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被册立为太子，准备继承晋室天下。

这还了得，皇室要改姓了，国家要变色了。

桓温“被迫”出手干预了，他面见早已退居后宫不管事的褚太后，请求废黜司马奕，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他还草拟好诏令，只等褚太后签名。

褚太后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看了几个字，就明白其中曲折，来个顺水推舟，说：“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看了一半，又说：“不幸遭受了这样的种种忧患，想到司马家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心如刀割！”这话就有意思了：表面是附和桓温，觉得司马家一个个真没出息，桓司马替我解了心忧，另一层意思给司马家的后代留话，不能怪我妇道人家，你们家当皇帝的都是一副熊样，我也无可奈何；最后一层是软中带硬，给桓温留话，你桓温这样做对不起司马家的人。

所以说，这个女人不简单。

太和六年（371年），在桓温的操作下，东晋生生换了个皇帝。桓温成为晋室的拯救者。

权力斗争中有两类名与权不相符的悲剧性人物：一是实力强，地位低的人，他们为了掌大权，免不了要进行政治清洗；一是地位崇高，但实力不逮的人，往往要被清算，因为他挡了别人的路。整个东晋王朝里，名义上可以制约桓温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皇帝司马奕，二是司马昱。丞相司马昱分管内政，是朝中除桓温外最有实力的人，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与桓温之间暗通款曲。所以在朝里，皇帝成了最大的摆设。现在为了桓温的皇帝梦，连这个摆设也不要了。

桓温的如意算盘是，司马昱为人唯唯诺诺，很听话，他上台后很快就可以把帝位传给桓温。

但是桓温没有算到的是，司马昱被桓温的气势吓坏了，他总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被人做掉，为了自保，他不得不重用谢安等人来牵制桓温。

短兵相接

咸安二年（372年）六月，刚被桓温扶上马的傀儡皇帝司马昱要死了。

司马昱原来是个甩手掌柜，结果因缘际会，当上了皇帝。他本来很快乐，时不时组织一帮人来喝酒聊天清谈，但是当上皇帝后，他担心被桓温杀死，整天忧心如焚，郗超怕他早死，影响桓温夺权进程，就跟他保证说，用他郗家百多颗人头担保，桓温不会对他下手。但是，司马昱参政议政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他哪里肯信郗超的劝告，终于生生给吓死了。

司马昱这一死不打紧，马上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法统问题：传位给谁？司马昱的皇位是桓温给的，当初桓温费了许多劲，又废司马奕，又扶司马昱，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司马昱作过渡皇帝。现在司马昱要死了，皇位要不要让出来？

兹事体大。围绕这个问题，拥桓和反桓两派立场鲜明，谢安是反桓的领袖人物。

早在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约366年），谢安已完成基层锻炼经历，调到中央担任皇帝的高级幕僚——侍中。

昔日宾主，今天对手。两人相见，富有戏剧性。

谢安看见桓温，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行叩拜礼。桓温吃惊地说：“谢安，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家只是同僚，何必行这么大礼呀。

谢安说：“没有皇帝叩拜于前，臣下拱手还礼于后的。”明的意思是说桓老大，现在连皇帝都怕你呀，我作一个臣子的，自然也服你呀。暗地里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再怎么样，我也是忠于皇室的，因为皇帝拜你所以我才拜你，皇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到司马昱临死，桓温已控制首都周围的豫州、徐州地区，朝廷势力平衡已完全被打破。桓温的司令部直接设在跟建康近在咫尺的姑孰（安徽当涂），足以震慑中央。晋室已是“政由桓氏，祭由寡人”，皇权低弱到极致。

此时，朝中已经没有任何单独势力可以跟桓温抗衡，要对付桓温，只有几个政治强族联手，或许还有机会。而这正是谢安几十年来，苦心经营所在。

朝中的政治强族主要是司马氏以及谢家、琅琊王氏、太原王家。

琅琊王氏、太原王家是朝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家族。琅琊王氏的龙头是尚书仆射（国务院副总理）王彪之，在中央分管外廷。太原王氏掌门人是王坦之。王坦之和谢安一样，都是侍中，管内廷，朝廷本来有四个侍中，但是被桓温减了两个，所以王与谢基本上控制了内廷。

