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耳朵、鼻子里也是雪，衣服弄得又破又脏，手和脚冻得红通通的，里面的衣服被汗湿透了，外面的棉袄也撕破了。于是，我娘又得洗上一大堆衣服，打上许多补丁了。

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叫“独腿斗”。我们分成两组，每个人得单腿跳跃，并尽量用膝盖把对手撞倒，倒在地上的人就被淘汰。我们喜欢在小土山上玩这个游戏，因为这样的话难度更大。还有一个游戏，玩的时候把空铁罐或是吃完的玉米棒作为“目标”，每个人拿着一根竹棍，其中一个人要用竹棍把“目标”推进中央的洞里，但是其他人阻击他，把“目标”打远。我们喜欢用空的铁罐子玩，因为棍子打上去的金属声音很好听。但是这种游戏不常玩，因为罐头很贵，找到一个空罐头的机会不多;而且这种游戏也很危险，因为打起仗来时“目标”和棍子都会飞起来。

一个盛夏的星期日，正值干旱，地都干得裂开了。我和哥哥们帮爹浇白薯地，烈日炙烤着我们的皮肤，我们都大汗淋淋，所以收工后爹就让我们去附近的一个水库洗澡凉快凉快。我跑得最快，到那儿的时候，我们村一些年纪比我大的男孩已经在水里游泳了，有的已经游到水库的中央了。有些男孩在踩水，看上去他们像是站着，我以为水位一定很低，所以没多想就跳下水去。我从没学过游泳，当我发现踏不到地底时，顿时慌乱起来。我的头浮上浮下，每次要高声呼救时，就吞下几口水。幸亏我的一个堂哥也在那群男孩当中，他注意到我的挣扎，迅速游过来并把我从水里拉了出来，如果晚一分钟我就淹死了。

那个夏天结束前，一个卖冰棍的骑着自行车来我们村。这可是个不寻常的机会！我的小朋友们有钱买冰棍，我马上回家问娘讨三分钱。

“我一分钱也没有。”她回答我。

我知道这是事实，我娘从来没有钱。

我跑到奶奶家，那时奶奶已经八十四岁了。我们都很爱奶奶，她经常给我们吃好东西。她已经没有牙了，只能吃软的东西，有时奶奶让我们帮她削苹果和梨，她用调羹刮着吃，然后她再让我们吃削下的皮和剩下的部分。奶奶的视力很糟，还有些耳背，很多时候她因为分不清我们而喊错名字，我们说这叫“张冠李戴”。她还老是埋怨现在的时代没有以前好。她不喜欢当时社会上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人心混乱。奶奶还习惯攒起自己的落发，把头发缠成一个小球，然后用来换钱或是换做针线活用的针。我猜她可能攒了几块钱。

第四章 七兄弟(3)

“奶奶，你想不想吃冰棍？”我不想直接向奶奶要三分钱。

“不想，它太冷了。我已经有好些年头没有吃冰棍了。”她答道。

“娘没有三分钱给我买冰棍。”我说，“我爹有钱，可他不在，你能不能先借我三分钱？”接着我又赶快添了一句，“所有的小朋友都买了一根冰棍。”

奶奶四处找了找，但是没有零钱，只有一张一元纸币。

“如果你没有零钱，给我那一元纸币也行。我马上会还给你的！我保证！”

她觉得这很有趣，我竟然有胆量问她借一元钱，还保证还给她。“啊！一块钱！”她哈哈大笑起来。我敢肯定如果她有牙齿的话，一定会把这些牙齿也都笑光了。但是她最后还是把那块钱给了我，我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当然，我只用了三分钱，几天后就把钱还清了。背后的故事是我收集零碎的铁片，拾头发，卖给公社废品站。当我攒了十个一分，我就换成一张一角的纸币，并把它们藏在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里。我还清了奶奶的钱之后，我又给了娘一个惊喜：我用剩下的积蓄给娘买了些她最喜欢吃的豆腐。她先质问了我好久，猜我也许是偷了爹的钱。

夏天时，总有一些晚上空气热得实在无法忍受。我们房子里没有风扇，成群的蚊子嗡嗡叫。为了不让我们在闷热的晚上吵闹，大人们总是给我们讲故事。五好老头是讲故事的高手，就是他给了我娘治愈我们那些“小猴子”的良方。我们很喜欢五好老头，他会讲许多武打故事，还有令人着迷的神话故事。几年后他去世了，我还去吊，他的身体似乎缩短了很多。他没有孩子，所以他的棺材是村里人凑钱买的，葬礼也很简单。我经常会想起五好老头以及他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我的人生中如果要细算一下所谓影响深刻的东西，他的话可以放进去。

