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死之前能再次看到你这位学生跳舞就好了。我为曾当过你老师而感到光荣，你在全世界面前让中国芭蕾舞骄傲。”

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对方。我曾经是那么的担心自己会让他失望！萧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启发了我对芭蕾的爱好，是他鼓励我去尝试探索“芒果”鲜美的真谛。他是我的导师，我的朋友，一个我亏欠他太多、太多的人……

午饭后，我指给玛丽看我当年绑沙袋练单腿跳的楼梯，看那些年我苦练中洒下汗水的练功室。她吃惊极了。对比起玛丽的条件，我当年的一切是多么的简陋！我们坐在灯光昏暗的学院剧场里，仿佛回到了1979年，当年玛丽在这里看过我们学院的表演，我俩的人生之路在这儿有过一次交叉，在这特别的地方……啊，我又回来了！我坐在陈旧开裂的木椅上，合上眼睛，往事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际：我表演江青创建的现代革命样板戏；萧老师要求的那难以企及的快速旋转；还有老师和学生挤满了的剧场，大家都在高呼毛主席的革命口号……

如烟往事，我任凭它们涌入我的眼帘，坐在那儿忘记了时间。当我睁开双眼，玛丽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真不敢相信你来自这儿。”她说。

离开北京前，为表达我的感谢之心，我在我住的宾馆餐厅开了一个小型的校友集会。这真是一次无法形容的聚会，大家难分难舍，流了许多欢乐的泪。学院的一个领导做了欢迎我的讲话。我也冲动地站起来，介绍完玛丽之后，向大家倾诉自己对祖国的感情，在北京舞蹈学院的那七年，毫无疑问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七年。

“对我来说，能见到你们就是一个黄粱梦的实现。多少次我希望再见到我的老师们！十六年以前，我要感谢江青挑选了我，当我进北京舞蹈学院时，我只是一个没饭吃的农村孩子，从来不知道芭蕾是什么，而且我还有严重的思乡病，我曾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但在那七年中，是你们照顾我，辅导我，你们给我的东西也许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回报的。如果没有你们，不知我今天会在哪里？”

第二十八章 回家之路(3)

“你一定还在李村公社。”站在前排的“土匪”高声喊了一句，大家都笑了起来。

是的，我想。我一定还会是在李村，吃薯干，喝西北风……

第二十九章 回到故乡(1)

第二天，我和玛丽坐飞机去青岛。

我终于要回家了。隔了那么多年，我将见到我所有的兄弟，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我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今天的新村和公社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会有和北京一样的巨大变化吗？叔叔婶婶，堂表兄弟姐妹和儿时伙伴是啥模样了？他们会怎么看玛丽？北京的朋友们都十分喜欢她，我希望我家人对她也一样，我真希望这飞机可以飞快一点儿。

玛丽清楚地理解我的心思，整个旅程路上，她都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飞机在青岛上空下降时，玛丽说：“李，深呼吸，放开你的心，好好享受家人给你的爱和快乐。”但是我却疑惑不安：当玛丽面对那简陋的条件时，她会怎么想？

飞机着陆得很不平稳，它开始缓缓跑向一幢简易的两层楼建筑。我从机窗口向我的老家瞥了一眼。

这是哪儿？周围一切既熟悉，又不熟悉！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远处的一排大树，刹那间，心口被“呯”的一声重击，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的老机场，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曾经和几个朋友们一起来挖过煤碴！在守卫士兵的驱赶下，我丢下篮子和铁锹，在恐惧中逃跑……这二层楼的建筑就是当年的卫兵房！现在，平展的跑道已经延伸往不同的方向……童年的许多景像在瞬间涌满了我的脑海。

除了四哥，所有的兄弟都在机场接我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也都来了，加起来一共二十多人。我激动地和每个人握了手，我真想拥抱他们每个人，就像和“土匪”与吕丰田那样，但我怕会让他们尴尬，这里不是北京，这里只是一个小城市。

兄弟们看上去都比我记忆中的要老。我认识了每一位嫂子。孩子们都用“六爹，六娘”的称呼来叫我和玛丽。玛丽最引人注目，连机场的陌生人都问哥哥们，那个外国姑娘是谁？“我们的弟媳妇。”他们一边争着拿我们的行李，一边自豪地回答。

我家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回家，玛丽被照顾在一辆卡车的前座，就坐在驾驶员身边，我被推在另一辆的相同座位上，其他家庭成员都挤在卡车后面。

