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则把自己打扮成为“左”派，暂时地混在革命阵营的里面，以培植自己的力量，这是后来国民党分化的一股暗流。

前面说过，以前孙中山依靠军阀来革命，这些军阀饥附饱走，因此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孙中山取得了苏联的帮助，于1924年1月24日筹办黄埔军官学校，5月建校完成。苏联派来军事教官并供给武器，共产党派周恩来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为教官。这个学校的组织和训练都是取法于苏联红军的。以军校学生中党团员和青年进步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后来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出师北伐的主要军事力量。

但当国民党开始改组和革命武装尚未建成的时期，反革命势力仍然相当强大。1924年2月间，“陈家军”公然卸下了“联省自治”的外衣，林虎奔走于洛阳、南京之间，叶举、林虎、洪兆麟竟联名通电赞成“统一”。3、4月间，“陈家军”又出动到闽南，协助直系军阀孙传芳进攻困守漳州的臧致平。4月11日，洪兆麟、尹骥等由饶平开拔赴闽时，公然通电称曹锟为“大总统”。由于“陈家军”倾巢向外发展，讨贼联军又一次一路无阻地深入东江，占领飞鹅岭，并围攻惠州。4月19日，孙中山致书惠州守军招降。这次战争又因东江水涨而告停止。

4月20日，洪兆麟会合王献臣、赖世璜等部攻下漳州。5月8日，他们又一次回师救援惠州。11日，久不露面的陈炯明在汕头召集林虎、洪兆麟等举行会议，决定乘联军方面湘、滇军不和和孙中山病势沉重的时机，派叶举、林虎、洪兆麟为中、右、左三路指挥，大举反攻。此时沈鸿英已经无足轻重，因此直系军阀把消灭广东革命势力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陈家军”的身上。5月18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命林虎为广东军务督理，叶举为省长，洪兆麟为潮梅护军使，并调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

直系军阀看出“陈家军”无力单独攻下广州，又从北方调兵遣将，以为外援。吴佩孚命孙传芳以闽粤边防督办名义移驻闽南，畀以进攻广东的指挥全权，并调驻防彰德、顺德的陕军胡景翼部南下“援粤”。但是孙传芳无意于冒险南征，胡景翼也借口等待军饷不肯开拔。这一时期，北军进攻广东的计划未能实现，“陈家军”不敢单独作战，而许崇智回粤后被任为讨贼军粤军总司令(5月22日)，联军内部主客军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大家观望不前，因此东江战事又趋停顿。

革命统一战线建成后，引起了内外反动势力的震动，帝国主义便又加紧了从广州内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并配合外来力量，以便颠覆广州政府的活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5）

广州商团是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武装组织，原有团员3000余人，团长就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1924年年初，又有5000余人报名加入该团。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宣布抽收铺底捐，以便统一马路业权。广州商团在内外反动派的策动下，公然宣布总罢市，并集中商团准备武力抵抗，省长杨庶堪被迫收回成命。因此，商团更加猖獗，竟与地主武装乡团组织联防以壮声势。8月4日，陈廉伯通过粤汉路总理许崇灏(许崇智之兄，商团分子)，向军政部领得购枪执照，并向挪威商南利洋行定购步枪4850支、子弹115万发，连同驳壳枪、手枪共计长短枪9000余支。为了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广州商团发起于8月13日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并于事前推定陈廉伯为“联防总长”。商团的购枪执照载明，此项枪支在40天内运到，但到8月10日(领照后的第六天)即已运到，而且枪支数目与执照数目不相符合。这些情况引起了孙中山的怀疑，于是命令新任省长廖仲恺扣留当天驶入省河的挪威轮船哈佛号，派遣永丰舰将该轮押往黄埔停泊，并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命令发表后，陈廉伯当天逃往香港，但是已经到省的各县商团代表和广州商团代表公然开会挽留陈廉伯，并决定如期召开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大会。12日，商团2000余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发还被扣枪支，声称扩大商团武力，联合各县商团，都是商人的自卫行为。孙中山表示：“此案枪支数目与运到日期都发生疑问，应待查明处理。”

