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肖像画，那么这些作品在美学上便等同于陶瓷水罐或者菊花，是表现模特肉体肌理的人体绘画。
从我们的上述论点切入（而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士仍然因为画中传达的美感而感到困惑不已），你或许可以换一个更加贴近的视点，来作进一步的考察。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摸索到贝尔夫人本人的某些想法，从而通过这样的侵入，来破译她艺术中的核心理念。当然，正如欣赏这里的众多绘画作品一样，当我们阅读同样数量的小说时，如果感受不到自己的阅读方式在心理上受到作家自身特点的影响，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一方法若被视为正当，应该自有其价值所在。但是，在面对贝尔夫人的作品时，我们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有人说，无论如何，贝尔夫人是女性，但是就在房间里的不远处，有人却说她也可以是个男性。有人说，她喜欢孩子，而有人添上一句：不过她也同样喜欢石头。有人问，她对服装有没有表现出独特的见解？有人回答，一丝不挂的裸体似乎也常令她无比快乐。那么，她是一个过分讲究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呢？她喜欢骑马吗？她是不是长着红色头发或棕色眼睛？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喜欢吃鲱鱼还是喜欢吃汤菜？难道她——因为我们的耐心已经熬到极限了——根本不是女性，而是女神和农夫的混合体，双脚踏在云端，而手中却剥着豆子吗？任何一位面对如此热情提问的作家，都会创作出一些令我们产生好奇心的东西。人们敢说，一位小说家很难在他长达二十七卷的小说里，让自己的个人生活免遭我们详细研究。但是贝尔夫人一言不发，她像坟墓一般沉默。她的画作也没有泄露她私生活的秘密。它们缄默不语，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为何它们能够激起我们的兴趣，从而鼓励我们前进的原因。如果说它们真的只对那些能在画布后面挖出路径，进入连其价值我们都一无所知的各种物质、通道以及关系中去的人们，才能产生丰富的含义——如果说她确实是画家的画家——可是为何她的作品依然会吸引我们驻足观赏？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情感，为我们提出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于，虽然贝尔夫人的绘画极富表现性，但是它们的表现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她的想象会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情感，不过当我们将它戏剧化，或者诗意化，或是把它译成一切忧伤的、生动的、美好细腻的、深奥的文字时，画面却从我们的阐释中逃脱了。它继续诉说着自己独有的话语。作品《育婴堂》(foundlinghospital)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说，这里有一座雅致的老建筑，它已经为千百万孤儿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在这里，贺加斯（williamhogarth）贺加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作品讽刺贵族，同情下层人民，代表作有铜版画《时髦婚姻》、《浪子生涯》，理论著作有《美的分析》。作过画，仁慈的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潘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落过泪；在这里，那位曾经住在同一条大街左手边的狄更斯（charlesdickens）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想必经常会因看到嬉戏的孩童而停下脚步。而这一切都不见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入室偷盗者到此光顾过，沉思者在此默默地思索过。它是一所令人失望的房子——可是，贝尔夫人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呢？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幅画，它祥和而布满阳光，并且非常寂静。画面呈现的是一座优雅的18世纪的房子，还有一棵姿态同样优雅的伦敦悬铃木。但是这里没有孤儿，没有萨克雷，没有狄更斯，没有入室偷盗者，没有沉思者，没有眼泪，没有感觉，唯一有的或许便是这个晴朗的日子。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的情感被这幅作品甩掉了。
然而，这些情感又被莫名其妙地归还给了我们，因为毕竟，画里还是含有情绪的。房间里荡漾着这种情感。在那白色的瓮中，在那作画的小女孩身上，在那些鲜花和半身像上，在橄榄树上，在普罗旺斯的葡萄园里，在蓝天映衬下的英伦山脉间，都弥漫着情感的氛围。当注视着这些画面时，我们无法怀疑这位画家，她的生活每天都经受着情感的震撼，这震撼来自那个清晰可见的世界。而她，则将情感震撼传递给我们，和我们共同分享，不过这样做时她总是通过特有的方式，用她自己的语言，带着她个人的直觉性，而不是我们所采用的方式。那就是为何作为一名画家，她是那样引人入胜，那样富有独创性和令人满意的原因。你会觉得，倘若挂在墙上的是她的画布，它就永远不会失去光彩，也永远不会将自身与日常生活的喧嚣和琐碎混合在一起。它会继续泰然自若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于是，也许慢慢地——谁知道呢？——你便会成为这位奇怪画家的世界里的囚徒，道德无法进入她的世界，心理学也被挡在了门外，而且这个世界里也没有片言和只语。不过，能不能在这里找到道德感呢？当我踏入其中时，那就是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瓦奈萨•贝尔/昆汀•贝尔
瓦奈萨•贝尔
本文参见昆汀•贝尔：《鲁登道夫•贝尔》，见《瓦奈萨•贝尔书信选》(selectedlettersofvanessabell)，雷吉娜•马勒（reginamarler）编，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1993年，第9~12页。——原注
昆汀•贝尔
昆汀•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家族传记作家。他为其姨妈所写的小传发表于1972年，它是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篇传记，当然也是有关她的传记中最好的一篇。以下这些描述他母亲的文字，见于一篇介绍瓦奈萨书信的文章，原文题目用的是凯恩斯为瓦奈萨所起的绰号：鲁登道夫•贝尔（ludendorffbell）。