在那些炎热的夏天，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抓蜻蜓。它们会停在水库的水面上，我手里拿着竹扫帚站在坎上，掂着脚悄悄走到它们旁边，用扫帚把它们扫进水里，然后再把它们从扫帚下拎出来。我把母蜻蜓腿用线圈套住拴在木棍上，让蜻蜓往高处飞，去吸引公蜻蜓。再慢慢地把那一对结了伴的蜻蜓往下转圈，然后在离身体最近的时候抓住公蜻蜓。我还用蚊子和小虫给我的蜻蜓吃，到晚上才放了它们。

我也喜欢抓蟋蟀，但只抓公的，因为公蟋蟀可以用来互相打斗。我喜欢蟋蟀的叫声，听起来像音乐和歌声般美妙。无论晚上和白天，我总是仔细分辨着蟋蟀的叫声直到我抓住它。不过我们也得很小心，因为那些地方常常有蛇。抓蟋蟀需要很耐心，它们是十分聪明的小昆虫，很懂得掩饰自己，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们就不叫了。

我对我的蟋蟀很好，总是想办法给它们最好的食物和家园。我把它们养在装有小石子、泥土，甚至有草的玻璃瓶里，并给它们水和食物。但是在喂它们很好的食物之后，我勇敢的蟋蟀斗士就会变肥变懒。我会奖赏我最好斗的蟋蟀一只母蟋蟀作为配偶。五好老头告诉我们许多故事，毫无疑问，那个有关蟋蟀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我还记得他讲那故事时因为天热，几乎每个人都没穿什么衣服。大家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缠着五好老头。五好老头一手拿着烟斗，一手理着自己的白胡子，开始讲这个令人难忘的蟋蟀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他很喜欢斗蟋蟀。每年皇帝都让各省的官员进贡当地最好的蟋蟀。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每个地方官都命令本地的百姓到处寻找好斗的蟋蟀。

在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庄里，有一户贫穷的家庭。他们有一个十岁的独生子，名字叫勇士。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猎人，母亲也十分善良。夫妇俩十分疼爱宝贝儿子。一天，父亲从山里回来，带着他的战利品——一只漂亮的大蟋蟀。父亲给蟋蟀取名叫勇士，和他儿子一样的名字。父亲很高兴，因为如果他没能在规定的一天一夜时间内抓到这只蟋蟀，他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年幼的儿子站在父亲的蟋蟀旁边，央求着父亲让他看一眼蟋蟀。开始时，父亲不肯，儿子一个劲地哀求，父亲最终同意了。但就在儿子打开装蟋蟀竹桶盖子的时候，大蟋蟀跳了出来，在旁边的大公鸡看见，跳起来一啄把大蟋蟀吃了。父亲因此大怒，他要儿子再找到一只大蟋蟀，否则就别回家。可怜的孩子只好走进了山里去找，一天都没回来。当父亲第二天找到儿子的时候，儿子躺在一块大石头边，快要断气了。父亲痛哭流涕，当他抱起他儿子柔软的身体时，一只又小又丑的蟋蟀跳在了儿子苍白的脸上。父亲把蟋蟀赶在一边，把儿子抱回了家。

到家后，父母为了垂死的儿子哭泣。他们把他放在房子中央的棺材里面，等着他断气。当他们在棺材前祈祷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只蟋蟀微弱的叫声。原来正是父亲先前从儿子脸上赶走的那只又小又丑的蟋蟀。父亲很苦恼，把那只蟋蟀又赶了出去。过了一会，按规定来收蟋蟀的县官到了家门前，父亲回答说没有蟋蟀。就在那愤怒的县令要下令烧房子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只蟋蟀在房子里叫唤，那叫声听上去嘹亮有力。他们沿着叫声，发现一只小蟋蟀在竹筒里面。县官看到那只又小又丑的蟋蟀后，觉得是在戏弄他，于是就把小蟋蟀扔给了在旁边的一只公鸡。没想到就在那只公鸡要啄吃小蟋蟀的时候，小蟋蟀跳到了公鸡的鸡冠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公鸡倒下死了。县官见此大喜，就问猎人这只小蟋蟀叫什么名字，猎人说叫“勇士”。

第四章 七兄弟(4)

