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永远默默地为你祈祷，祝你幸福、健康、好运。

永远爱你的萍

叶可良看到信后，知道她这是动真格的，疯了一般。每条神经都绷得像他脚上那双波鞋的鞋带，紧张、集中而严严实实，一下子六神无主。

他连续给吴一萍打了几次电话，咆哮着问她为什么，叫她无论如何要等他放假回来再说。吴一萍却突然成了哑巴一般，一声不吭。

吴一萍的e-mail 里，塞满了他的信。

她不敢打开看，通通把它们当垃圾邮件删除了。

过了几天，吴一萍就和苟雄偷偷去镇政府民政办公室打结婚证。

负责办理结婚登记的是这旮旯学校的一位女毕业生。她考不上大学——其实也从未有人考上大学——被招进镇政府民政办工作。

看到苟老师来了，她反主为客，很不自然，不敢向他们要任何证明。只是让他们填了一张表，并签了字，然后交了二十元工本费，就把两本红本子递给她们，说：“这上面的公章是全国通行的，祝贺你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住在一起。”

吴一萍一听，心有些痛。她恨不得那个公章是假的。她想，这年头假货横行，小到油盐酱醋茶，大到婚姻爱情官场，无处不假，为什么偏偏我的结婚证是真的呢？

吴一萍拿着结婚证，感觉像拿着法院定她有罪的判决书。

她觉得婚姻是一副枷锁，将把两个人或其中一人折磨得疲惫不堪，套得糊里糊涂。婚姻一不小心往往就成了冰窟。而这冰窟，有时是惟一的归宿。

就当成去监狱呆几年吧，吴一萍想。

回来的路上，她紧张而不知所措，像身上藏着毒品，感觉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罪人。

吴一萍不敢跟叶可良说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了，他也不会相信。连续几天，她都躲在被窝里，把眼睛憋成了红葡萄。

苟雄满面春风地请学校的同事吃喜糖喝喜酒抽喜烟。他袋子里总是放着两包红双喜香烟，见到人就拿出烟来，笑着说：“来来，抽烟。”

而吴一萍却像一个木偶，不知道日子是什么味道。

结婚对吴一萍来讲确实是一场梦，而且是一场令人无法理解的梦。

一个月后，吴一萍才领着苟雄去见她母亲。年迈的母亲看到女儿给她领来了个高高白白的上门女婿，竟高兴得合不拢嘴。

看到母亲被蒙在鼓里而沉浸在无知的幸福之中，吴一萍更加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欺骗父母，天理难容。她感觉。

吴一萍说：“妈，再过一两年，我调回县城后，就能天天陪着你。”

母亲说：“傻孩子，只要你幸福，妈在哪里过日子都高兴。”吴一萍抱着老妈泪流满面。心里的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感到无法靠口，也永远无颜开口。

吴一萍是个独生女，按闽南的风俗，苟雄自然要落户到她家。

刚开始，苟雄每晚强行爬在她身上发泄之后，还能在她耳边说些甜腻腻的话，甜得像闽南的甜猪肉。一段时间后，他的话就渐渐少了。

他认为做上门女婿有损于他作为一个雄性的尊严。

旮旯学校的同事在背后叽里呱啦：“苟雄是倒插门的。”

苟雄知道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人家说吴一萍是嫁给他的，并经常不跟她一起回家。以此来向人们表示他不是住在她家，而是她住在他家。

学校距离吴一萍家所在的小城六十多公里，一路崎岖。每次她孤零零一人回家，还得把自己凄楚的泪水硬逼回肚子里去。强装笑脸向母亲撒谎说，苟雄值班或加班或出差什么的。她母亲却总是说男人有事业心才是好的。

除了学校的同事和周围几个比较熟悉的人，大都不知道吴一萍结婚了。

吴一萍对苟雄说：“既然结婚了，你就好好待我吧，看在我老母亲的份上。”

苟雄说：“无论如何，以后孩子要跟我姓苟，不能姓你的吴。”

吴一萍说，姓苟也无所谓，但要在母亲百岁之后，至少要先瞒着她老人家。苟雄不同意，他们终于大吵了一架。

吵架的当天晚上，吴一萍正好来了例假。她一贯痛经，当天晚上痛得更厉害，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

苟雄却不知跑到哪里去，整夜未归。

天刚亮的时候，吴一萍突然想起苟雄有一个好朋友在这旮旯小镇开了一家破旧的旅店，苟雄平时有事没事总爱跑到那边去闲聊，很可能苟雄昨晚就住在那里。

吴一萍给旅店打了个电话，苟雄的朋友在梦中含糊其词。她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

女人总是心太软。吴一萍想，既然是他的人了，再怎么样，也得强奸自己的思想，以百分之百的温柔，来唤醒他百分之一的良知。

一大早，刚起床，吴一萍便骑上那部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破单车，直奔旅店。她想叫他回来吃早餐。

旅店由于生意不好，长年都是静悄悄的。吴一萍到的时候，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

大门没关紧，开着一条缝。

吴一萍轻轻地推门进去。一楼是客厅，粗糙的土瓷砖上，除了放一套脏得像从垃圾堆里拣回的茶几，什么也没有。苟雄的朋友一贯在另一间房间睡，不知道吴一萍来了——就是别人来了，他也不会知道的。

