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虽然我的舞蹈生涯取得了许多突破，被称为世界最佳芭蕾舞演员之一，并多次被其他著名芭蕾舞团邀请延聘，但我依然忠诚于本和休斯顿芭蕾舞团。同时我仍然经常回想起中国古老的寓言故事，比如那个弓箭手，我仍然从中受到鼓舞。我不断告诫自己，我只是尝试了那个芒果的表皮而已，还没有到果肉。我不断提醒自己记住多少年前高老师叫我们做的那些疼痛的腿部柔软练习。我更经常提醒自己记得我从哪里来——我农民的根，饥饿，陷在深井中的青蛙，斗败的蟋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内在的驱动力量。就如我的舞蹈标准在不断提高，我中想成为世界最优秀的舞蹈家的雄心也永远不会忘。我工作得更加努力，脑中总是闪现努里耶夫、巴诺西尼考夫和瓦西里耶夫……我的前程中有太多的山峰要去攀登，而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但是不论在舞蹈上有多么成功，我还有一个最后的梦想未能实现。于是，1988年初，我拉着玛丽的手，再次走入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还是那幢建筑，和我七年前被扣押时一模一样。这次我来这里是要申请签证，让我可以回国探望家人，让我回到自己的家。我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第二十七章 玛丽(5)

领事馆的进口现在变得十分庄严，一个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竖立在大门的上方。我一到里面就受到文化领事唐先生的热情迎接，他带我们来到会议室，并用中国茶点招待我们。他并不知道，正是这间房间，1981年4月，我和伊莉莎白、劳瑞夫妇、查尔斯等人曾在这儿被扣押。

我十分紧张地坐在那里，浑身不舒服。脑海中不停地闪回七年前那个晚上的画面。我像恐惧症患者一样，心跳急速加快。

玛丽感觉到我的忧虑，温柔地拉过我的手紧紧地抓住，正如伊莉莎白在那可怕的夜晚做的动作。

唐领事态度热情，办事爽朗，但尽管如此，我们不知该如何来看待他。我应该相信他吗？我曾经在这里走入过一个陷阱，我不希望那种恶梦再重现。唐领事并未提及过去的事，但我猜测他对我过去的一切有很详细的了解。他对我们解释，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人民生活水准也提高很快。他特别强调今日的中国对世界实行了开放政策。

我离开中国九年了，看起来，一切是都在变化！

“存信，”唐领事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了解了不少你的过去，我们希望都能忘记过去发生的不愉快。中国可能会有人反对你回去，但是我会尽全力帮助你，因为我相信你这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给中国人争光的，我相信北京会批准你的入境要求，但我不能保证。”

我离开总领事馆时感到乐观但又有些茫然。接下去几周的等待是不堪忍受的。一个月过去了，不见总领事馆一点消息，我就给唐领事打了电话。

“还没消息，对不起。”他回答我。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心中的希望一天天暗淡。两个月之后，差不多我已经完全放弃希望的时候，一天，在排练结束时，我看见练功房信函架上有一个给我的短信条子：“请给总领事馆的唐领事回电话”。

我双手颤抖着，拨通了唐领事的电话，并做好了接受坏消息的准备。

“存信！祝贺你！你已经得到回中国的许可。你和你妻子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总领事馆办理签证。”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第二十八章 回家之路(1)

前往中国前，我和玛丽必须在休斯顿完成五月份的演出。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准备了五个箱子的礼品，还要先从香港安排托运两台冰箱给我家里。玛丽不明白为什么要购买如此多的礼物，在她看来，给钱是个更好的办法。但我认为送礼是中国文化风俗的一部分，按老习惯办吧。

想到将见到我的每一个兄弟、叔叔婶婶和朋友们，特别是在北京的朋友，土匪、萧老师、程祥军和吕丰田等，我就焦虑不安。这些我所爱的人已经在我的梦中九年了。现在，我的每一天都漫长如月。我心中的急躁在滋长，我试着用冥想来转移，但仍然难以熬过那漫长的一天又一天。

