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窗户看到一架写着“中国航空”的大飞机。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一架飞机，它是那么的巨大，真是不可思议！我在想：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飞离地面呢？

第十七章 去西方(3)

登机的时候，几个穿航空制服的人带我们下楼坐上一辆大汽车，它载我们去飞机。飞机离我们越来越近，变得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小昆虫。

我们走上航梯，进入飞机的时候，一股令人愉快的冷气包围了我，真令人舒服！我惊奇地想它倒底是从哪里来的？没想到飞机的内部竟然那么大，五彩缤纷的座椅一排连着一排。

我们找到了座位，紧张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当飞机开始腾空时，我几乎兴奋到窒息。我向窗外看，看到不断加速的引擎。我的心脏敲打着，我的胃部剧烈翻动着，我不知道想笑还是想叫。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心跳得越来越快，激动得好像悬在云层中！突然间我感觉到我们正在离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是属于这个有着坚定信仰和正确思想之国家的一部分。

在飞机离地一刹那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开始观察和研究飞机上我可以看到的一切。有电影可以看！有音乐可以听！还有女服务员提供我们很棒的餐点：鱼、米饭和日本面条。那女服务员问我们要什么样的饮料，我选了一种现在被叫做“雪碧”的饮料。

我们受到如皇室成员一样的招待，我只是坐在那里让别人伺候我，我感觉很不自在。我娘会说什么？我向空中小姐提出帮助洗盘子。她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不用了，谢谢。”她说。

我认为这一定是个梦，而且实在是一个太美好的梦。但我还是捏了自己一下，明显有痛的感觉。我开始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一分钟也坐不稳，我发现在我前面座位后有一个口袋，里面有一个小礼品包：小型的牙刷，牙膏，一双袜子和一个睡觉用的眼罩。我和张卫强都把安全卡留下做纪念，卡上面有一架完整的飞机。我忽然想到，娘和她的针线朋友们看了会怎么想？她们会怎么去猜想一架飞机呢？

我环顾四周，注意到大多数的乘客看上去都是中国人，好像都是些政府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我们投来疑惑的眼光，很奇怪我们两个小青年为什么有特权飞往海外。那个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政府官员被允许出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学生。

因为起飞带来的兴奋，我把土匪的字条忘记了。我打开他给我的白色信封，一张小纸条滑落出来，是一首诗：

兄弟在京逢

意愿结弟兄

如有背信者

天打五雷轰

我回想起学院的艰苦和寂寞。过去七年，如果没有“土匪”的友情，一定是不堪忍受的。

到东京的三小时飞得很快，真想不到短短三个小时，我们走了这么远。我们被告知，在东京机场要下机几个小时。但是我和张卫强又一次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们怕离开了登机口而误了下一班飞机，因此只是在周围徘徊，直到再次登机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一个咖啡亭的价目表，一杯咖啡三块美金。我飞快地做了一个心算：这杯咖啡钱接近我爹半个月的工资！我猜自己可能把数字搞错了，于是又重复计算了一遍。不错，计算正确！我只能看着价目表发呆。

下个航程我们乘坐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通过一个长廊一样的走道，径直进入了飞机。这架飞机比第一架还要大，而且大很多。我们被告知这叫喷气式珍宝客机，是一种新式大型飞机。它令人敬畏，有无数个座位。我们被带向上层客舱。毛毯和软垫整齐地放在座椅上，还有另一份新的礼物袋子和飞行安全卡让我们留做纪念品。虽然我们看不懂杂志，但可以看里面的图片。一辆漂亮的汽车横跨在两页纸上，下面写着＄35。我和张卫强两人估摸着，可能这是美国人可以买下这辆豪华的汽车的价钱吧。

我还是不敢相信目前发生的一切！我极力说服自己，这不是个梦，自己确实是坐在一架庞大的飞机上飞往西方！脚下是厚厚的，美丽多变的云层，我是在九天云霄！

兴奋之中，我和张卫强都不知道：在美国，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第十八章 腐朽的资本主义美国(1)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开始慢慢降落在芝加哥的机场，我看见了耸立云霄的高楼。突然间我想起在公社的路上捡到的那本破书，那故事里说的地方原来就是这儿！好奇心在我脑海中搅动，我努力把从破书上看到的和眼前的高楼结合在一起，暗下决心要好好观察一下这个纸老虎国家的真面目。