“勇士”很快成了整个皇宫里最勇敢善战的蟋蟀，它从来没有输过，甚至打败了皇帝善斗的公鸡，皇帝对这只蟋蟀欢喜若狂。

回头说到那小山村，那个男孩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父母不忍心埋葬，便让他一直躺在家里。因为“勇士”带给皇帝很多欢乐，蟋蟀季节快要结束前，皇帝下令赏给“勇士”的发现者一些金银财宝。但是收到金银财宝时那对夫妇伤心欲绝，多少金银财宝也换不回来他们的宝贝儿子啊。

终于有一天，“勇士”从皇宫里神秘地失踪了。同一天，那个男孩苏醒了过来。原来，那只小蟋蟀“勇士”正是儿子的灵魂，是儿子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英勇无比的蟋蟀来拯救他全家。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喜欢那个勇敢的男孩，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变成一只小蟋蟀让我们家摆脱贫苦。农家的孩子想法天真，我常常想：真遗憾啊，毛主席不喜欢斗蟋蟀。

在李村的童年当然决不仅仅是游戏和神话故事。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我和进群才五六岁，太小了，不能参加，我的三个大哥都参加了。他们每天傍晚出去，深夜才回来。他们常会告诉我一些年轻红卫兵的勇敢故事：他们烧毁那些带有古代和西方色彩的东西，包括书、画以及艺术品。他们还拆除了寺庙和神殿，共产主义要成为唯一的信仰，不能让其他宗教和它并存。红卫兵到处去串联，还调查那些可能的反革命嫌疑犯，以毛主席和红卫兵的名义，到哪里都免费。在那段时期，年轻的红卫兵几乎毁了全中国，工业生产建设都停下来。但是在我们小小的村庄里，并不可能了解全中国的真相。

我爹娘尽力地阻止我的哥哥们在晚上外出，甚至威胁说如果回来得太晚，他们就会被锁在门外。事实上他们根本阻止不了，在当时，狂热的政治风潮冲击着全中国，大城市中的那些年轻人情绪更是高涨。

有一天，我们村里一个很有威望的村长也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我和哥哥们看到一群反革命分子游街穿过我们村子，他们的头上顶着白色纸糊高帽，高帽上写着每人的名字，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板，罪名和罪状写在黑板上。公社广场的中央临时搭建了一个台，他们站了上去，面对着拥挤的人群坦白他们的“罪行”。我们看见一些党员和红卫兵正在分发宣传资料。人群中发出的声音很可怕，一个男人举着手，高喊着宣传单上的口号。人们都在大喊和讥笑。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整个被揭发和批判的过程中都低下头来，不单是防止有人丢东西到台上打他们，如果有人抬起头，会被看作是不低头认罪，或是傲慢狂妄顽固低抗。如果说话小声，他们会被打，被认为在隐瞒事实；如果说话声大了，他们会被踢，并多一项“恶霸地主态度”的罪名。他们干什么都不对，他们的坦白交代总是被喊口号的人打断，那个人高喊“打倒资本主义！”或是“坚决不让蒋介石和地主再回来！”，还有“永远不忘旧中国的悲惨生活！永远记住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等等。当然，最后，我们要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作为结束语。革命造反派经常把反革命犯的头向后扳，让他们接受更多的羞辱。他们的帽子常常会掉下来，头发都被绞光了。

父母告诉我们村长是个好人。我被弄糊涂了，我们不能理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几天后，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带着一群人到了村长家里。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从那天游行和批斗会后村长再也没有露面。

他家的门关着。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头头正在拍门，并高喊：“快开门！快开门！不然你的罪行会加上十倍！”

最后门终于打开了，村长的妻子站在里面，请求饶过她的丈夫。她告诉造反派头头她的丈夫得了重病，已经下不了炕。那个头头不相信，他要亲眼看看，但是当他看到村长时，终于相信了，因为村长确实病得很重。几年后，我还依然记得看到村长坐在自己门口的小椅子上，看上去很苍白，没有一点精神，头发都掉光了，甚至连眉毛也掉光了。我心里感到很对不起他，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毛主席年轻的红小兵之一。同时，我又为自己产生这种同情革命对象的想法，而感到对不起毛主席。

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很多集会和游行。红卫兵说他们要杀死阶级敌人，包括地主、工厂主、旧商人、国民党军人和旧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任何对革命造成威胁的人。有一场集会让我的心头淌血。那是一场很大的集会，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像往常一样都去参加了。我们听见那个头头对着十五名地主、工厂主和反革命分子宣读着什么文件，然后他们被卡车载走了。我们看见他们戴着白色的高帽子，上面用黑墨水写着他们的名字，再把红色的大叉打在名字上。他们被载到附近的田野里。我和小朋友们不顾大人们的警告，奔跑着跟在卡车后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激动的人群围着那批被判死刑者，形成了半个大圈。因为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