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我的贡献。”

在我面前，我只能看见人山人海和闪不完的镁光灯，耳朵里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记者大声的提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紧握着伊莉莎白的手，没有能力去想任何问题，唯一想的是尽快离开这里，我耳朵里只有刚才张副总领事最后讲的几句话。

在我们刚离开领事馆的时候，有几辆记者的车跟着我们，想拿独家报道。但戴华斯先生将他的宝马车开得飞一样快，连续甩掉了好几辆，只有一辆死死盯着我们，一起穿过几个红灯。最终，戴华斯按捺不住了，他在一条街旁停下，急速从车上的工具箱中拿出一把手枪来。当时我真不希望再有任何风波了，我想象另一条报纸头版消息：“中国叛逃者涉嫌枪杀案。”

两个男人从后面那辆车中出来，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拿出他们的联邦调查局警徽。

戴华斯马上把枪放好。“mr cooksin（克信先生），”其中一位说（他将我的名字拼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带你和你太太到一个安全地方住一段时间，你现在的处境危险，美国政府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中国政府可能会有报复行动，你明白吗？”

我摇摇头，“什么安全地方？”我问道。

那位警察笑了笑：“那是一个很舒服的房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守卫下的一个秘密的地方。24小时都有人照顾你，和白宫一样安全，你会很喜欢的。”

“谢谢你，但我不想去你的安全房子，我现在自由了，请你让我自己生活。”我回答。

“你的处境有危险。”那位警察提出警告。

“我明白，但我不能在害怕中生活。”

对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我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打电话，“仅仅是预防用，”他说，“联邦警察局会暗中保护你，直到你比较安全为止。”

“不要，我不要你们跟踪我。”我说。

他又笑了笑，“你不会感觉到的。”

他说的是对的，以后几个月，如果真有人在跟踪我的话，我也根本没感觉到。

在我被领事馆释放出来之后，我的故事传遍了美国。我收到许多采访请求，有人要给我写书，电视台、电台和报纸采访，杂志做专题，好莱坞电影公司想拍电影，还有不少海外的芭蕾舞团找我签演出合同，甚至还有一家中文报纸，竟然愿意慷慨出钱让我去世界任何地方旅游度假。我想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是去不了中国。

我唯一接受的采访是一个电视节目：《早安，美国》。

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解释自己的经历，同时纠正许多不正确的报道和谣传。我不想让所谓的“叛逃”事件伤害了我的艺术形象。

伊莉莎白的妈妈听到女儿和新婚女婿被中国领馆扣留后，就从家乡佛罗里达州飞到休斯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伊莉莎白妈妈和我们准备开车去佛罗里达州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当时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感觉上好像已经晕头转向了。

那个早晨，在我们将离开休斯顿时，本打来了电话：“李，我和中国领事馆谈过了，他们不反对你加入休斯顿芭蕾舞团，而且演员工会也同意了，所以，我想仍然聘请你当独舞演员。”

我太兴奋了！我原来认为本可能会永远地恨我，我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一起工作了。

“那么你和中国的关系如何解决？”我问他，我对此很内疚。

“我也不知道。领事馆对我很冷淡，他们真的不相信连你这样的好人也会‘变节’。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我和此事无关。”

“你会原谅我吗？”我问。

“会的，我会原谅你。我如果不能原谅你，就不会请你来做独舞演员了。”他回答。

为此，伊莉莎白和我就决定不去佛罗里达州了，我马上投入了本新编的芭蕾舞《彼尔·简特》（peer gynt）的排练。每个人张开了双臂欢迎我，我太兴奋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不了解休斯顿以外世界的人，我的英文仍很差，更使我难过的是，我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我和伊莉莎白仅仅拥有的就是租约还剩三个月的一卧房公寓。

之后，我们终于租了一个两房的公寓，离芭蕾舞团的练功房很近，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家。这公寓很破旧，墙上有一个噪音很大、不怎么管用的空调机，窗户上也没挡蚊纱窗，但我们感到很幸福。

