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不可思议的是，最后，一场完整的《天鹅湖》全剧竟然整合起来了！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我被选为希格弗莱德（siegfried）王子这一角色的三组人选。那些天，我对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废寝忘食地投入排练。我努力去克服缺点和不足之处，向着我的目标挺进。功夫不负有心人，负责排练的老师在最后拍板决定谁上开幕式时，选择我来首演“王子”。

正式彩排希格弗莱德王子这一角色的时候，我问吕丰田对我饰演的这个王子感觉怎么样？他说，舞蹈技巧很好，但我看上去不够西方化，像是个农村来的“土”王子的感觉。我知道他说得是事实。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演这个王子的角色。问题不在我的舞技，而是出在我对欧洲皇族根本没一点概念。就连我的一些老师也不知道王子该是个什么样儿。当时在我们的脑海里，只知道自己的同志，只知道政治信仰，王子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绝对是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直接冲突的。

无可奈何，我去看了几部苏联老电影参考，一边看，一边研究王子是怎么走路的，他举手投足的姿态，他看别人时的神态。我甚至在化妆师帮助下把自己的一头直发烫成了波浪，看起来似乎像个外国王子了，我自己也感觉有点王子模样了。其实外表虽然是像了，但中国的文化一贯主张感情内敛，何况我还是一个中国农民家的孩子，如何能懂得一位西方王子的高傲、热忱和爱情？

北京展览馆的那场《天鹅湖》首演，由我出任主演。演出还算成功，但我自己不甚满意，我为自己摆脱不了那“农民王子”的形象而烦恼。我的目标是，像那些西方舞蹈演员演的王子一样出色。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必须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我意识到，只有丰富的经历和日积月累的成熟才能使我真正成为那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就在那次演出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文化部通知我们，美国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一位才华横溢的芭蕾舞编导将来我们学院教两堂课。

这是1949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代表团第一次踏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这位著名的美国编导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的名字叫本·斯蒂文森（ben stevenson）。

第十七章 去西方(1)

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个学生被选中去参加本·斯蒂文森的课程。斯蒂文森的教学方法使我感到很特别，比较起我们的训练方法，他的方法好像更简单、更自由。他主要是从艺术的方面来进入芭蕾，强调舞蹈的抒缓和流动性更多于严谨刻板的技术操作。我立刻察觉到了他教学方法的感染力。当完成他的课时，我的身心都轻松愉快。

第二节课结束之后，斯蒂文森向我们学院提供两个奖学金的名额，获得者将参加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芭蕾舞学院的暑期训练班。这是一个去看看西方的好机会，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斯蒂文森本人并不能自主决定选择哪两位学生，他希望学生可以在七月到达休斯顿。他在三月份把邀请信给了学院，我们必须等待由学院决定谁得到这个机会。

最后，两位学生被选中了。一个是张卫强，另一个是我。

前往美国！整个学校都在谈论此事，我们欣喜若狂。这简直是太不可能了！

学院的领导们最初认为，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获得护照和签证，因此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对待此事，直到几周之后，他们接到了来自文化部的一个电话。没有人知道斯蒂文森在美国有一些能干的朋友，其中一个是乔治·布什（george bush），他是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设的第一位联络处主任。他的夫人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乔治·布什本人还和邓小平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布什夫妇都是芭蕾舞爱好者，同时都十分尊重中国政府和人民。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奖学金的邀请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和接受者双方的保证，文化部很快就批准了我和张卫强去休斯顿的申请。

我和张卫强迅速赶到北京公安局护照签发处。一位警官给我们两份申请表格，我们被告知需要写下中文和英文的名字。我和张卫强面面相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英文名字。

“用拼音写你们的名字就行了。”警官说道。

我在申请表格上写下“li cunxin”。

“这是你真的生日？”警官一边读我已完成的表格，一边问。

我写下的是1960年12月26日。“是的，你说‘真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是你的农历生日还是公历生日？”他问。

我们家里一直是用农历的，乡下人家里用的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不一样。

“不行，”警官听了我的解释后仍然坚持，“你没有你的公历生日，我们就不能给你发护照。”

但那个日子是我唯一知道的生日。我相信连我父母也不可能知道我的公历生日。大多数乡下小孩在家里分娩，当地人只会用农历来记录。直到很晚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公历生日应该是1961年1月26日。

张卫强知道他的公历生日，他的申请十分顺利。

我急得几乎要哭了。我必须准时拿到我的护照和签证，才能赶上休斯顿的暑期班。我恳求这位警官，“请帮我一下，谁会在意我真正的生日？我没有时间去查找。家在乡下，我会错失这次为祖国尽责的机会！我们能不能把出生日期往后推一个月，大致上接近准确的日子？”

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吧。”他终于答应了，把我的出生日写成1961年1月10日。我松了一口气。

签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领事馆批准，我们感到无法抑制的兴奋。但是当兴奋感消失后，我们就惊慌起来：天哪，我和张卫强都不会英语，我们怎么能去理解美国人呢？

一个英语教师零星地教了我们几堂课程，先教英文字母，最后也只是像“是，不是，早上好，你好，再见”这样简单的语句。我用中文字来帮助我记住英文发音，就像我以前学法国芭蕾舞术语一样，但是它们听起来很可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美国人明白我的话。