通常在飞机上我能毫不费力地睡觉，但是回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旅程。上下眼皮间如有个小弹簧似的，每当我想合上时，它们就突然再次张开。

我已经早早把每个人的情况告诉给玛丽，谁是谁，对我来说是如何的重要，玛丽仍旧一遍遍地问我，她兴奋的程度和我一样。旅途上我们睡得很少，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仿佛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

1988年6月3日，时间大约在晚上七点钟，我们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了。那是初夏的季节，天气还很暖和。我的结拜兄弟土匪和我的小提琴手朋友吕丰田到机场接我们。他们站在取行李处等我们。我急促地迈上前，我们都很激动，眼里含着泪，手早早就前伸着想握住对方，这是中国人公共场合见面的形式。但在最后一刹那间，我将他们拉进怀中，我们拥抱起来，扑在对方肩头呜咽。

“太久了。”最终，“土匪”咕哝着。

我没说话，只是紧紧抱住他。

我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但没有词可以表达我的喜悦。九年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这一刻。

北京机场和1979年我离开时差不多，但华丽多了，也扩大了许多。我们拖着行李走上小巴士是已经晚上十点了，但机场仍旧人山人海，排成长队的计程车运送着旅客。真的变化大啊！我想，当年我离开时，大多数中国人是与航空旅行无缘的，计程车更是少见。

我们的小车在昏暗的路灯下开往城里的一家宾馆，“土匪”已经给我们预订好了房间。我们不停地聊天，心中有问不完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九年的事在两小时的车程中讲清，短暂的间歇中，我还要给玛丽当翻译。

玛丽在整个行程中十分惊讶。她很难相信的是经过那么长期的相隔，我和“土匪”竟然仍有那么深厚的友情。

“土匪”和吕丰田都已结婚了。“土匪”的妻子马杰是一家中外合资四星级酒店的经理，她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她也给玛丽翻译。吕丰田的妻子志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民间舞教师。在巴士上，玛丽、马杰、志萍三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但是，就在我们抵达宾馆前，“土匪”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国家安全部的警察想找我谈谈。

警察找我干嘛？我对自己说。但我们到宾馆时，他们已经在隔壁的房间等我们了，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说要单独和我谈话，但玛丽拒绝离开我，她说她听不懂汉语，没什么妨碍，于是警察让她陪在一边。这其实并不全是真话，玛丽多了一个心眼，她是可以听懂一些汉语的。

这些警察问了我许多问题，大多都是有关1981年“叛逃事件”。他们再一次问我台湾或者美国政府是否插手？我严肃地否定了。他们还告诉我有两个不一致的报告：一个是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另一个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他们非常有礼貌，没有给我一点危险的感觉。但是他们说我在中国也许会有一些危险，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将提供适当的保护。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我和玛丽在北京时，每一分钟都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土匪”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以来的一切，他现在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吕丰田和程祥军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团，程祥军也结婚了，妻子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

坐在“土匪”和吕丰田的自行车后座上，我和玛丽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候我们在他们两人家中吃饭，有时候我们试着让玛丽尝尝我当年吃过的小食肆的风味。但是中国的发展迅速得让我吃惊，当年的许多地方要么关闭了，要么换了名称，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我目睹到的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真正见证了中国的超速发展。

对我而言，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被污染的空气，上百万的人流，一切也仍然是如此的熟悉。不过现在人们看上去有了更多的自由，生活也比以前快乐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慢慢在消退。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宣传口号已经家喻户晓，被到处张贴。

我在北京仅停留几天，“土匪”成为我和舞蹈学院联络的通道。我请他帮助联系北京舞蹈学院去看看我过去的老师，第三天，终于来了回音。

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和玛丽、“土匪”、丰田一起骑车穿行在窄窄的小道上，我大口呼吸着熟悉的北京气息，每个街头角落都有零食商摆摊，他们竞相高声吆喝，吸引路人的注意。