13日，广州市商人休业一天，庆祝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并在晚间举行提灯盛会，恍如欢度元宵佳节。15日，各县商团继续派遣代表到省向帅府包围请愿。19日，孙中山回答商团代表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政府规定：商团领枪每支作价160元，其已付款者仍须补缴60元。商团对此表示不满，坚持无条件发还。20日，廖仲恺出有布告说：“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8月14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奉帅令予以通缉。”布告发出后，当天商团竟在西关布防宣布戒严，夜晚9时半即将闸门关闭。次日，商团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总罢市，佛山首先罢市，东莞商团竟与驻军刘震寰部发生冲突。24日，孙中山调兵进省镇压商团暴动。25日，广州宣布罢市，到此全省罢市者已有138埠。在反动商团公开反抗政府的严重形势下，广州政府内部还有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伍朝枢出面来调停，各军领袖也派人劝告各商店开市，但都没有效果。孙中山命令省河舰队必要时得向商团总部所在地的西关开炮。29日，广州英国总领事致函恫吓广州交涉员，如果广州当局炮轰“不设防”的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以为报复。同一天，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也出面来调停，与商团代表议定五项条件：一、陈廉伯通电拥护大元帅，大元帅下令取消通缉；二、商团枪支由滇军担保发还；三、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的节制，其章 程须交省长核准，如有争执，由调解人仲裁之；四、商店即日复业，军队同时解严，调省各军一律开回原防；五、商团领械时报效军费50万元。以上条件，由商团负责人与调解人共同签字，孙中山予以批准。当天有部分商店复业，次日全市商店全部复业。

商团事件有些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帝国主义在事情弄得很糟的时候，不得不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它所卵翼的商团。可是站在革命旗帜之下的军人，却以第三者的姿态，站在自己的政府与反动商团之间进行调解，而所商定的条件又是完全符合于反动商团的要求的，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政府下不了台，因而插上一手，为政府作退却的掩护吗?显然不是。事情表明：企图颠覆政府的陈廉伯，只须通过一纸电文，就仍然可以回到广州来担任商团联防总长，而用以颠覆政府的军械，只须缴纳50万元，也就可以重入商团之手。这样一看，滇军军官就不是站在政府与商团之间，而是站在反动商团的一边了。

孙中山本来讲明陈廉伯必须承认“勾结英国，图危政府”，彻底表示悔过，才能发还军械。陈廉伯在9月15日的通电中仅仅表示拥护政府，并未表示悔过，因此未将军械发还。于是商团发表宣言，攻击政府丧失信用，酝酿第二次总罢市，调解人范石生等也都催促政府发还枪械。此时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经发动，孙中山忙于调兵北伐，因此9月18日下令赦免陈廉伯，但是关于枪械问题，商团必须依照政府条例进行改组，并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回，以免为野心家所操纵。商团则坚持必须由所派代表一次领回。由于领枪问题未解决，商团、乡团又在佛山联合开会，议决“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并借口取消苛捐杂税，煽起各县民变。

此时孙中山在韶关调动北伐军队，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调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并任命福军司令李福林为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由于东江联军调往北江准备北伐，“陈家军”一路无阻地进抵石龙。商团认为孙中山早晚将要放弃广州，陈炯明政权复辟指日可待，他们发动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10月10日，在商团的号令下，广州商店没有一家开市，西关各街闸门一律加锁关闭，仅留单人通过的隙地维持交通。当天工农群众和学生5000余人举行国庆游行经过太平路时，商团军千余人公然开枪向之射击，西濠口商团军也就拦路加以迎击，游行者被打死10余人，受伤及被捕者100余人。