我和张卫强从飞机上下来，穿着过肥的衣服，显得十分别扭。拿到了我们的行李后，我们只能紧张地环顾四周，站在那里不动，因为除了本·斯蒂文森，我们谁都不认识。

周围的人们拿着他们的行李来来往往，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怎么才能认出谁是来接我们的？如果没人接我们该怎么办？

偶尔抬起头来时，我突然看见二楼玻璃窗户后面有一些人站着，其中有本·斯蒂文森！他挥舞着一个上面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为了是引起我们注意，他跳上跳下地像一个蹦蹦球。我和张卫强欣喜若狂：本·斯蒂文森亲自来接我们！

“你好！”他说，他仅知道几句中国话。

“hello！”我回答道，我也仅知道几句英文短语。

本问我们一些问题，我拿着词典，试着从里面指出一些词让他看到我是多么的激动，本只用高兴的点头和微笑来分享我们的兴奋，当我们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时，我们只能是一直微笑着，同时说“yes”。我的词典从此之后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我已经从中学到了如：“我的天哪！”一类的几个词汇。我想，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词句。我的英语不好，张卫强比我更差，最后我还帮他翻译。

我们和本·斯蒂文森一起登上去休斯顿的飞机后，心情才放松了点。飞越休斯顿上空时我注意到下面的大地是多么的绿，它被道路整齐地分开成一格格的小方块。我们也看到许多块蓝色的小补钉。本说那些是游泳池，他一边说着还一边用手模仿游泳和溺水的样子，引得我们大笑起来。真让人难以相信这么一小片地区就会有那么多的游泳池。眼前看见的这一切和那时中国许多荒漠裸露的土地状况相比，我开始吃惊于美国的富裕和怀疑我们曾深信不疑的政治宣传。

抵达休斯顿机场后，我们见到了休斯顿芭蕾舞学院的院长克莱·邓肯（clare duncan）和两个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一个长得很高，说话温柔的男人普莱斯顿·弗雷泽（preston frazier），一个中等身材，大声讲话的男人理查德·侯利（richard holley）。他们给了我和张卫强每人一小束德克萨斯州本地的花和一顶牛仔帽。我和张卫强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这些礼物。我们显然都不应该相信这些美国人。也许是因为我的政治职务高于张卫强，我被指定为两人中的负责者，最后我勉强地告诉张卫强我们可以接收礼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鲜花。

美国人高兴的微笑更使我们紧张，这完全是我们预料之外的！这里一定有点不对头！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在他们笑容背后肯定有隐藏的阴谋！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他们的阴谋不久都会暴露出来的！

如在飞机里一样，飞机场出乎意料的冷。我想出发前关于休斯顿天气炎热的信息显然是错误的，幸亏我们穿了夹克衫。但是令人愉快的冷气没有持续多久，一走出机场立刻感受到一股极潮湿的热流，就像条又热又湿的毛毯包裹着我们，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一位被本·斯蒂文森介绍称为佩蒂·娄·贝丽斯（betty lou bayless）的女士，引导我们进她的车。佩蒂是一个说话温和、面容亲切的高雅女士。她的小汽车很舒服，很安稳，里面有很凉快的冷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如此的奢侈在中国只可能是政府官员享有，我觉得受宠若惊，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当我们经过休斯顿市中心的时候，看到到处是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的壮观轮廓。我私下在想，如果休斯顿看起来都这么繁荣，那么纽约和芝加哥又会是怎么样呢？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当时政府的宣传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关于美国黑暗、衰弱、萧条的画面，替而代之的是我看到的摩天大楼，宽敞干净的大街，绿色而又秩序井然的环境。我知道对我们外国客人他们可能会在面孔上伪装兴奋感，但是他们不可能只是为了增加外国人的好感造这些建筑啊！我迷惑了，一些人欺骗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国是最丰衣足食的国家。显然这是颠倒了，但是我仍然确信我最终会找到许多我可以证明美国不如我们的东西。