在开往我老家的泥路上，我再次闻到了我熟悉的乡村空气。田野里，人糞还是被作为肥料在使用，童年的回忆再一次重复。我久违了这种独特的有机肥料的气味，这气味属于我自己的家乡……我知道：真的回家了。

当卡车慢慢驶过老街时，人们点燃了鞭炮庆祝我的回来，整个村庄都出来欢迎我们。人们站在街道的两边，在我们经过时挥手。有的人我认识，许多人我不认识，不同辈份的叔伯、侄甥和他们的妻子，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除了少数几个人，我根本搞不清他们合适的称谓，我只是不住地点头，笑着招呼：“您好，您好……您好……”

就在我们的卡车拐进家门口的路上时，留在家中帮娘做饭的四哥存胜点燃了一长串鞭炮。巨大的声响、火花、烟雾、硫磺味和满天飞舞的红纸片儿，与我小时候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卡车停下来时，我们被人潮包围了。穿过人群，我看见了我的爹娘，他们和四爹、四娘一起站在家门口，显得又高兴又自豪。我冲上去，抱住娘，我握住爹和四爹的手。我正想去握四娘的手时，娘整个身体扑向我，将我紧紧抱着，“六儿啊，想死你了……”她呜咽起来。

玛丽也从另一辆卡车上下来了，大家的注意力马上转到她身上。她向我走来时，人群让出一条路给她。人们窃窃私语，讨论她头发的颜色，鼻子的大小，裙子的样式，鞋后跟的高低。玛丽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到我们村的第一位西方人，她的到来造成巨大的轰动。

在老家门口的凉棚下，摆了一张木制的小型方桌，差不多膝盖的高度。四周摆满了可折叠的木制小凳子，桌子中央放了一个茶壶和许多茶杯。我的一位嫂子给每个杯子斟上茶水。盘子上堆满了瓜子、落花生和高粱饴糖。我们磕着瓜子，剥着花生，我还记得这高粱饴糖就是我曾经带去过北京的那一种……几乎眼前每一样东西都浸透了往日的回忆。

现在已经是下午近黄昏时分了，太阳开始落山，给整个天空涂上了橙黄色。我看着玛丽，她被包围在嫂子和侄女们当中，她们之间互相交流自然，并不需要我翻译，玛丽已经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我和玛丽带来一些美国烟和糖果，大家传递着分享。孩子们嚼着糖果，他们很喜欢玩我们给他们带来的跳绳。最使大家惊喜的是一次成像照相机，大家相互之间看着不知所措：怎么可能这么快一下子，自己的照片就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同时难过地发现，村里的孩子们已经不玩我小时候玩的那类玻璃球、“独腿跳”游戏，他们和美国的小孩一样，沉迷于日本的小电子游戏机——我觉得奇怪的是这种复杂的游戏在我们村很风靡，时光变得真快呀！

家里的孩子们用一个歌舞会来欢迎我和玛丽，我们为他们每一个表演欢笑。最小的从两岁到五岁都来凑数，我那个两岁的小侄女，也能跟着大孩子唱和跳，并且还能在一颗糖果和一些鼓励下再来一次。晚餐前，村里的许多人从田里干活回来，都把头伸入窗口，对我和玛丽看上一眼。我看他们都不好意思进来，就拉着玛丽的手到外面见他们。几分钟之内，大片的人群聚拢过来，一位老乡，我唤他作舅公的老人要求我们跳个舞。

第二十九章 回到故乡(2)

“对，跳一个吧，跳一个！”人群跟着鼓动。

玛丽看着热情的乡亲，和我互相对视了一眼，她迅速地点了点头。

“行吗？”我问她。

她又点了点头，“我们来一个《胡桃夹子》中的弧线托举吧。”

很快，大家给我们在人群中间腾出一块地方。我将玛丽高高举过头，又将她轻盈地翻落，如鱼般“潜入水中”，人群屏息观望，然后欢呼鼓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再用一只胳膊将玛丽提起来，并使她在一个圈中快速旋转。村民们沸腾了。

我们回到家里，娘和四哥已经准备了满桌佳肴。房子里面太热了，于是就在前院放置了三张桌子，一张给男人们的，一张是女人们的，另一张是给孩子们的。当地产的大瓶崂山啤酒被打开，“干杯”声此起彼落。我的哥哥们都能烧菜，他们各自做了自已的拿手好菜。

