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诱导下，开始了新的启蒙主义写作，并让它沿着这种外在希望的可能指向作惯性滑动。所以鲁迅后来说，他只是把启蒙主义的希 望，“夹杂”在对革命前驱者的遵令和自我怀疑之间《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这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行动前提和动力的希望，现在只能作为行动过程的可能产物，而附设在其他动机上，并且行动本身已不被要求明确指向这个希望的实现。这显然有悖于通常人的行动方式和意图。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论证获得了他绝对个人性的哲学风格和人格意义。
然而，这个从逻辑上外在给出的希望，对他说来，却又正是一个“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因为仅仅靠怀疑绝望，并不就能代替希望本身。即使它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但却无法使自己确信。尽管他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和论证，并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希望在将来的可能存在。为此，他深藏起绝望和被他自己称为“黑暗”的内心世界，不恤用了“曲笔”，“凭空”地在作品中添上若干亮色。但既然是凭空添加的，就表明亮色没有现实的依据。只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见《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他才必须遵命这么做。但因此那个虚妄的希望，也就变得格外沉重而不胜负担。而且他内心黑暗的真实体验，仍然不断隐现在小说中，驱赶着那不真的希望。且不说《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切身体验的“变形记”；而且他一开始就在序言里，用狂人的病愈和恢复常态，暗示了启蒙主义的失败该论点为李欧梵首先提出，见《来自铁屋子的声音》，见《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0期。。虽然他并未因此而简单放弃启蒙主义行动，但沉重的压迫使他步履艰难。压迫既来自于他内心的“黑暗与虚无”，也来自于那个自欺的希望。二者相比，前者反显得更接近自己，更真实一些。所以，当小说写到《故乡》时，他就中止了对于希望的追求和论证，而说出了“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话来。其实这也就预示了启蒙主义已经走向了“穷途”。《呐喊》写完以后，鲁迅曾向朋友表示不打算再写这样的小说了秋士(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20日。。而一年以后再启笔写的《彷徨》，也确乎不再是启蒙小说了。其实，鲁迅的意思，与其说是不想再写《呐喊》式的小说，还不如说，他要从自己也不相信的启蒙主义希望的重压下解放自己了。因为鲁迅内心始终还有另一个声音，只是一直被他自己囚禁在心底，为了不使它干扰启蒙主义写作。而现在，他将再度调整自己，将开始用另一个声音说出他自己了。
到这里，我要简单谈谈“虚妄”本身了。也许，人们都会从直觉上感受到“虚妄”一词的消极性，也很容易因其否定了希望和绝望，而把它约等于“虚无”。其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读，因为它恰恰是对“虚无”的否定。说明这一点对于了解鲁迅来说非常重要。“虚无”的意义就是“无”，是对于存在和意义的全盘否定。但“虚妄”所表述的，则是存在的不真实性和不确定性，却并不否定存在之“有”。只是这个“有”既不是可验证的事实，也不是可预言的逻辑必然性，而是超出了经验范围的不可把握性和不可判定性。因而在鲁迅那里，“虚妄”内含着一个“荒谬”的意义层面，这正是导致存在的不真实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鲁迅所谓的存在和虚无,希望和绝望等等，都是一对对内含荒谬性的命题，因此它们才会在相互间的悖反性和否定性中，显现出虚妄性来。从前面已有的描述中可知，“虚妄”概念在鲁迅那里，至少内含着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即存在、荒谬和不可判定性。存在是一个“有”，是对虚无的否定；荒谬是有限性和境遇感，是对实在性的否定；而不可判定性则是指经验层面上的不可把握性，因而是对存在者的有限性和确定性的否定，并指向了无限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鲁迅那里，“虚妄”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呈现出确定的消极或积极含义，这与望文生义的理解完全不同。而它与传统文人的虚妄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没有文化荒谬感，因而他们的虚妄感只单纯表述着不真实感，而缺乏生命意向性的穿透性。相反，鲁迅的“虚妄”概念的生命力，则首先表现为一种荒谬性的张力，因而这是一个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实际上是鲁迅哲学的最高范畴。它高于希望，也高于绝望。正是依靠它，鲁迅才完成了自我超越。对“虚妄”概念的哲学描述，不是本文所能解决，但上述说明所以不可少，就因为“虚妄”一词体现了鲁迅哲学创造的全部生命内容，因此它关系到鲁迅中期的整个精神状态和行为选择。
在这里，我得先要提到《故乡》里那段著名的独白，因为里面包藏了鲁迅中期思想最重要的转折及其全部契机，因而从哲学上讲，《故乡》是鲁迅内心“两个声音”转换的交接点。鲁迅在这篇小说里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生命的焦虑是如何在行动的契机中释然的：地上本没有路，但大地却是一个坚实的“有”。他赋予了大地以存在性，但无路的大地是一个无法规定和预测的存在，对于路来说，它又是一个潜在，一个“无”。但这个“无”，正是无限的不可规范的创生潜力和不可预测的可能性之所寓。因此我相信，鲁迅确实已经感悟到存在的更深意义，即一种混沌的潜在性。它既是宇宙创生意志，又是生命的意向性。它既扬弃了历史，又内含着未来性时间的潜在动势。而一旦某种有序结构被随机启动，它就会在混沌之中冲开自己的目的性天地，在一个新的时空向度上开辟出未来的道路。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已经看不到黑暗和绝望，而弥散在《故乡》里的悲凉气氛，也在这里被消解了。因为与大地的潜在性相对应，外向性的希望已经被转化为内在的自信：只要有人走，地上就会出现路，确实已无所谓希望不希望。因为希望和绝望都被超越了。四年多以后，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又用另一句话表达了几乎一样的意思：“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鲁迅的“虚妄主义”哲学的魅力所在了。
