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和玉米地的照片,解释说我们来的不是收获季节,但我还是根本不能相信。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遍布岩石的地方是不会生长出任何东西的,甚至野草都很难生存。即使把我们带来的土壤洒在岩石上,一场大雨就会把土壤冲下山。当然,我不敢怀疑毛主席的指示,但同时,我也怀疑毛主席是否亲自来过这样的地方。
这年的下半年,学校的共青团书记让我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因为当时只有那些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同学才可以加入共青团,所以我在兴奋的同时也有些意外。
第十三章 萧老师的话(2)
我递交了申请,还和三位共青团领导干部进行了坦诚的私下谈话。我还需要读一本很厚的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共青团手册,我常读毛主席的语录,已经对这些内容太熟悉了。共青团委员会认为我符合条件,派两名共青团员作我的入团介绍人,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傅希军。
经过所有共青团员的最后一轮选举后,包括我在内的五名新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下,高举毛主席语录,庄严地进行了共青团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青团。我发誓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热爱我们的同志。同时,我会时刻响应党的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愿将我的毕生,包括我的生命奉献给党的伟大事业。我们将同甘苦,共患难……
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青团员。我的生命也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为光辉的共产主义而奋斗。我再一次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感到自己正在向伟大的毛主席和主席夫人靠近,感到自己在共青团集体的紧紧包围之中,感到从那天之后,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到我面前。
我很重视自己身为一名共青团员的身份,这是我出生到现在以来的政治使命。现在我离自己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最终政治梦想又近了一步。我可以更积极和热情地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更积极努力地参加党组织的每一次活动,尽我的全力实现我们的理想。
然而我们周围的政治空气总是在变化。“四人帮”不具有领导国家经济事务的能力,邓小平在全国的声望提高得很快。1974年起邓小平在民众间逐渐树立起的威信,令毛主席周围的一批人感到压力。而在我们学院,江青的威望仍然高于一切,她亲自掌握着我们当时的政治教育。
江青对我们当时的政治教育发展还算满意,但她显然不满意我们的舞蹈标准。于是江青派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一位因为参加过她负责编排的《红色娘子军》演出而出名的前中央芭蕾舞团演员来帮忙。这位演员又调派中央芭蕾舞团一位前主要演员张策来我们团就任新的副院长,负责舞蹈技术方面的事务。张策把自己以前的一位老师张旭安排来做芭蕾舞系的主任。
张旭和曲浩、陈伦一样,是中国芭蕾舞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当时被公认为全国最有经验的芭蕾舞专家。个子不高的张旭禀性温和,他经常观摩我们的舞蹈课,偶尔还会亲自教我们。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我还发现他提醒萧老师注意我。
张旭来到我们学院后不久的一天,我想躺在床上读《西游记》,这是我们当时允许看的极少的几本书之一。刚躺上床,就感觉薄棉花垫下有什么硬东西。我伸手摸进去时发现了一本薄薄的书,看上去很旧,翻开时才发现里面都是洋文。我自然不懂里面说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本学校的课本,里面有很多芭蕾舞姿的插图,插图中那些小孩子的舞姿动作是如此的优美。我对插图中一个摆芭蕾舞姿的男孩印象颇深,他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身穿一件和我们的练习服装相似的薄背心和黑色紧身衣,白袜,白鞋。他的舞蹈线条非常地干净和舒缓,舞姿十分优美。看着这本书时我就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作插图中的舞蹈者,演示舞姿给下一代看看该有多好呀。
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把那本书放在我的床垫下的。但是我有种预感——把这本书拿出来到处显示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把书放在我垫子下的人一定也是想让我一个人单独读它。
张策和张旭的到来令我们将新的学习重点放在了舞蹈技术方面,很多课余时间都被安排上舞蹈练习了,同时,一些其他课程被删掉。像张旭一样,其他有经验的,过去被打成“右派”的老师现在都被教育改造后放回来了。其中有一位讲一口流利俄语和英语的苏联舞蹈方面的专家,他因为将一些苏联舞蹈书本翻译成了中文,以及表示了一些个人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在他被下放期间,他在农村做着最脏、最卑下的活儿,而他唯一的罪名只是因为他熟悉西方艺术。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被批判的另一位“反革命分子”也从劳动改造的农村调回到了我们学院。他是一位钢琴调音师,五十岁上下,长着一对招风耳。他之所以被召回来是因为所有弹钢琴的人都不停抱怨钢琴已经跑调,况且领导们在当时也找不到既不是“右派”又不是“反革命分子”的调音师。这位调音师整日都在钢琴键盘上作调试,他做事的时候小心翼翼的,走路的时候也总是低着头,生怕一旦没有钢琴需要调音,他就会被遣送回去继续做清洁和其它各种低贱的活儿。
那位“苏联舞蹈专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仍要扫地擦墙,打扫厕所。一天去农村劳动时,他被派去推一辆很重的两轮车,车里装满了掺杂着马粪的泥土。一些同学开始骂他是“右派”,指责他懒惰,干活慢,我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推车来回几趟后,看起来他已经筋疲力尽,于是我赶上前去帮他推车。
“谢谢你,小伙子。”他轻声地说。
“没什么。”我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李存信。”
“我会记住你的。”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之情。
第十三章 萧老师的话(3)
第二天,在我们的一个政治例会上,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思想脆弱,同情“右派”。我立刻反驳:“我没有同情‘右派’,我只是想帮他尽快把活儿干完。”
