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取消自治为条件。吴认为谭、赵之争不是湖南局部问题，如果谭军得胜，下一步骤就是南军出兵武汉，讨伐直系，因此不能置之不理。但是，赵只求接济军火而不愿北军投入战斗，他知道如果借助北军，自己一定会站脚不住，他仍然要利用“自治”这块招牌作为保全势力的工具。这一态度使吴大发雷霆，曾一再施加压力，赵就用老一套的办法来应付，表示必要时期他可以带兵退往湘西，让南北两军在长衡一带直接冲突，这样，他就由当事人的地位转化为旁观者的地位，可以保全实力，待机重来。这个办法使吴无计可施，因为吴的主要敌人在北方，在奉系军阀仍然强大的时候，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南方来。

吴虽接济赵军军火，但从来不肯予以充分的接济，要打完一仗才拨运一批。吴鉴于以前王占元接济湘军军火而湘军用以驱王，湖南如不取消自治，总不能取信于人。谭军退出湖南后，吴又一再催促赵军乘胜追击入粤以除后患，并取消自治，赵可以取得湖南省长、督理湖南军务、两湖巡阅副使兼援粤军总司令等头衔，同时可以取得军火和军饷的充分接济。赵仍然婉词加以拒绝。

在湖南内战的过程中，赵军取得军火接济是谭、赵两军决定胜败的重要关键。而吴逼迫取消自治，不肯充分接济军火，却又是赵军不敢进攻广东的主要原因。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3）

二广东东江的拉锯战。帝国主义派舰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提取关余。国民党改组。广州商团叛变被削平

广东自沈鸿英叛变被击走后，北江沈军残部勾结北军不时向南反攻，东江仍为陈家军所盘踞，西江也有沈桂军，粤南则有邓本殷、申葆藩等势力负隅琼崖一带，广州政府仍然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也都是些打着革命旗帜的野心军阀，并不热心于东征西讨，而他们争权夺利的本领却十分厉害。1923年6月，沈军、北军乘广州政府用兵东江的时候，发动猖狂反攻，占领韶关、英德、南雄、仁化、始兴、翁源一带，西江沈桂军也乘机进至德庆、禄步、悦城等地。7月3日，沈、北等军被滇军击走。6日，孙中山亲自到韶关布置防务，18日，粤军第一、第三两师攻下梧州，广州局势才又一次安定下来。

孙中山受陈家军的牵制不能出兵北伐，使奉皖两系的反直军事受到影响，因此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都劝孙中山与陈炯明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北伐。北方政客梁士诒、叶恭绰，南方有关人物章 太炎、于右任、柏文蔚等，也都先后从事调和孙、陈，但都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直系却用金钱、地位收买广东军人投降北方，除粤军黄大伟变节投陈，滇军杨如轩、杨池生两师叛附直系外，驻粤海军司令温树德也于10月30日率领永翔、楚豫、同安、豫章 四舰开赴汕头，通电赞成“统一”。

段祺瑞曾派吴光新入粤调和孙、陈，建议陈炯明自将一军攻闽，林虎一部则由李烈钧率领攻赣。由于调和失败，皖系便又反过来帮助孙中山解决“陈家军”。7月上旬，卢永祥接济臧致平(驻闽皖系军)大批饷械，叫他联合东路讨贼军孙本戎(孙系许崇智部，也在闽南一带活动)由饶平、黄冈进逼潮汕，因此“陈家军”被困于孙中山部讨贼联军与皖系闽军的钳形攻势下。“陈家军”改推林虎、洪兆麟为正副指挥，首先集中力量应付皖系闽军，仅留少数部队防守龙川、老隆及惠州两线，因此讨贼联军得以乘虚而入，直抵惠州城下。7月21日，林虎部攻下饶平、黄冈，前锋侵入闽境平和。同时臧致平部因受驻闽海军杨树庄与在闽投机军阀王永泉攻捣后方的双重威胁，不得不迅速撤退。7月31日，王永泉部占领泉州，8月8日，林虎部占领漳州，臧部退守厦门。于是林虎、洪兆麟便又调回兵力来救援惠州。

“陈家军”大举反攻后，8月23日孙中山亲到石龙指挥作战，次日到博罗与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会晤。许劝大元帅不宜身临前敌，孙即回驻石龙。随后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退守飞鹅岭，许崇智在博罗被围，孙催促滇军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迅速赴援，他们却借口不发饷不能打仗，迟迟不肯出发。幸而正值东江水涨，“陈家军”被阻于水，未能攻下博罗。

东江大战时期，沈、北两军不断反攻北江，幸而沈军已成强弩之末，不能长驱直入。9月上旬，邓本殷、吕春荣、申葆藩等部也在南方发动侵入高雷一带，声势十分猖獗。

9月10日博罗解围后，11日讨贼联军从侧面攻下惠州后方平山，孙又到前线亲自发炮攻打惠州。此时“陈家军”将闽南军队扫数调回潮汕，洪兆麟部由紫金、横沥猛攻马鞍、馒头等岭，杨坤如部也从惠州城冲杀出来，声势颇为嚣张，讨贼联军被迫放弃河源，退守博罗。另一路放弃平山、淡水，退守广九路南端平湖。10月下旬，洪兆麟配合地方民军绕道攻占平湖，北路“陈家军”也已攻入博罗、增城，两路直逼石龙，广州大为震动。孙中山下令，各军将领凡退回石龙者一律处以枪决，但滇军蒋光亮部仍然不战而退，幸而范石生部赶到，才把石龙守住。

此次讨贼联军大败，主要由于主客军不合作，滇军不肯力战，客军到处搜刮引起了各地民军的武装反抗。11月3日，孙又由广州到石龙督战，但因各军均无斗志，11日退驻石滩车站。12日石龙陷落后，前方溃兵就像潮水般夺车退回石滩，迫使大元帅专车逆行退回广州。孙派兵在大沙头截堵溃兵，勒令缴械，才把这股逆流挡住了。

