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都得去买菜。但在这里完全用不着。“这儿的中国食品怎么比中国还要多！”我娘目瞪口呆地说，“这儿很多做菜的原料我们在国内都买不到！”
一个周末，我带我爹娘去梅西（macys）百货商场买东西。“这里要不算是天堂，我不知道哪里才算是！”我娘惊叹道。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衣服可供挑选！无论什么东西，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我们跨上自动扶梯，我娘没站稳，差点跘一个趔趄——楼梯自己会动啊！
三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目睹我爹娘到美国后的种种惊奇反应，我想起了六年前自己刚到美国时的情形。对我爹娘来说，这三周的所见所闻犹如一个炸雷。这次旅行，能叫他们回味良久，在回到中国的那个小村庄之后很多天、很多月、很多年之后，他们仍会念念不忘。
我不想让他们回去，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太短。
爹娘来美国暂住的最后几天，我带他们去了查尔斯·福思特的海滨公寓。那是在离休斯顿四十五分钟车程的高文斯顿（galveston）地区一幢雅致的公寓，它同时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一部分。公寓的打扫服务都由这个酒店的服务人员负责。可宾馆的人来做这些打扫清洁的事儿时，爹娘觉得很不自在。他们每天早晨都要自己叠床铺被，搞得宾馆的人都觉得这床铺晚上根本没人睡过。爹娘还喜欢去当地渔船码头，从渔民的船上买回来新鲜的鱼虾，自己在公寓里烧着吃。
我爹娘离开的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慷慨地把他的一处湖边别墅借给我们小住。别墅区地方太大，走不过来。到东到西，都得开着高尔夫车，就像那种我在迪斯尼乐园里开着冲到树丛里去的小车。起先我开着车带着他们，示范开车方法给爹娘看。我爹在中国时曾多年坐在卡车司机旁，他学得很快。我娘刚开始坚决不敢开，经过反复鼓励，也勉强同意试试看。我们只在那儿待了两天，最后一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影子。窗外，他们一人开着一辆高尔夫小车你追我赶，如孩子般地嬉戏逐闹。他们笑啊笑啊，这恐怕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了！
第二十六章 在苏联的比赛(2)
在美期间，我爹娘不停地受到一轮轮新事物的冲击，在来之前，他们从没料到美国如此繁荣，也从来没想到，别的国家的人会是那样友善。但他们表现得非常冷静，他们只是把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存进脑中，等回中国后慢慢“消化吸收”。
爹娘回国之前，我给了他们一笔钱，至少回到村里以后，他们能改善一下生活。我还给我的亲戚朋友们买了礼物，礼物无论大小，人人有份。所以，等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行李箱里装得满满：给我兄弟的手表，给嫂子们的衣服，给孩子们的图画书、尼龙跳绳。我还把有印有休斯敦高楼大厦的咖啡杯和体恤衫，带给我的亲朋好友；几瓶茅台酒给我的叔伯们，当然，还有本的缝纫机。“真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在美国的最后一夜，我娘感慨道：“我指的不是物质上的，是心里感到的满足。你在这儿干得那么出色，那么多人喜欢你，你那么受人尊敬！这次出门足以让我们回想一辈子！”
“你还记得井底之蛙的故事吗？”我爹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多亏了你，这井外头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要不，我们到死都不懂外面的世界。至少我们已经感受过了一种新的生活，现在，我们明白邓小平想要引导中国人民过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我爹说。
那天夜里，我们谈到深夜，都担心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交待。一个未知数重重压在我们心头：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就是在那晚的谈话中我才忽然意识到，来美国后，我爹已变得颇为健谈。
第二天，我开车送爹娘去机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见，”我哽咽着说。
“是啊，但是见过了你和你的朋友，我们就放心了，”我娘安慰我，“就算回去了，想到你在美国生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就放心。唯一希望的是，有一天你能回国看看你的兄弟们，他们都很想你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让我回去。”