当时的风气是“重同姓，谓之骨肉”。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琅琊王家一向视太原王家为一家。而谢家同这俩王家都有姻亲关系。他们通过重重叠叠的关系，同气连枝，结成联盟。

箭在弦上的桓温和高居权力中心的王谢等人，面对即将驾崩的皇帝，终于展开决战。

这个惊天动地的皇室政争斗争，只进行了五天，就高下立判。

决战紫禁之巅(1)

第一日。咸安二年（372年）六月二十三日。

刚上台一年多的皇帝司马昱突发大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因为桓温是录尚书事，辅政大臣，循例需要向他交待后事。皇帝一日一夜，连发四诏，叫大司马桓温入宫。

司马昱的后事中，最重要的是帝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分三部分，一是要不要禅让给桓温？二是如果不禅让给桓温，那么立谁做太子？三是如果司马家人继位，桓温的权力有多大，是“摄政”还是继续“辅政”？

司马昱心底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把天下拱手让给桓温。但司马家天下能否保住，并不是司马家人可以左右的，需要三方博弈：第一是桓温敢不敢立即登基做皇帝，第二是政治大族王、谢诸人的立场够不够坚定，能不能顶住桓家压力。

司马昱跟桓温共事这么多年，看着桓温起大屋，看着桓温掌大权，对付桓温，他自有一套。他知道桓温这人不能逼，逼急了，什么事都敢来，万一这个武夫一怒之下，举兵起事，晋室马上改朝换代，所以他来个“置于死地而后生”。他发诏说，希望“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意思说，你可以学习古代的周公摄政前例，由你掌大权，但皇帝还是由我们司马家人当，如果不行的话，他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也就是说，实在不行，你自己当皇帝也行，总之，这么个天下，你看着办。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往往下诏叫所托的臣属自取天下，比如孙策临终，把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说：“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后来刘备托孤也学孙策，跟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两次托孤事件，都是在托孤创业伊始、局势未稳时的事，所托之人都是君臣肝胆相照，知道臣下一定不会夺权，与司马昱跟桓温的情况，大不一样。司马昱这等于是送羊入虎口了。

司马昱一生重视玄而又玄的清谈，政治上没有什么大成绩，但也不是政治笨蛋，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这一招，当然不是病糊涂了使昏招，其实这一招是“蛤蟆功”，看起来怪异，实际上是将了桓温的军。

桓温性格中最大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一步一脚印，相当谨慎。桓温想夺司马家的天下，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知道人心思定，不欢迎军事政变（这也是后来他儿子桓玄夺晋失败的原因），所以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和平政变，皇帝主动让位。为了这个完美计划，他甚至不怕麻烦，废一个司马皇帝，立一个司马皇帝。现在桓温只差几步就实现梦想，就像围棋下到官子阶段，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司马昱和桓温相交相争多年，最了解桓温心思。他这一招以退为进，让桓温很犯难。因为所谓禅让，有几步是不可少的，第一步是皇帝要下诏让位，受让的人要假惺惺推辞一番，然后皇帝“强迫”受让者必须继位。司马昱说让桓温“自取”天下，依例桓温要推辞，现在司马昱算准自己命不长了，等桓温的表呈上来，自己早就驾崩了，没有了皇帝的“固让”，依政治习俗和桓温的性格，总不好对孤儿寡母下手，当年西晋开国祖宗司马懿，就是因为欺负曹芳孤儿寡母，夺了人家天下，结果落得一生骂名，甚至司马家的后来也引以为耻。作为司马家的女婿，司马昱相信桓温对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

所以到这一步，桓温就走了死棋。桓温要当皇帝，就得再等一段时间，时移势易，那阵子的形势还不定如何呢。所以这是绝地求生，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不过，话说回来，政治最无情，在权力面前，谁都不能保证桓温会不会将计就计，趁机当了皇帝，要真那样，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恰巧，这个诏被侍中王坦之截住了。王坦之赶紧跑到皇帝病榻前，当面撕毁了诏书。皇帝说：“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意思说，我这个皇帝是撞大运得来，要不是桓温，我哪里当得上皇帝，所以呀，桓温如果想要就要，爱卿啊，就算了吧，有什么好说的呢。