如果说，在《呐喊》创作中，鲁迅面对的主要是那个“希望之为虚妄”的话，那么到了《彷徨》和《野草》中，他所面对的就是“绝望之为虚妄”了。1925年，鲁迅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与因不能确证绝望而导出希望的可能性一样，在这里，他又从不能证实的绝望中再次导出了绝望的虚妄性。而且这个“绝望之为虚妄”，终于把鲁迅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并为他同样虚妄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导出了他毕生思想中，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应该说，这个命题是鲁迅对于自己整个中期思想的一个概括。包括他重新选择启蒙主义，都具有“绝望的抗战”的性质。问题是，在早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中，为了那个虚妄的希望，他还无法正向面对自己的绝望。而现在，他已从承受绝望走向了承担绝望。承受只是被动接受，而承担却是主动迎击。他依靠那有限而毫无英雄气概的生命意志，与身内外的黑暗与虚无搏斗，他的痛苦就是搏斗的证明。他像《秋夜》中的两棵枣树，承担着一切孤独、黑暗与虚无的压迫，“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像《过客》中的过客，成了家园的反叛者，命运的逃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他始终能听到前面有声音在叫他，那是死亡的召唤，也是生命意向性的召唤。因为这声音，他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使他拒绝了一切劝阻、悲悯、布施和诱惑，迎着死亡和穿透死亡的可能性，坦然走去。即使“料不定可能走完”，但生命的朝向决不改变。
“虚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概念，但它在鲁迅这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论证。面对生存的虚妄感，阻止鲁迅倒退回传统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绝望中确立起来的内在信心和为传统人格所不敢正视的个体生命意志。因此在鲁迅那里，“虚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哲学，它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行动的内在转换机制和自我解释的全部依据。当然，他对于生命形式和意义的肯定和超越性论证，不是从生活的正面，即人们所期盼的光明和希望中给出，而是从它的负面，即人们所恐惧的绝望和虚无中给出，这正是这种哲学的“虚妄”之处。也正因为此，“绝望的抗战”本身就具有荒谬性。由于“虚妄”是一种无形态的价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鲁迅注定得不到确定性的终极答案。所以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虑。然而对于价值世界的确信和生命有限性的明智，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的力量和自信，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从中观照到自身的存在和意义。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价值走向，在这里发生了偏斜。鲁迅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真正的叛徒：他以对于绝望的承担与抗战，论证了生命意志及其现代人格形式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存在及其可能性。伟大，而且悲哀。
(原载《文艺理论与研究》1995年第5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的人格自塑（1）
鲁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具魅力的，不是他在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这种现象固然与鲁迅人格的高强度照耀有关，但更是民族文化心理接受屏幕的呈像。这种呈像的状况如何，标志着人们在何等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民族魂”。由于二者的反差太大(鲁迅本人就有这种感慨)，这种接近过程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不可能不伴随着一次次解释学意义上的失败。
笔者在本篇的跋涉，仍然完全可能是失败的记录；然而在探寻者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劳作。
我在下边要做的主要尝试，是致力在鲁迅人格与传统人格的比较中，探寻二者的因缘，求解鲁迅独特的人格内涵及其建构方式。
一、职业与人生何为主体
人类从动物界将自己提升出来的过程，同时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人的自塑史与人类史一样漫长。人类的自塑功能是通过个体来完成的。个体的自塑行为林林总总，但自塑方式却不出两大类型：复制与创造。前者是根据久已有之的价值传统和人格范式内修自己，从而把自己再生成一个社会角色。后者则相反，它不承认任何人格范型永恒的楷模意义；它拒绝偶像，只知道在不断的摸索之中锻就“另一个”。这是人类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的人格类型。
鲁迅一生大致经历过三种职业，一是做“官”，二是为师，三是当作家。用通常的观点来看，其中至少有两种不能算创造性职业：吏者君之仆也，师者道之从也。如果把“文以载道”算进去，则三者在中国都是“复制”行当。然而无论为吏为师，还是为文，都没有妨碍他人格的创造性，毋宁说反而成全了他。
不知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他似乎不大理会自古以来君子“不食周粟”，“邦无道，谷，耻也”之类的名节论，似乎认为用这些来维护节操显得迂腐了一些。为了生存，他不仅为师，而且当官，并且一当就是十多年。后来曾有人以“官僚”历史揭短相讥，他却并不汗颜，有时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对古之“君子”范型来说，相对辛亥五四同时代的另一些新人的选择来说，这个事实本身就富有独异色彩。
当然，他的创造型人格的淋漓尽致的展示，还是在他“怎么做”。不知人们注意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没有，他虽然在历史给定的领域“就业”，但从来没有准备去遵从社会为他规定的职业矩度。真有一点“做什么不像什么”。因此他总是遇到来自各种角色规范和牾批评。有些批评直到今天。
当官就不屑多说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曾引述政府官吏服务令诸条款，给予身为部属官员的周树人一个鉴定：“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章士钊对鲁迅控告的“答辩书”。转引自孙瑛《鲁迅在教育部》。这个鉴定其实并没有怎样冤枉鲁迅的。鲁迅本人在私下对他的“官僚”生涯也有过同样的自我总结：“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本文未注书名的夹注，皆引自《鲁迅全集》；间隔符号前为卷次，后为页码。(11453)
再看他当人之师。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楷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人之师，但他似乎很少想到自己是“师表”。他多次公开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