劳瑞和戴华斯继续对我们很关照。他们经常给我们做饭，戴华斯甚至还试着做过一次中国炒菜，他在菜中放了许多鲜蠔酱油。后来我也给他们做了几次从娘那里学来的菜，那以后，戴华斯就不再尝试为我做中国菜了。他沉迷于美国文化，带我去牛仔酒吧，俱乐部，他通常把我视为小兄弟，我们一起的时间很愉快。

第二十三章 我的新生活(2)

那件事发生后好长一段时间，本和我的关系才慢慢恢复。现在我正式成为一位芭蕾舞演员，他给了我许多独舞和主要演员角色，我的舞蹈艺术继续进步。半年后，本给了我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挑战——在全美巡回演出中担纲跳《唐·吉诃德》双人舞。

一直到那年的圣诞假期，我和伊莉莎白才开车去佛罗里达，真正度过我们的蜜月。我们住西棕榈海滩她的家中，我在那儿见到她爸爸和他新婚的妻子。

我难过地发现伊莉莎白的父母已离婚。伊莉莎白成长在一个富裕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她父亲有一家小型印刷厂，她妈妈是西棕榈海滩芭蕾舞学校的秘书。他们的生活和我爹娘的生活比较起来，是天壤之别。

虽然我拥有伊莉莎白的爱，拥有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工作，我得到了宝贵的自由，但我还是甩不掉心中的阴影，我经常做恶梦，梦到我家人和我在一堵墙前被枪毙，一如我当年在公社看见的情景。我会在梦中激烈地喊叫，惊醒后一身的汗，伊莉莎白侧身在一边安慰我：“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为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担心，担心到极点。我恨自己使亲爱的人处于危难的处境中。仅仅只是想到不能再见他们这一点，我的痛苦就无可名状。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勾起我的思乡情：在美国天天吃美食，反而顿顿使我回想起家里人生存的挣扎；见到伊莉莎白的妈妈，就使我想起娘来，眼泪总是夺眶而出；看到小孩在公园里玩，就会联想起自己童年时和小伙伴及兄弟玩的游戏；下雨时候，我更会想家，想起家人四处匆忙地抢收晒在房顶上的薯干。我深陷罪恶感和严重的思乡病之中，痛苦难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伊莉莎白成了我这种激动情绪的受害者。

我唯一可以逃避的地方就是芭蕾舞。这段时间中，我在芭蕾舞上取得很大的进步，同时，伊莉莎白也经过努力获得了奖学金。但是本一直不认为她有很大的前景。渐渐地，伊莉莎白对此失去信心，觉得本不喜欢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和我结了婚，我的顺利状态和她自己的舞蹈前程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冲突。

我感觉自己对不起伊莉莎白。她是个勇敢的姑娘，率直而又喜爱社交。我们曾把我俩关系看成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确信我们的婚姻会是一个幸福完美的结局。但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去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我们的关系还是一步步地走下坡路。我们都不愿意伤害对方的感情，就避免讨论存在的问题。我仍费力地去理解美国的文化风俗，也很自私地将许多精力放在了我的芭蕾舞上。

争吵开始了，有时仅仅是为了未付的帐单甚至未洗的碗盘。有一天，在结束了很累的一整天排练之后，我走回到漆黑的公寓。

“你好，莉丝。”我喊道，没有答应，她可能出去了。我打开灯，看到水池内盛满了早饭后的碗碟，我的火气开始升腾。我从冰箱中拿出一罐凉啤酒，生气地坐在一张折叠椅上，感到很委曲。我太太在哪里？我的晚饭在哪里？她为什么不给我留口信？她有一整天的时间为什么连碗都不洗？饥饿使我更加生气，我在碗中打了几个鸡蛋，想用剩下的米饭来做蛋炒饭，可我又突然发现剩下的米饭还在锅中，我曾多次提醒她将剩下的米饭放入冰箱而避免变馊。现在我该等她回来吗？当然应当等她来一起吃，按我家以前的传统，一起吃饭是一件重要的事，我想保持这种习惯。

一个多小时后，我慢慢担心起来。也许出事了！我抓起电话拨给来自英国的男演员凯斯。凯斯也住在本的家里，和伊莉莎白是好朋友。但没人接电话。“莉丝你可别出事啊。”我祈祷着，在公寓里着急地来回踱步，心里七上八下。

大约九点钟，伊莉莎白终于回来了，而且一脸兴奋状态，“你好，亲爱的，你吃晚饭了吗？”