“美术馆5596号。”
“贝尔夫人在吗？”
“恐怕贝尔夫人出去了。”
“可是你就是贝尔夫人，我是你的哥哥乔治。”
“恐怕贝尔夫人出去了。”
“可是瓦奈萨，我听出你的声音了。我是乔治•达克沃斯（georgeduckworth）乔治•达克沃斯（1868～1934），瓦奈萨、弗吉尼亚、索比和阿德里安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恐怕贝尔夫人出去了。”
“该死的，你就是贝尔夫人本人。”
“恐怕贝尔夫人出去了。”
乔治爵士把话筒砰地一声挂上了。
瓦奈萨假想出一个女仆，用来做挡箭牌，这可不是经常出现的事儿，她也有和善地接听任何人的电话的时候。不过，乔治打来电话的那一刻，她恰巧没有时间应对任何客人，只有那位倚在沙发上的、亲切而年轻的裸体女模特儿属于例外。对她而言，步入中年之后生活确实变得十分惬意了，因为她雇得到模特儿，并且还可以得到那位想象中的用人的帮助，让自己保住那些神圣的时光，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以前，正是由于缺乏那样的帮助，她与莉迪亚•洛普科娃（lydialopokova）莉迪亚•洛普科娃（1892～1981），芭蕾舞演员，梅纳德•凯恩斯的妻子。之间才发生了颇不愉快的冲突，后者当时很快就要成为梅纳德•凯恩斯夫人了。莉迪亚长得妩媚动人，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她起先和瓦奈萨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并且从中获益匪浅。她不用电话，是因为她一向受到普遍欢迎，所以几乎随时都会天真地闲逛到瓦奈萨的画室里来，找她闲聊胡扯。最终，瓦奈萨无奈地宣布了她所说的“一个声明”——她的声明有时听上去更像最后通牒——于是，她的工作时间得到了解救，但却不无缘由地伴随着凯恩斯先生的抗议声。这件事以及许多其他的类似事件，给瓦奈萨招来了“毒龙”这个骂名，她被视为口喷火焰把守着起居室的可怕怪兽。我怀疑她曾经为扭转人们的看法，而作出过多少努力。不过，既然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曾在她身边工作，就觉得自己有权指出她所背负的骂名并非完全出于公平。有两次，我看到她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而放弃了上午的工作。事实上，第一次的对象，是位背负债务而且面临着其他困难的女士，她极需同情和援助；第二次发生于一次剧场危机即将来临之际，当时一台演绎布莱克（williamblake）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和版画家，善用歌谣体和无韵体抒写理想和生活，作品风格独特，有诗集《天真的预言》、《天真与经验之歌》等。、沃恩•威廉斯（ralphvaughanwilliams）沃恩•威廉斯（1872～1958），英国作曲家，重视民间音乐，认为民歌是英国民族音乐的源泉，作品有交响曲九部，另有歌剧《牲口贩》、声乐套曲《在温洛克边界》及协奏曲、歌曲等。以及格温•雷维拉特（gwenraverat）格温•雷维拉特（1885～1957），英国版画家、插图画家、设计师和作家，是进化论的创始人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女。作品的芭蕾舞这场芭蕾舞由格温设计，创意来自威廉•布莱克为《约伯书》（bookofjob）所创作的版画插图，沃恩•威廉斯为该芭蕾舞谱了曲。即将开演，但其命运却因服装出了问题而岌岌可危。那天早晨，我和瓦奈萨发现，为了给晚上的芭蕾舞演出救场，我们得对数不清的演出服装进行加工。有必要说明，瓦奈萨是为响应某位同行艺术家的求援而果断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个呼吁不过是他们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时发出的众多求助之一。莉迪亚•洛普科娃的友好入侵，源自她多多少少常有沟通的需要，她需要找人探讨众多问题，或许是第一百次探讨亲爱的梅纳德的才华如何出众，或许是探讨佳吉列夫（sergeipavlovitchdiaghilev）佳吉列夫（1872～1929），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曾在莫斯科创办《艺术世界》杂志。他出身贵族家庭，把音乐、绘画和戏剧等艺术概念和舞蹈形式结合起来，使芭蕾舞具有新的活力。1909年，他创建了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russes），在欧美巡回演出，与包括毕加索在内的很多艺术家都合作过。多么臭名昭著，或许是探讨有关马辛（léonidemassine）马辛（1896～1979），出生于俄国的美国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富有革新精神，将音乐名作编成舞蹈，创作了交响舞剧《预兆》、《交响芭蕾舞》等。的什么劳什子。实际上，她要探讨的是与伦敦每一位芭蕾舞界人士有关的事情，还有人们可以在俄国和英国的文化气候之间发现的毋庸置疑的众多差别，这些差别在两国各自的语言、文学和政体里也都显然存在。随便哪位献身精神稍逊于瓦奈萨的画家可能早就发现，自己为应对上述对话而寻找开场白的能力，已经迅速地下降了。事实上，瓦奈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决定自己不再需要戈登广场的房子了，更确切地说，是不再需要那里的部分房子，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20世纪20年代末，她搬入费兹罗伊大街8号的一间画室，紧邻着邓肯•格兰特十年前从希克特（waltersickert）希克特（1860～1942），英国油画家、版画家，是英国印象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手里接管的那间画室。两间工作室都十分宽敞，天花板也很高，后门外是一条破旧的巷子，前门经由一条叮当作响的金属过道与大街相连。里面的工作区域很大，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做寝室、餐厅、盥洗室以及厨房。这里有时也会住进某个子女，而且还可利用一个假想的女佣来对付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从许多角度来看，瓦奈萨在费兹罗伊大街8号度过的日子，都属于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这种快乐因为1937年朱利安在西班牙的遇难而突然终止了。在那十年的前半阶段，邓肯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的成功对瓦奈萨来说与她自己的同样重要。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查尔斯顿庄园，瓦奈萨都能经常见到她的孩子们。虽然她声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