吴一萍慢慢地爬楼梯上二楼，便宜的硬塑料高跟鞋在木楼梯上嘎吱嘎吱地响。

楼上四张床铺中只有最角落的那张交缠着一对赤裸裸的男女。

吴一萍以为闯入了是非之地，急忙欲转身下楼。可是，那男人后背上的一颗大黑痣突然映入她的眼球。这颗大黑痣她再熟悉不过了，多少个夜晚，她无意中在苟雄背上触碰过它时。

直觉告诉她，这男人就是苟雄。

吴一萍再仔细一看，没错，确实是苟雄。她不自觉地爆出了一声。

这对赤裸的男女一看到吴一萍，慌乱成一团。女的随手拖一条被单，遮住胸部，蜷缩在床角。

吴一萍定神一看，吃了一惊。那女的竟然是她精心栽培的语文科代表，是一个才十四岁的女孩。因吴一萍喜欢她，她经常跑到他们的宿舍来玩。

吴一萍实在不能忍受这个事实。本来，她的心已被刮了一刀，现在又被刺了一剑，钻心地剧痛。

苟雄恼羞成怒，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吴一萍憋不出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苟雄回学校后，轻描淡写地“安慰”吴一萍几句。

吴一萍说：“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走吧。”

此时，吴一萍突然感觉，当时苟雄给她的啤酒肯定内有乾坤。否则，再怎么酒精过敏，也不至于半瓶啤酒下肚，就欲死欲活。

事已至此，吴一萍的泪只能往后脑勺流。

吴一萍终于和苟雄协议离了婚。按协议，她“赔”了苟雄两万元“青春损失费”。

她知道这是何等荒唐。

人常常遭受屈辱，还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吴一萍突然想到，她老爸生前在闽南一个小县城任公安局外事科科长时，只要有人想出国或移居港澳，总得过他老爸这一关。每当人家填表、送材料上门，老爸总是要拖几个月，名为“研究研究”。那时候，总觉得好奇：老爸也真怪，几张表格，又不是制造原子弹，有什么可研究的？

老爸在退休前两年被提升为副局长。

也许自己的不幸是一种报应，所以她对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并不看得很重。她想，这世间是有因果报应的。

绑在身上的一根粗绳子解开了，吴一萍一身轻松。

而吴妈却整天闷闷不乐。

她说：“做女人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离婚了，就应该赶快找个人嫁掉。女人如瓜菜，不能留的。越留越掉价。”

在吴妈的哲学里，离婚就是一种罪过。因此，她总是认为女人离婚就如同被强奸过一样，低人一等。整天害怕招不到上门女婿而四处托人为女儿做媒。每当一些老太婆来串门，她就会热情而激动得像找到救星。

吴妈越急，吴一萍心里就越烦躁不安。

吴一萍经常梦见叶可良。梦见与他在校园内散步。梦见与他一起去晚自习。梦见与他在暑假一起去鼓浪屿看大海、蓝天和白云。

梦醒后，吴一萍就躺在床上静静地想他，静静地流泪。此时，她才真正清醒过来，她是多么爱叶可良！越爱他，精神就越受到折磨。

尽管叶可良完全可能会原谅吴一萍的过去，但吴一萍却无法原谅自己。她多么想给他一份完完整整的爱，可她却给了他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她感觉，这伤口，她和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可能一触心里就滴血。

全文 全文 第四章

第一年刚放暑假，吴一萍就收拾行李，下决心去死一次，流浪到哪里算哪里。哪怕尸骨抛露荒野。

吴妈知道吴一萍要去流浪后，气得脸色发紫，说她一错再错，骂她不仅不知廉耻，还给祖宗丢脸。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端，一个小女人去外面抛头露面，能抛出什么好事！

吴妈说：“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女的要么做人家二奶，要么去做三陪。要么成了不三不四的人。男的一年辛辛苦苦只赚了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到头来，丝瓜打狗两头空。”

什么样的解释都是空白的。尽管吴妈是最疼女儿的，可老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出去闯世界这种对她来说近乎荒唐的事。在她的哲学里，铁饭碗压倒一切，打工绝对是低等人做的事。

吴一萍思想至半夜。

天亮的时候，吴一萍给老人家留了一张纸条，带了一点钱和几套衣服，就匆匆赶到长途汽车站。

还未上车，所有的辛酸就涌上心头。这一年来，太多的痛，折磨得她无法安宁。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吴一萍突然觉得，这半辈子活得羞愧，毫无意义。

车在半山腰盘旋时，看着玻璃窗下陡峭的斜坡，吴一萍甚至想，要是车突然翻下山崖，就这样死了，倒也干脆。她喜欢幻想自己死亡的经过。

吴一萍满脑子都是车翻下山坡的镜头。玻璃刮着她的肌肉。血流得满地。头随着车的翻滚撞来撞去。她竟不会疼痛，反而痛快淋漓。

车里的音响正在播一首《走向遥远》的歌，那种旋律，旋得她泪流满面：

不要量我心中的惆怅不要测我眼中的忧伤把我遗忘吧在情感最偏僻的角落让我品尝痛苦的极限

不要敲我灵魂的隐痛不要开我凄楚的心门让我走吧在人生最矛盾的驿站让我承受孤独的煎熬

走吧 走吧走向遥远走向遥远遥远的地方有绿色的故事遥远的地方有精神的家园走吧 走吧走向遥远走向遥远走向遥远

也许是天注定，阳寿未尽，她那部长途大巴还是安全地到达了广州。

太多的高楼大厦，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

看着大街上个个眼睛鼓突、走路像跑步的人群，吴一萍真忍不住想问：前无猎物，后无追兵，难道各个个中了六合彩，急着去领奖金？

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让人如闷在高压锅内。个个变得像蒸汽，每天都在压力下使劲地冲锋陷阵。

无形的压力压得吴一萍只好降低理想，到一家网吧做收银员。

网吧位于一条商业街的地下室，阴暗，空气不流通，有一股霉味。但人来人往，络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