“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爹接话说，“肯定有可能，当初谁能想到我们能来美国呢？”
“我也说有可能。”我对他们说。
我娘紧紧地拥抱了我，我再次感受她的温暖和爱。
最后，爹娘消失在海关墙后面，我目送着，久久不愿离开，不见他们人影了，我还站在那儿盯着墙发愣。
我爹娘访美之行后，我可以自由地给他们通电话、写信，不用担心了，也可以给他们寄钱。但我仍然不被准许回国，只因发生在休斯顿领事馆的事件，使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不知该如何办。无论如何，至少我已经见过了我的爹娘，对我来说，沉甸甸的悲伤已经不存在了。
该重新把心思都放回到芭蕾舞上了。那年六月，一个国际芭蕾舞比赛即将到来，这次是在莫斯科。我知道，这类比赛中往往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而我的中国背景，让我对去苏联比赛这件事不得不持谨慎态度。然而苏联对我来说存在着某种诱惑力，还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杰出的苏联芭蕾舞蹈家的录像。我渴望去那里！然而，我不是美国公民，苏联政府会觉得我有问题：一个被说成“变节”到美国的中国人，手里还拿着一本中国护照，竟还想代表美国去比赛？苏联对“变节者”向来极度憎恶，只因他们就曾这样失去了多位最杰出的舞蹈家，如努里耶夫、巴里什尼科夫、马卡洛娃等人。
面对这个尴尬处境，本和查尔斯发起了一轮大规模的游说活动，想说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一项特别的决议，改变我目前的身份，让我比法定时间提前一年成为美国公民。任务艰巨，对我来说，这几乎不可想象。在美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这样的先例，通常是对那些奥运会夺金牌的选手，美国政府才会破这个例。尽管如此，因为有乔治·布什的这层关系，查尔斯觉得我们还有希望。于是他和本以我可能在莫斯科国际芭蕾大赛上夺金牌为背景进行游说。美国人喜欢金牌，无论是什么金牌，就算是芭蕾金牌他们也喜欢。我还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支持信，但考虑到政府办事程序中的繁文缛节，时间很紧迫。查尔斯联系了众议员、参议员和所有他能联系得到的任何一个有点政治背景的人，最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票，使这一提案被众议院的分委员会（subcommittee）表决通过。但要取得参议院足够的支持，时间不够了。幸运的是，最后由于美国国际芭蕾舞竞赛协会的一再坚持，苏联方面终于同意我代表美国参赛。本和休斯顿芭蕾舞团的钢琴师将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去之前我当然知道苏联百姓仍生活在铁幕之下。尽管如此，到那儿亲眼看了之后，我仍然惊讶于苏联人处于如此渴望自由的状态中，比我想象中还要糟糕，对克格勃的恐惧和防备，使得人心惶惶。
一天，我去了莫斯科的红场看列宁遗体。我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而感兴趣，和其他游客一样，我只是出于好奇。跟着其他游客排成一列队，我走进了列宁的陵墓。下到纵深的墓穴中，我注意到地板上、墙上、天花板上，都是光彩夺目、红黑相间的花岗岩，叫人肃然。到处都站着士兵，一动不动，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列宁就躺在那个密封的透明水晶棺里。他看上去那么小，惨白的脸，看起来不像真的。真奇怪啊，那么小小的一个人竟可以对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看着列宁，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北京舞蹈学院组织的一次瞻仰活动中，我也曾看到过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还记得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躺在那儿的毛主席和照片很不一样。我还想起了我奶奶死去后的脸，她去世后棺木被安放在屋中央，那时我只有八岁。
第二十六章 在苏联的比赛(3)
我惊讶于苏联和中国之间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老百姓困难的生活，食物短缺，人们穿着灰不溜秋、毫无生气的衣服，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相差巨大。在苏联，就连餐馆里的食物都是限量供应的。我在美国吃过几次基辅鸡，我想，既然现在是在苏联的土地上，这儿的基辅鸡一定更正宗更好吃——就像在中国吃北京烤鸭一样。可我失望极了。这儿的基辅鸡和我在美国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在苏联，唯一没让我失望的是那美味的鱼子酱，我把它抹在烤面包上，吃什么东西都佐着它，怎么都吃不厌。对我来说，它并不贵，但对一般的俄罗斯人来说，这很奢侈了。