我们也必需去文化部接受官员的出国前教育。教育局局长王子成先生短暂地接见了我们，他说起话来柔和而有说服力：“在那里，你们要努力工作，让美国人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努力的。不要忘记，你们是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出去的。珍惜这次机会。把知识带回来。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锤炼你们的共产主义意志。”他离开前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换上王子成的女助手继续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礼貌，如果你们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什么，就微笑着说‘yes’，决不说‘no’。因为‘no’是一个贬义词，美国人肯定会生气的。”她也告诉我们不要让西方人的肮脏东西影响我们纯洁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俩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去西方的艺术留学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着祖国和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形象。

然后她带我们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架子上有一些西装和领带，她说这主要是为去国外的政府代表团提供的衣服，我们每人可以借一套。我和张卫强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我们试穿了几件，但是对于我们削瘦的身体来讲都太大了。最后我们挑了最小的两套，但是肩膀依然垂塌下来，还必须把袖子口往上翻折。同时，我们也借了两条领带和两个手提箱。

我和张卫强意外地看到出国的消息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中国的新闻事件，我们竟然是1949年以来中美之间官派的第一批艺术留学生。

第十七章 去西方(2)

我马上在宋院长的办公室里给父母打电话，这是我离开家里那么多年后的第一次。在公社那一头的电话里，第一个接电话的是喘着粗气的二哥存源。

“你好，二哥！”我激动地冲着电话大声说。

“你好，存信！什么事？”他关心地问，猜我一定遇到了什么可怕事情，才会用到电话机这种设备。

“什么事也没有！我要去美国留学六个星期！”我回答道。

那边没声音了。“真的？你在开玩笑吧？”一会儿后，他终于说。

“我没开玩笑。我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美国。”我回答道。

“我弟弟要去美国啦！”他大声向公社电话机旁的人说，我可以听到一片欢呼。

“我真不能相信！”他继续说，“美国？我听说那里每个人都有枪。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会直接向你开枪。娘来了……”

“进好！”我听到了娘的声音。

“娘，你好吗？”我问道。听到她的声音我开心极了。

“好，你真的要去美国？”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是啊，几天后我就走。”

“啊！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寄点苹果和干虾米让你路上吃。”娘说。

“我要去坐飞机。他们告诉我，飞机上不让带吃的。”

“坐飞机？我的天哪！真的！我儿子要去坐飞机了！”我听到她向电话机旁的人说，那里又传来更多的欢呼声。

“问问他飞到美国要多久？”我听到一个大队干部问道。

“告诉那个叔叔，我听说要三到四个小时到日本首都东京，然后大概还要二十多小时才能飞到美国。”

“要小心啊。在美国离那些坏人远点，我听说他们那儿常常杀人。”娘担心地说。

“我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我们会互相照顾的。我也已经见过了美国来的舞蹈老师，他叫本·斯蒂文森，看起来很善良。”

“自己小心点！外国人野蛮，和我们不一样。不能相信他们。”

我并不奇怪家里忧虑我去美国。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一直讲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是邪恶的，我们所听到关于美国的故事，除了虐待黑人、社会不公，就是枪支的使用和街头暴力。就连我这个在“四人帮”倒台后读过一些关于美国的书的人，也不能完全相信我对美国的知识有多少是正确的，我也一样，对美国充满了疑惑。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跟我娘和存源的对话要相隔很多年以后才有重续的机会。

在我们要走的前几天，全学院都为我们高兴，老师们和同学们都不断地祝贺我们。我们再次被叫去宋院长的办公室，她满脸都是笑容，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诉我们要努力学习，向美国人展示我们的学习精神，不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丢脸，不要被西方价值观影响到我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离国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早上，包括“土匪”、程祥军和我的小提琴朋友吕丰田在内的八个朋友聚在一起，从一个小餐厅里买了一些猪头肉、红肠，还有西瓜和几大壶啤酒。他们必须偷偷把啤酒带进学院，如果被老师发现的话会有麻烦的。在学院的吉普车带我们去机场之前的两个小时，我们享用着食物，感受着友谊。我们推测着美国人会是什么样子。我保证当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他们一切。“你在那里可不要让一个大鼻子女孩绑架喽！”“土匪”开玩笑说。他真希望能去机场送我。

是我和张卫强离开的时候了。朋友们把行李搬上吉普车，在混乱中，“土匪”悄悄地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手里，“在飞机上看，”他悄悄说道。

我快速的把纸条塞到口袋里。在我们进吉普车之前，我们的朋友、老师们都来到面前和我们握手。萧老师很激动地说，“一路平安！”他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存信！存信！我知道你会让中国为你骄傲的！把新知识带回来！我会耐心地等待着分享你的收获！”

“土匪”是最后一个和我说再见的，他的眼睛满含泪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六个星期很快会过去的，一眨眼我就回来了！”我对他说。

在吉普车开出学院大门时，我最后看到是满脸泪水的“土匪”。

除了小时候因为挖煤渣，我到过村边的那个被遗弃的旧军用机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飞机场。北京机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拥挤、喧闹，和北京火车站比起来，这里十分安静，任何活动都井然有序。

我们到得太早，办登机手续的地方还没有开门，陪我们来的芭蕾系主任张旭带我们去小卖部，给每人买了一罐可口可乐。以前听说过可口可乐是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发明，难以相信我们可以尝到它！我急切地喝下一大口，几乎被那些涌上来的嘶嘶泡沫窒息了，张卫强也是。我们互相看着、笑着。这是对西方物质第一次体验，是一个美国的标记，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味道。

在出境关口上，我们向张老师说了再见。现在，只剩下我和张卫强了。我们坐在候机室的长椅上互相看着，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