十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北京舞蹈学院。还是老样子，三层楼的宿舍——经常堵塞厕所的楼房，小小的窗户，八个人睡四张高低床的房间，钢铁制造的大门，一切是那么熟悉，立刻触发我许多鲜活的回忆：严格的训练，清晨5：30的铃声，陶然亭公园的晨跑，早晨的训练，高峰时间的抢厕所，在餐厅排队等餐，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批评。还有那几个晚上，想求见文化部长而晚归，攀越过这大铁门……同一时刻，我还记得那两位曾帮我创造了成才之路的人物：萧老师和张旭老师。

第二十八章 回家之路(2)

突然，就在我想到他们的时刻，我看见萧老师和张旭老师就等在大铁门的另一边！

我心潮澎湃，急着想表达满腔的感激，却讲不出一个字。萧老师和张旭老师打开大门向我们奔来。

我们握着手，透过泪水迷朦的眼睛看着对方，就像做梦一样。我心潮澎湃，却讲不出话，于是，我只能把我的爱、我的感激和集聚了多年没讲出的话语都用紧紧的握手来表达。直到“土匪”提醒我不要忘了给他们介绍玛丽时，我才惊回到现实。

学院与我九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大门旁有门卫室，还有一个小型运动场，一个小餐厅，热水锅炉房，教学大楼，水泥乒乓球桌仍在一边。除了比我记忆中略旧些，几乎一切没有变化。

几分钟时间，周围都是我所熟悉的脸庞。大多数是教师，其中有我的第一位芭蕾老师陈伦，我的中国民间舞老师马力学，他们都想和我讲话，问我问题。最后，张旭老师不得不提醒我，还有许多其他老师正热切地等待，我们就进了教学楼。

在一间挤满人的房间，芭蕾舞系的老师们已经准备了茶水、花生、瓜子，还切了个西瓜。我们围坐在一起谈论。我发现张旭老师仍然是芭蕾系的主任，同时我也发现，他们对我在芭蕾舞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和我赢得的那些国际奖项都很了解。我告诉他们许多他们想了解的关于西方芭蕾舞界的事，我也一一感谢学院的一切帮助，问他们我能为学院做些什么。

“为我们跳个舞吧！”萧老师说。

萧老师的建议得到众人的支持。我明白他们是多么想让我表演一下九年来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我没有随身带我的练功服和舞鞋，萧老师借来一条紧身裤和一双芭蕾舞鞋。虽然中国已经开始开放，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也许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想法中，仍然要避免太多的西方影响。所以，除了芭蕾舞老师外，其他系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允许前来观看。

观众在我面前聚集。我再一次站在那老练功房，我又看到了那有凹痕的木地板，有多少个黑夜，我曾经在这里不知疲倦地练习我的旋转啊！我再次闻到了那熟悉的，混合了霉味和汗味的空气；再次看到细微的灰尘在射进来的阳光中漂浮。所有的一切都不曾走样，每一个细节仍如当年！我再次来到这里，站在我过去的老师们面前，在这些熟悉、挑剔的眼光下跳舞！这一切就仿佛当年我到北京舞蹈学院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再次回到十一岁的时光！

我跳了《天鹅湖》第三幕中的王子单人舞。没有音乐，于是我的老师们就哼起曲调节奏。没有服装道具，没有化妆，没有布景，一切都是临时的。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本·斯蒂文森完整的《天鹅湖》啊！但那天我仍然看到了老师们眼中的兴奋，他们为我在芭蕾舞上的成就而自豪，他们失去很久的学生终于回来了！

我又跳了一段独舞，那是格兰·泰特理的《春之祭》中的一段，还跳了奎斯·布鲁斯《鬼魂》中的一段，玛丽始终亲切地在边上为我哼着调。在各段演示中，我们师生间都有许多讨论。他们想了解西方芭蕾舞界的一切，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两个小时后，我几乎筋疲力尽了。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把存信累坏了。”萧老师最后说。

离开练功室后，我们来到教师宿舍楼里萧老师的小公寓，萧师母做了非常精美可口的午餐。我们继续聊着天，萧老师现在是编导系的副主任，已经成为教授了。

“存信，有多少次我都在梦里看到你的演出啊！”萧老师说，“我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