西关血案发生后，胡汉民派李福林到商团总部协商，以20万元的代价发还了枪械4000余支，这一行动更加助长了商团的气焰。11日，商团声称发还枪械不足半数，拒绝开市，他们派队巡街，迫令商店重行闭市，并提出无条件发还全部枪支、废除苛捐杂税、造币厂改为商办、以商团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等要求。他们公然张贴布告劝孙中山下野，并称：“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决予以痛剿”。又公开宣传粤军(陈家军)不日反攻，煽动北江商团截断省韶交通，开到省城共图大举。10月10日以后，各县商团、乡团纷纷自由开进省城，准备投入战斗。孙中山接到这些情报，曾拟放弃广州，将所存军械扫数运到韶关来，广州留守人士则主张将大元帅府移往肇庆。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才取得一致，认为广州革命根据地不可动摇。因此，将许崇智的粤军及吴铁城的警卫军从东江调回，并命永丰舰开到省河，加强广州市的警戒。14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市内一切商团机关。15日，商团准备抵抗，广州领事团公然叫嚣要派水兵登陆进行武装调停。但在政府军进攻和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那些耀武扬威的商团军，一经接触就纷纷溃败下来，事件迅速获得解决。到此，帝国主义、军阀与不法资本家相勾结的颠覆活动，遂以失败为其结局。

三四川内战的背景。重庆的三次攻守战。熊克武部第一军退往贵州

四川内战，以刘存厚旧部老川军系统邓锡侯、陈国栋与二军系统刘湘、杨森等的联合为一方，刘湘隐身幕后以调人姿态出现。这一方的外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参加者还有在贵州被逐逃入四川的黔军袁祖铭、吴佩孚派来“援川”的北军卢金山、宋大霈、赵荣华等。另一方为一军系统熊克武、但懋辛与三军刘成勋、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的联合军。这一方的外援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石青阳辖有汤子模、周西成等部。周西成原系黔军团长(刘显世部)，曾经投归杨森改称川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驻防綦江、南川、江津一带，后来又改投石青阳而与杨森为敌。熊克武本来属于联治派，与一贯抱有侵占四川野心的唐继尧立于敌对的地位，为了对抗以吴佩孚为背景的第二军，他就不能不引唐为外援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6）

当时第二军与北军的主力集中川东一带，以重庆为根据地，因此第二军与邓、陈等部简称为渝军；第一、第三两军则以成都为根据地，与赖、石等部简称为省军。1923年6月下旬，邓、陈两部一度攻入成都又被逐出，退往川北，刘成勋宣布恢复四川总司令职权。此后，吴佩孚任命袁祖铭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杨森为副总司令兼川军第二军军长、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等职。杨森率部西进，与赖心辉部在资州进行拉锯战，刘湘则到叙州伪装调停，提出“礼遣北军出境”为双方停战的先决条件。这时，被杨森收编的颜德基忽然改称四川讨贼军第二路总司令，在忠州、万县一带倒戈截击北军。7月13日，周西成也乘虚由江津直趋重庆，与袁祖铭部隔江炮战，重庆形势陷于混乱。随后邓、陈等部由川北调回救援重庆，周师战败退走。8月中旬，杨森军在隆昌、富顺战败退守泸州，省军占领大足、合川，于是周西成在南川联合汤子模、颜德基等部于8月20日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二次进攻，炮弹打入城内，形势非常危急。8月26日，袁祖铭派兵渡江反攻，又把周师击退了。

熊克武已于7月25日通电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一职。8月24日，刘湘也在叙州宣布接受二军系统所推举的四川善后督办一职。刘湘仍然伪装中立，宣称武装调停，将陈洪范、刘文辉、何光烈、刘眷藩等师组成中立军，主张婉请北军退出四川。刘湘与杨森虽然站在一边，但是意见也有距离，杨森露骨地充当吴佩孚的走狗，刘湘则愿引吴为外援而不愿“引狼入室”。

渝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形势，邓、陈两师向北出动，9月2日攻下合川，一军退往顺庆。在川北广元、昭化、剑阁一带的刘存厚、田颂尧也乘机出兵占领保宁。由于渝防空虚，9月7日周西成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三次进攻。

唐继尧帮助贵州军阀刘显世恢复政权后，派自己的兄弟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