还是那年的下半年,我们学院招进来了一些很有音乐水平的学生。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接受过一些音乐训练。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来到我们学院而不去音乐学院?他们睡在我们学院这里几间很小、很挤的小教室地板上。拉提琴的人中有一个叫吕丰田的,是个很擅长理发的小伙子。我因为没钱去理发店,就经常请他帮我理发。他是第一个用一把剪刀给我理发的人。以前我们寝室的人是用一把很钝的推剪来互相帮忙剃头,头发经常被卷在推剪中间,每次都要把头发拽出来,用这种方式理发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型。在吕丰田到来之前,虽然我一直很感激有人可以给我们免费理发的机会,但每次理发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吕丰田是一位演奏时满怀感情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喜欢看他练习拉琴。
我对芭蕾舞蹈专业态度的转变是在第三年。在萧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那一年我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上第一堂芭蕾课时就充满了信心。我们开始练习做两个全新的,技术难度较高的动作:空中转一圈和单脚转三圈。我练得比以前更刻苦了。我试着领悟萧老师纠正我动作过程中关键的地方,每天还在日记里记下我新的感受。有时即使没有轮到我,我也会在边上或者小组后面练习。我的快速进步令我的老师们和很多同学都很惊讶。
我在芭蕾舞上取得的进步也带动了我在其他课程上的学习,尤其是武功课。我的后空翻比过去大有进展,上一年我是很怕这个动作的。有一天,在我做一个后空翻的时候,以为老师会在旁边准备着保护我,可我搞错了,他们当时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同学。当我凌空的时候,突然心慌起来,因为我感觉不到他那双支撑我的手,于是,我从肩膀高度的地方重重地摔了下来,后背和头部落在只铺了一块薄线毯的硬木地板上,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头和脖子感到一阵阵的剧痛。我睁开眼看到老师和同学们正围在我身旁,焦急地等着我醒来。他们把我背到床上,告诉我好好睡一觉。午饭的时候,“土匪”和傅希军给我端来一碗面条,里面有一个鸡蛋——这可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学院卫生室大夫给予的特殊照顾,平时我们只有凭大夫的诊断信才能享受如此的一顿饭。
我的脖子仍然感到强烈持久的疼痛,但没有任何来自学校的帮助,药物护理或x光检查,当天下午我就又回去上课了。
第二个星期天,我的情况仍没有好转,于是程祥军的母亲带我去看了一位当地的土医生,是一个懂老法筋骨治疗的老婆婆,有七十五岁了。她给我脖子按摩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使出令我大吃一惊的力气把我脖子处的骨头给扳了一下。几天后,脖子处的疼痛消失了,可是我的脖子和以前感觉不同了,经常会有问题。
武功课老师喜欢让我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练习。他们曾经让我们在雪地里练习,包括翻跟头和做后空翻。幸亏我们萧老师到学院领导那儿反映了这一情况,我们才没再继续在雪地里上课。
在期中考试的前几周,有一天萧老师下课晚了,我急着在下节课之前去上厕所。一般课间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而通常这个时候厕所里会排长队。于是我在高老师的京剧课上迟到了几分钟。
高老师看到我进教室后停止了钢琴老师的伴奏,大声地问,“我最得意的‘头大没脑的学生’,你为什么迟到了?”
我原想诚心地向他道歉并解释我迟到的原因,但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冲口而出的却是和想的完全不同的话:“我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我有脑子!”因为生气,说这话的时候我变得呼吸急促,结结巴巴。
“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上我的课!”高老师指着门口冲我喊,他的脸气得通红。
我跑回宿舍一屁股坐在了床上。我没有哭,只是非常生气,心里恨得咒他死。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是极不公平的。他鄙视我,他没有而且根本也不会注意到我过去几个月里对舞蹈态度的转变。
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待在屋里,他会去校长室告我的状。我要想个办法先行动一步。
我跑到萧老师的办公室,他一个人正在里面看书。我结结巴巴地告诉了他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专心地听着。
“坐下”,萧老师在听完我的叙述后静静地说道:“存信,我明白你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我也认为高老师不应该骂你。我会去找院长谈一谈,把这一切告诉她。如果高老师去找她的话,她也至少可以斟酌一下你们两个谁说的在理。我知道你觉得委屈得很,但在我去找院长之前,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我困惑地问道。
“我希望你先去找高老师,和他谈谈。”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不想靠近他!他讨厌我!”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难事,但我还是希望你试着照我说的去做。你告诉过高老师他骂你之后你的感受吗?他只对你一个人这样吗?”
萧老师的问题令我深思。的确,我不是唯一一个被高老师吼过骂过的学生。
第十三章 萧老师的话(4)
“存信,来,坐下,”萧老师继续说道,“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皇宫里的卫士,他想去找一个射箭老师帮助自己成为全国最好的弓箭手。老师让他回去,说他吃不了苦。这个卫士于是每天都来请求老师教他,无论刮风下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这个卫士始终这样坚持着。终于,在整整一年后,老师被这名卫士的执著和决心所打动,正式收他为徒。老师让他举起一把很重的弓,要求学生将它张开并且一直举着。几分钟后,卫士的手臂就因为疲劳开始颤抖。于是老师让他每天练习举很沉的东西。一段时间以后,当他再抓起那把弓的时候,他感觉手里好像只拿了一根羽毛。一天,他问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教他射箭,老师告诉他说现在还不是时机,并问他是否可以看到远处天空中的任何东西。他抬头使劲地看呀看,可是看不到任何东西。于是老师让他练习看远处树上的一只小蜘蛛。他于是每次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蜘蛛看。逐渐地,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蜘蛛。最终,当他用双眼去看的时候,蜘蛛已变得仿佛和他的盾牌一般大小了。老师此时才告诉他,现在可以教他射箭了。
很快,这名卫士成了全国最好的弓箭手。
萧老师说,“存信,你记住,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我充满信心地离开了萧老师的办公室。下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就跑向高老师的办公室。他正从办公室里出来,手里拿着饭盆和筷子,准备去食堂。
“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