虽然爹娘从美国回来后已经讲了不少我在美国的生活，但大家想知道得更多，我们每一次回答，都引来更多的追问。当然对玛丽和我的芭蕾世界他们所知甚少，但在那个晚上他们并不是替我这位舞蹈演员举行庆祝会，他们只是沉浸在我回家的喜悦之中。我很适应自己又回到了这“六儿”的位置，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一样。虽然我们各自的生活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爱和信任却没有变。

我家里人也连珠炮般地问了玛丽许多问题。为了敬重她，他们本希望她能坐在男人的主桌上，但玛丽尽管只能讲简单的汉语，仍坚持和妇女们坐在一起。她告诉爹娘，她只想被看作是家中普通的一员，不想要任何特别对待。

住宿家中和住宿旅馆之间，玛丽和我选择了前者，但我十分担心玛丽会觉得条件太差。家中仍然没有洗澡设施，也没热水。厕所是露天的一个洞，仍然和我童年时一样。虽然玛丽喜欢中国菜，但我仍然担心她能否在村里坚持三周之久。

但是玛丽勇敢地接受了一切，家里每一个人都爱她。那个晚上我尽可能地帮她翻译，直到最后因为讲得太多而失声后，玛丽才停止问我。

接下去，在我们回家几天后，当地的警察找上门来，拿去了我们的护照，我们开始猜疑忧虑起来。他们说只是拿去登记一下。我们只能期望他们在我们离开前归还。

在三个星期的探亲中，无论走到公社哪里，人们的眼睛都转向我们，人们还是不停地谈论玛丽，她的头发，她眼睛的颜色，她的白肤色。他们盯着玛丽的每一个举动，只有当她开口说“你好”时，对方才意识到她也是一个同样的人，从而爆发出一阵笑声。

爹娘的房子仍然与我离家时差不多。九年后的今日，我只觉得明显处是猪圈、鸡栏和蔬菜园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干净的水泥庭院。家中的样子仍和以前一模一样。使我失望的是我所喜欢的糊墙报纸已经被华丽的糊墙纸代替，我多想再和兄弟们来玩一次“找字游戏”啊！土炕还在，但窗户都已安上玻璃。家中也有了电扇，现在我们不用再依赖手扇去赶蚊子了。火炉旁的那个风箱也已经被一个小型鼓风机代替了，显然爹娘的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这些都是因为你给了我们帮助。”娘说。

我已经有了六个侄女和一个侄子，四个兄弟中只有一个有儿子。爹娘想要更多的孙子，但“只生一胎”的制度是很严厉的。二哥和四哥属于农民成份，他们可以生第二胎，但必须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情况下。我的其他兄弟都和城里拿工资的人一样，只能生一个，无论孩子性别。

“但是，如果你又怀上第二个孩子该怎么办呢？”玛丽问。

“政府会要求你去做人工流产，”一位嫂子回答，“就是你逃走，他们仍然会追到你，你还会被罚款。”

玛丽觉得这是无必要的残忍。

“玛丽，你快生六个儿子，然后给我们每家一个吧？”一个嫂子开玩笑，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明白她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不能生一个儿子来继承香火是有愧于祖先的。看着正在厨房烧菜的三哥，我才一下子明白爹娘当年做出的决定，将三哥过继给不能生育的四爹四娘，这是爹娘为爱做出的最大牺牲。我看着三哥漂亮的女儿露露，然后再回头看看我的侄儿和几个侄女，感到很悲伤，中国正在成长中的下一代孩子，将没有兄弟和姐妹。我们这一代人在艰难的条件中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的意志，是因为无条件的爱和家庭成员之间无私的互相照顾，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拥有。

在回家的三周内，我和玛丽轮着上各个兄弟家中住，每家一天。我们从大哥存财家开始。他和妻子、儿子住在一个很小的两房公寓中，那房子是崂山邮电局提供的，他在那里当一名中层领导。

存财在西藏呆了十六年才回来。当年红卫兵中的一员，听从毛主席的号召赴藏，他在西藏努力工作成为西藏邮政局共青团的书记。后来大哥和也来自山东省的大嫂结了婚，有了儿子。1981年，中央政府发布了新政策，按新政策他们夫妇和许多内地人一起返回到自已的原藉。

存财告诉我们，他被提升为郊县的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