这次芭蕾比赛的举办地点定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莫斯科大剧院。舞台很大，但台面有坡度，在舞台上起跳的时候，感觉像是被推着上下坡，而转圈的时候，整个人的重量都仿佛向着观众一方倾斜。适应这样的舞台需要两到三周时间，可整个比赛前后也不过只有两星期。美国的舞台都是平的，绝大多数欧洲的舞台都有些坡度，但苏联大剧院舞台尤以倾陡度高而闻名。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灾难。就在第一轮比赛开始前两分钟，我练起跳，做个大腾跃，突然滑了一下，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而且还是背着地。这一下摔得不轻，我眼冒金星，一阵尖利的疼痛袭来，从脖子直达后腰。我马上知道自己受了伤，还很严重。但我一想到为了我能来莫斯科参加比赛，本和那些休斯顿来的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只得咬牙坚持下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调整重来，我试着集中精力。但我还来不及估想一下伤情怎样，就被叫到名字，轮到我上台比赛了。
我的腿有些发软，尤其是跑动起跳做腾跃的时候，我的圈也转得晃晃悠悠的。耳朵里听着音乐，可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着颈背痛的事儿。我只记得，我一心希望这第一段独舞赶快结束。这个时候，多么想身边就有止痛药啊，可我把那些药片都留在宾馆里了。我甚至怀疑，就算吃了止痛药，可能连让药效发挥出来的时间也没有。《吉赛尔》的独舞片断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我甚至还没缓过神来，就轮到第二段独舞了——《葛蓓莉亚》结婚场景的一段。
第一轮我通过了，可到了第二轮，我的腰背疼得更厉害。我去看一个苏联大夫，他说我只是肌肉痉挛——按摩推拿一下就会好的。可我知道绝不是那么简单，我曾经肌肉痉挛过，这回和上次肌肉痉挛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甚至无法弯腰系鞋带。我只好试着去回想以前在北京上课时，大肌腱断裂痛得死去活来还得坚持练习时的情景。我试图说服自己：在这儿，至少我现在还有选择不跳的自由，我完全可以退出比赛，拿起行李回到美国去。
因为我受了伤，本不得不对我第二轮参赛的古典独舞片断做了些修改。但改动之后的那些动作太简单了，以至于评委们肯定会认为，对那些高难度动作我故意避而不做。跳完那段现代舞的独舞片断后，我在谢幕时听到了一片欢呼和掌声，我的整个芭蕾生涯中都不曾有过如此多的谢幕。可苏联评委却抱怨说这段芭蕾舞片断有政治动机，是反共产主义的。本和我对这样的说法都大吃一惊。
等跳完了第二轮，我甚至连早上起床都有困难了，疼痛已经开始蔓延到我的腿部。吃下去大剂量的止痛药，除了叫我干渴难忍，让我的四肢麻木失去知觉以外，起不了止痛作用。尽管如此，我仍决心逼自己坚持跳下去。但这样一来，这也可能就是我舞蹈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已经受够了政治，受够了种种跌宕起伏的戏剧场面。奖牌的确可以让我获得一些国际上的认可，但它本身并不能让我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舞蹈演员或一个杰出的人。
比赛期间，还有其他事儿让我心神不安，都是些来自外界的不利影响。在那一周里，本和我的房间都被翻检得像个垃圾桶似的。本的一些私人物品不见了，我的闹钟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没有安全的不舒服，就好像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比赛一完，苏联当局就要求查验我护照上的进关签证，他们说我的进关签证可能有问题。美国代表团跟我说，我最好还是跟他们一起到列宁格勒去，然后从那儿而不是从莫斯科出境回国，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安全些。
我很高兴能取道列宁格勒回去。列宁格勒是基洛夫（kirov）芭蕾舞团和瓦冈诺瓦（vaganova）芭蕾舞学校的所在地。那样，我就有机会去看看列宁格勒大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就在这个剧院演出。我记得看过基洛夫芭蕾舞团演出《睡美人》的录像。我也去参观了瓦冈诺瓦芭蕾舞学校，这个了不起的学校发明了著名的芭蕾舞蹈训练法，我就是这一种训练方法的产物。对那些神奇的芭蕾训练法，我永远心怀感激。
最后，在莫斯科的这次比赛，我得了个铜奖。在颁发证书以前，照例评委会要在每个人的证书上签名。但当获奖证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那上面根本没一个签名。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初人们说起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