我的火气马上又冒上来了，“你去哪儿啦？”我问道。

“我去和朋友聚会，我们一块吃了饭。你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她问。

“我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你看看家中像猪窝一样，水池中的这些脏碗，米饭洒在灶台上。没有晚饭，也不留下纸条。我既担心，又饿，又气。”我勉强表达我的心情。

“哦，你想让我给你做饭？就为这事生我的气？我明确告诉你：你没和一个厨师结婚，我讨厌做饭！”她生气地说。

“我工作一天回到家，看到处是脏乱！七点钟了，你还要我烧菜煮饭，清洁房间？你比我空闲多得多，你都干了什么？”

“你理解我吗，？不！我想跳舞，我不想做饭！舞蹈是我从小就想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事儿。你的事业一步步往上走，快活地当一名独舞演员，每晚有甜梦伴你入睡，我的事业呢？”她说话时眼中充满泪水。

我在激怒时，看不到自己的自私和对她的忽略。哪里来甜梦?她这么快就忘了我的恶梦?她根本不知道我的经历！“在夜里，我想的都是我中国的家里人……”我说不下去了，我的英文不好，又怎么能准确地表达出我的内心复杂的痛苦和内疚呢?

“你根本不理解我！”最后，我扔给她一句，就冲出了公寓。

“我们谁也不理解谁！”她在后面大喊。

第二天早上，硝烟仍然没散，晚上我回来时她已经睡了。虽然我的怒气渐渐被自责代替，但我们有很多天没再讲话。

第二十三章 我的新生活(3)

那是我们婚姻结束的苗头。我希望伊莉莎白和本搞好关系，我也希望本能挑中伊莉莎白进剧团。但最后他们两人连一般交往都很困难，伊莉莎白坚信：只要本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艺术编导，她就永远也不会有被聘请的一天。我有时候也试着在家里教她一些技巧，但由于我们俩的亲近关系和我糟糕的英文，通常都是以高兴开始，因挫败结束。最快活的时刻是当我们俩在客厅里跳双人舞的时候，我真希望一直能让她这么快乐，但我看得出她内心的郁闷，也不知怎么才能帮上忙。我鼓励她不要丧失信心，还建议她试着去考别的芭蕾舞团，这一点加重了她对我的误会，认为我在将她推开。她终于去试考旧金山芭蕾舞团和另几个芭蕾舞团，可惜没被录取。在考试的几个月中，她回休斯顿看我，但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在我们结婚约一年后，她终于被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小型现代舞剧团聘用，她对此非常兴奋，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为能上舞台演出而快活异常。

之后的一天晚上，她从俄克拉荷马来了电话，“李，我想离婚。”

我十分吃惊，但这并不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同意。”我伤心地嘟哝着。

“我不久就会回来拿我的东西，”她的声音颤抖着，“对不起，李，我曾真心地爱过你。”

我没有抱怨伊莉莎白离开了我，而是感到自责，我没有达到她的期望，作为一个丈夫来说我是失败了，我不理解西方的爱情表达方式。我将自己缩回厚厚的茧子里，躲开许多朋友。我有些绝望，怀疑东西方婚姻成功的可能。张副总领事不已经说过吗？我对挽救我们婚姻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曾深爱对方，拥有对方；现在我们又失去了对方。我抱怨命运给了我一个陷阱。想起我爹娘美满的婚姻，我更感到惭愧和忧伤。

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去的人了。于是我将全部的精力倾泻到芭蕾舞中，跳芭蕾是我唯一擅长的，也是在我西方生存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方式。

离婚后，为了减轻房租压力，我和一个美国学生合租一套公寓。第二年我搬入自己租的单间公寓，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

1982年5月份，我首次去伦敦演出。本用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为我和珍尼·帕克（janie parker）编了一个双人舞，演出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场举行。

珍尼在1976年就加入了休斯顿芭蕾舞团。她沉迷于本的编舞手法以及艺术修养，尽管有乔治·勃郎钦和日内瓦芭蕾舞团艺术团长的强烈反对，她仍跳槽到休斯顿来跟随本。

珍尼的两条腿又长又漂亮，当她脚尖站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