我们开进了一个有围墙和安全门及保安的公寓区。我和张卫强被引进一个大移动玻璃门，我惊异地张大了嘴巴：我面对一个极大的房间，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浅色的墙，沙发、椅子，还有镜子，巨大的镜子，灰棕色的地毯——柔软而有弹性。左边是一个厨房，我的下颚拉得更长了：一个电冰箱贴墙站着，和我一样高，但有我四个人那么宽。还有一个电子炉和两个水池。厨房里还有其他许多我想象不出来做什么用的电子产品。厨房很大，墙上和柜台下有许多木制的小橱。西方人能造出不可理喻的东西，他们是否还会发明一个厕所里的机器人来帮他们擦屁股？我不断地受到新的震动，对我而言，许多东西都是新鲜的，就连空气闻起来也是。

第十八章 腐朽的资本主义美国(2)

本带着我们看了楼下各个房间，又带领我们到楼上的卧室，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一个人可以走进去的壁橱，地毯和楼下的一样奢侈。有一个带抽屉的大柜子，在每张床旁边有一张带台灯的小桌子。浴室还带有一个比人体尺寸略长的浴池。来美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浴池。我心想，它不可能比淋浴更美好吧？

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被带到一个叫“满大人”的中餐厅。一个华人老板娘在门口用蹩脚的中文欢迎我们。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丝制长袍，脸上的妆化得很浓，我觉得她看起来像个京剧演员，而且浓香扑鼻，我猜她在自己身上喷了一整瓶香水。

餐馆非常拥挤，但是我们被带到一个包间。除了克莱·邓肯，那两个在飞机场见过的男士：安静的普莱斯顿·弗雷泽和大嗓门的理查德·侯利也在那里，另外还有本的两个朋友，杰克和玛莎。本和理查德·侯利整个晚上都在逗人笑。但是我和张卫强明白，我们可能将在这里面对六个阶级敌人。我们不清楚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人，他们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如果这是在当年的中国，他们将会被枪毙或是坐监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富有，富人的财产就是他们剥削穷人的明证。但是那天晚上，我看着他们轻松说笑，像是很享受生活。

本点了许多美味的佳肴，包括北京烤鸭。我从来没有吃过北京烤鸭，它们刚刚被送进我的嘴里，就溶化掉了。我第一次喝到产自我家乡的青岛啤酒。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好东西竟然让我们在美利坚尝到了！如果我告诉家里人，没有人会相信我。我只是很奇怪：不知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一直把北京叫作“佩肯”（peking）。随着时间的消失，我们逐渐地放松了原先思想上的警惕防卫，加入了他们的快乐之中。

上过许多菜后，本仍然问我们还饿不饿。我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记得中国文化部官员的告诫，就不断地笑着点头说“yes，yes！”，于是，越来越多的食物被送上来，最后我急得抱着头大叫，“哦，我的天哪！”引得哄堂大笑起来……

绝望之中，我走到餐厅的老板娘那里，用中文说，“你可不可以告诉这位本·斯蒂文森先生，不要再上更多的菜了，我们的肚子都快要爆炸了！”

“但是他还没有叫甜点呢！”她说。

“什么甜点？”

“甜点？你在中国餐后不吃这些东西吗？美国人喜欢饭后再吃甜点。”她回答道。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饭后甜点”。

那天晚饭结束的时候，桌子上仍剩下很多食物，我问本是否可以把它们带回家，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浪费。我想到中国发生过的饥荒。那晚的每个人看起来都羡慕我们的苗条，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身材细瘦是贫穷的象征，肥胖表示你有钱去买好的食物。很多天之后我发觉有不少美国人去昂贵的减肥诊所。我想，帮助他们很容易：只要把他们送到中国，给他们吃一段时间白薯干就行了。

当晚我们回到本的公寓后，我第一次享受了躺在浴池中的滋味。水浸泡着我的每一寸身体，抚慰着我每一根神经。我甚至让水淹过我的脸，就像一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