“陈家军”倾巢而出，志在夺取广州。孙也把北江滇军扫数调回救援广州，并令谭延闿部湘军接防北江，樊钟秀部豫军(吴佩孚派来攻粤的军队，在北江起义投孙)投入前方作战。11日15日，孙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宋、鲁、谢、吴、蔡五人为湘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许崇智不甘居杨之下，负气请假赴沪。从18日到19日，广州市展开了血肉横飞的争夺战，洪兆麟猛攻石牌，李易标(原系沈鸿英部将)猛攻龙眼洞、瘦狗岭，他们都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讨贼联军将领也都亲自上火线督战，因此双方死伤极大。20日以后，“陈家军”因攻势受挫才迅速撤退，26日放弃石滩、石龙退回惠州，从此东江方面又转入两军相持的阶段。

广州解围后，讨贼联军迫切需要解决军饷的问题。11月23日，孙命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所扣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帝国主义认为与广州政府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公然置之不理，让其向北京政府交涉。孙一气之下，准备直接向粤海关提取关税。12月1日，北京外交团训令广州领事团警告广州政府，如果敢于截留粤海关关税，即以武力对付。12月5日，伍朝枢复以照会说，海关为中国税收机关，应受中国政府节制，我们拟令广州税务司勿再以税款解往北京，这是中国内政，你们不能干涉。本政府拟再等待两星期执行，希望考虑回答。

帝国主义看见广州政府不受威胁，不禁恼羞成怒。12月7日，英、法、美等国竟调来军舰17艘驶入白鹅潭示威。10日，北京国务院电劝孙对海关问题应“慎重将事，勿引起列强干涉”。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激怒了广州市民，16日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孙接见了市民代表，表示将以正式公文通知税务司接收关税。21日，两星期之期届满，帝国主义不作任何回答。24日，孙命令广州税务司将本政府辖境内所收关税，除按比例偿还外债及赔款外，其余均应由本政府以命令支付，如果敢于抗令，即派员前来接收海关。30日，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训令广州税务司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欺软怕硬的，由于孙中山采取了强硬政策，广州英国总领事只得出面调停，海关承认拨付关余，但须指定为兴修西江水利之用。这是帝国主义用以遮羞的一种说法。

这是广州政府第一次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在此以前，孙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并且慑于帝国主义表面上的强大，以为它们是不可以被战胜的，因此在历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仅以本国军阀为革命对象，从来不敢触及帝国主义。可是帝国主义所乐于支持的是北京政府，对于孙中山一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妥协，除了换得冷眼蔑视而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帝国主义拒绝与广州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广州政府应得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为发动内战之用，这件事情曾使孙中山大动肝火，但又莫可如何。此时孙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愿再受人之气了，他第一次采取强硬政策，不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打了漂亮的胜仗。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戴上“纸老虎”这顶纸冠，是当之无愧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4）

外交胜利后，孙中山于1924年1月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出兵北伐与统一广东财政等问题。他首先说明护法问题已经结束，对于几年以来西南护法的结果，曹锟反而利用国会进行贿选，国会议员公然出卖人格，言下不胜遗憾。他说他回到广东后仅用大元帅名义而未建立正式政府，原期曹锟、吴佩孚觉悟，达到和平统一。不料曹、吴利用沈鸿英、陈炯明扰乱广东，和平已经绝望。他建议采取革命手段创造一个新国家。接着讨论政府名称，李烈钧主张定名为建国政府，刘震寰主张用国民政府，蒋光亮则主张用建设政府。最后决定为“中华建国政府”，责成大本营各部长筹备组成(后来许崇智来信反对，因为徐树铮在福州用过这个名称，因此国民党代表会议议决改用国民政府)。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军政、参谋两部部长与讨贼联军各总司令迅速筹备进行。关于统一财政问题，责成各军于一个月内将所占征收机关交出。

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本来是在直系军阀篡夺总统的时候决定了的。孙中山曾于1923年10月9日通电讨伐曹锟，致电各国请其勿承认北京贿选政府，并拟将大元帅府改组为正式政府。这一问题，事前曾派路孝忱到奉天征求意见，张作霖表示，如果广州组织政府，他一定首先通电表示拥护。后来由于东江战事发生，组府计划只得搁下。直到此时才又提到日程表上来。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几十年，始终没有找到革命成功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去了胜利的果实，他仍然逃往日本做了亡命客。后来从讨袁战争到护法战争，他虽然屡次回到广东组织政府，但不是被野心家排挤下台，就是被自己的部下倒戈逼走。他所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把革命当作投机事业、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的军人政客；他所拥护的国会，后来堕落成为直系进行贿选的工具；他一手提拔的陈炯明，后来成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徒。目前支持他的滇桂军将领也并非善类，有钱才打一仗，没钱就按兵不动，他们都是来做买卖的，不是来革命的。特别是滇桂军就地筹饷、开放烟赌、横征暴敛的行为，引起了广东人民的严重反感，甚至影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孙实在受不了，曾有一次召集杨希闵、刘震寰训话，说到沉痛处，不禁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说道：“你们戴了我的帽子，却来蹂躏我的家乡!”

1923年6月12日，即当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州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大会正确地作出了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此后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骤团结和改造国民党，使它成为各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盟。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11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国民党开始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但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因战争未停而延缓进行。到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才正式宣告改组该党，随后通过了以三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党纲和与此相适应的三项改组方针。共产党员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次大会成了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飞跃发展，军阀的衰朽势力将迅速趋于瓦解与灭亡。在改组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左派分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外，勾结帝国主义的右派分子则公开表示反对，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