皇帝话里有话，其实是试探王坦之的态度。

王坦之坚定地说：“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宣是指司马懿，司马懿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师的父亲，也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唱空城计的那个对手，虽然他没当过真正的皇帝，但司马家天下是他打下的，所以被尊为东晋皇家开山祖宗，元是指司马睿，是东晋的开国皇帝，王坦之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个晋室天下是你的祖宗打下的，不是你个人的，所以不能说你给别人就给别人。这是帮皇帝找理由。

东晋王朝是“王与马，共天下”，现在代表王家的王坦之说：“陛下何得专之？”潜台词可以说是，皇帝呀，东晋王朝政权，不是说你司马家一家说了算，我们王家人也有份的。王坦之的态度很坚定：我们这些大家族既然当初与你们司马家一起打天下，现在还是能帮你们。

几十年来，王、马风雨同舟，虽然共同打天下，但是姓王的基本上还是遵守臣子本分，皇帝始终还是司马家的，有王家的坚定支持，司马家天下就有得依靠。

皇帝要的就是这句话。

皇帝就立马叫王坦之更改诏书说：“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决战紫禁之巅(2)

然后，皇帝放心死了。

这个遗诏最终意思是，权力都交给桓温，但不给名义。其实权力对于桓温来说，已是囊中之物，他现在要的是皇帝名义。这个诏书自然让桓温大怒，他把账算到出头的几个大家族头上，准备来日再收拾他们。

皇位不让给桓温，那么让谁来当太子继皇位？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依例是皇帝长子司马曜接班。但是因为满朝大臣都知道桓温的心思，所以把简单的事又搞复杂了。

这首先要怪司马昱自己。

司马昱一日四诏中有一诏说：“天下艰难，而昌明（司马曜）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意思是说，你赶紧来呀，我把昌明托付给你桓温了，请你辅导我的小孩。这本来意思很清楚，就是立司马昌明为太子。

但是后来他接着又搞出所谓“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事最终虽然没有成文，但是文书传递过程中，肯定被大臣们在宫里的耳目传了出去（否则我们现在怎么知道这事呀）。

桓温接到皇帝“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不知道皇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坚决辞谢，不去首都，还写信给皇帝，请谢安、王坦之代他自己。这封信，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是故作姿态，循例要推辞一番；也可以理解为桓温自负甚高，觉得自己不应是辅政，而应当直接当皇帝；当然，这也是把球踢给王、谢，想以此观看王、谢家族的反应。最关键的原因是桓温想试探朝廷虚实，看看到底皇帝是真病还是假病，其实当初桓温要是真的飞驰首都，可能中国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

作为政治家，桓温一生过分谨慎，其实是他最大的弱点，他前半辈子的成功，大部分是运气的原因，但是后半辈子，出了个运气比他还好的谢安，就事事无成了。当年桓温成名立万之作是永和三年（347年）消灭成汉李势政权之战，这次的战争胜得像神话一样，当时桓温大军兵临成汉首都成都城下，成汉部队顽强抵抗，流箭不断，其中一个流箭还直射桓温马前，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以为成汉部队异常强大，就想着先保存实力，徐图后计，所以就赶紧下令退兵，结果击鼓的士兵糊里糊涂地把退兵鼓敲成进军鼓，晋军猛烈进攻，一举就拿下成都，成汉皇帝投降，桓温于是名声大噪。我们可以设想，要是晋军真的退兵，很难保淝水之战以弱胜强的故事不在晋汉之间提前上演。以桓温这种性格，没有运气眷顾，是很难成大事的。

话说回来，桓温的荐举信送到朝廷后，王谢一定不敢接受。因为桓温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权倾一方的大司马，在朝在野，都是辅政不二人选。桓温把球踢过来后，王、谢能做的事，只有两件：一是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