意气稍平之后，进一步对云南局势作了一番分析。他说，“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重要关键”。李这么一说，孙的脸色就变得好看多了。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到广州共商大计。1921年9日唐由广九路到广州时，孙、唐、伍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唐下车后，军政府立即举行盛大宴会表示欢迎，大家都以“萱帅”相称。唐在宴会上吹嘘他离开云南并非由于军事失败，乃是避免同室操戈。接着孙致词说：“萱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萱帅不把云南视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萱帅贺!”

李小川、汪精卫都参加了这次宴会。汪向李咬了一个耳朵说：“小川先生，我对萱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李问他从前的看法是怎样，现在的看法又是怎样。汪翘起大拇指来说：“以前我认为萱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唐到广州后，国民党不但可以利用他的军事力量进攻广西，而且可以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促进总统的选举。他是军政府的总裁之一，以前也是反对广州国会选举总统之一人，而现在由反对派变为赞成派，在七总裁之中赞成派就可以占到多数。另一方面，由于与孙合作，唐把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旅从迤南地区开进广西边境，使这部军事力量保持在他的手里，对他也是有利的。

3月31日，唐第一次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的议案。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3）

三刘存厚兵败出走陕南。卢焘宣布贵州“自治”

关于四川局势，前文曾经说到四川各派军人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出境。那次战争使四川中层军人的地位日益上升，野心日益扩大，因此战后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刘存厚不能控制他们，就是熊克武也不能不“推位以待来者”熊克武原任四川督军(南方所派)，以前兵败出走时并未宣布解职。这次战胜滇黔军后，1920年12月31日才自动卸任。。在四川省政府未组成以前，四川各军在重庆先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十分明显，这个办事处处长就是变相的督军或总司令。早在1920年12月10日，重庆军事会议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于1921年1月9日联名公布出来。四川是继湖南之后宣布自治的第二个省。可是北京政府对于四川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发表了大批授官任职的命令，这些职位安排也不恰当，所以1月12日熊克武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这些表示，对于北京政府的粉饰统一，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在这形势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不敢接受督军一职，并且不得不伪装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一面却打密电告诉北京政府说，他是始终拥护“中央”的，但是目前形势还不宜于公开表示态度，请求“中央”予以谅解。北京政府正因在四川问题上碰了钉子，丢了大脸，就把这个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样一来，刘存厚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因此刘又打电报埋怨北京政府不应该泄露“私房话”，使他“无地自容”。

刘存厚另有两个秘密也被发觉。第一，他以“军长”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刘湘即将陈能芳撤职。第二，唐继尧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密电本，即将周扬解交重庆“联合办事处”处理。这两件事使川军第一、第二两军将领大为忿懑，他们联名通电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进攻成都。

联合军发动后，刘存厚所属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与北路军会合，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2月12日，刘存厚被迫通电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