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的修养》，里面说过人不可贪小便宜，可着北京城，个顶个都跟人精似的，什么便宜能轮到你呀？”

刘利平笑道：“您真有意思，还会理论联系实际，看来您的觉悟不低。”刘志仁说：“别瞧不起你爹，我没少参加政治学习。其实好多东西都大同小异，就说辩证法吧，古代就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规律。”

刘志仁每每和孩子念叨完过去的事，都会叮嘱几句：“到了外面最好夹起尾巴做人，咋咋呼呼的事千万不能干。”他最怕孩子忘乎所以，也知道自己那点政治资本不值一提。可惜孩子不仅属于父母，他们更多的时间属于社会。刘利平初中加入共青团，一直都是学生干部。刘建成上小学后也很快加入少先队，姐姐成了弟弟学习的榜样，姐俩都十分热心社会工作。受社会整体氛围影响，对学生的教育总是显得那么单纯。人们按照理想的模式塑造着祖国的第二代，从不把人生的阴暗面展示给他们看。学生好象谁也没怀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明天等着他们。学生的热情发自内心，他们相信社会胜过了相信父母。

刘利平上高中后对父亲的教诲不再感兴趣，她认为父亲的人生哲理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父亲很少坚持原则，家里外面都是一团和气，很象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批评的第三种现象：“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她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出于对父亲的尊敬，也没有当面反驳，她隐约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念，父亲改变不了她，她也改变不了父亲。

刘利平上高中曾是金质奖章获得者，即便上了大学也没改变热情如火的性格，这代人注定要被政治激情所熏陶，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也许时过境迁、社会翻开新的一页时，他们或许会悔恨错生了时代——它无端地耗费了青年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但在当时，他们却都觉得十分庆幸，以为自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景。

刘志仁眼看着女儿一步步背离自己的信念，不由得担忧起来，倒不是因为他长了火眼金睛，实在是担心女儿争强好胜的性格。她活脱脱就是父亲年轻时的再现，不同的是，父亲当年一心一意想着发财，女儿却是近似虔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刘志仁都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以及“社教”和“四清”，差不多都是亲眼所见。其中隐伏的险恶他也窥到了一二三，而一旦失足再想翻过身简直比登天还难。至于为什么要让女儿安分守己，他讲不出更多道理，只觉得为人处世还是本分点好。中学时不必说了，还是孩子，上大学情况就不同了，成人自有成人的规矩。不顾一切的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少不了得罪人。得罪人不是小事，平时觉不出来，一旦倒霉，人家就会落井下石。

父亲的苦口婆心在女儿听来全是耳旁风，她讥笑父亲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刘志仁背地里对老伴说：“你劝劝她吧，当妈的话她也许能听几句。”吴忱光看不出女儿有什么不当的地方，相反她还以自己的经历给老伴做工作：“你还想让闺女走我的老路，整天关在家里，连个生人都不敢见。解放十几年了，怎么还是老脑筋？”刘志仁哭笑不得，急扯白脸地解释说：“我不是那意思——”然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弄不清。他叹了口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危险。

十六

转过年的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形势发展之迅疾出乎人们的意料。北京城好象刮起十二级风暴，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几乎荡涤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校园里杀出的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破四旧，立四新，把一个平静的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刘志仁看着女儿象疯了似的投身到运动中，担心家里要出事，刘家祖上还没出过这么张狂的人呢。

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揪斗“黑帮分子”，呼啦啦来一群捋胳膊、挽袖子的红卫兵小将，横冲直撞地冲进院落，不容分说地揪出“地、富、反、坏、右”，拉到街上就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群情激愤时少不了拳打脚踢，年老体弱者经不住三拳两脚，暴死街头者也难以记数。一时间红袖章成了恐怖的象征，人们走在街上，看到直眉瞪眼的红卫兵，打老远就得给他们让路。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口号“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权威已然超越了做为国家机器的军队和警察。

刘建成刚十来岁，他也受到鼓舞，在家戴上姐姐的红袖章，学起红卫兵的样子。气得刘志仁给了他俩耳刮子，骂道：“还他妈嫌不乱！是你玩的东西吗？”刘建成弄不清咋回事，捂着脸到奶奶跟前告了一状。老太太疼孙子，刘家就这么一棵苗，平常连吓唬一下她都不干。她叫过儿子说：“建成怎么了？让你没头没脑的打，小时侯谁打过你！”刘志仁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怕他学坏吗。”“不兴跟他好好说，他懂什么好歹，往后想打孩子等我死了再说。”老太太动了气，刘志仁不敢再犟嘴，只能好言好语地哄母亲。其实他何尝不疼孩子，儿子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儿，更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正因为疼他，才怕他惹出祸来。

解放后刘志仁对所有运动，向来敬而远之。说不清为什么，就觉得它们太飘忽，不象做买卖，一是一、二是二的实在。吴忱光一向不关心社会是非，这回大概是吓坏了，眼看着运动越搞越邪乎，她和老伴商量，是不是给闺女泼点冷水？刘志仁一百个赞成。两人找女儿谈话，说你干革命我们没意见，但不能出圈儿。刘利平正在兴头上，哪听得进父母劝阻。文革一开始，所有规矩一扫而光，一旦投身其中，根本分不清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刘利平索性星期天也不回家了，每月拿了生活费便没了踪影。孩子一大，想干什么事，做老家儿的无能为力。

“仁和居”职工不多，红案白案加服务员、勤杂工，顶多二三十人，他们面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免有些蠢蠢欲动。周正已调到餐饮公司当了副经理，新上任的领导不知该如何引导群众搞运动。大家翻来覆去也找不出革命对象，人们把老实巴交的刘志仁忘在了脑后。一个三十来岁的厨师，因为困难时期周正批评过他私拿国家食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鼓动大家说：“周正十多年来一直对工人管卡压。”众人随声附和道：“对！造周正的反，他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众人一哄而起，吵着嚷着去公司批斗周正。刘志仁没敢张罗，反正饭馆也得有人看摊儿，他权当兼任了一次后勤部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层的人士或者群情激奋，或者人心慌慌，到饭馆就餐的客人明显减少。刘志仁做事循规蹈矩，甭管出现什么情况，按时上下班雷打不动。有人吃饭他笑脸相迎，没人吃饭便拾掇桌椅，打扫卫生。他不为别的，就想着得对得起每月的工资。

年轻人呼啦啦都走了，李仲贤也跟着走了，刘志仁一脸无奈地摇摇头。他里外地收拾一番，刚要坐下喘口气，门帘一挑进来个老主顾。刘志仁慌着站起来，把客人让到座位，露出惯常地微笑说：“这日子口儿了，您还有闲心喝两盅？”“改不了了，一辈子就这点嗜好。”就餐的顾客是位六十多岁的长者，坐下后打开折扇儿，一边扇着一边说：“老规矩，三两二锅头，一盘水煮花生米。”“您先落落汗儿，我给您准备去。”刘志仁给客人倒了碗茶，转身去打酒端菜的功夫，一个叫张兰的女服务员忽然回来了。她见有顾客来了，问刘志仁：“他背毛主席语录了吗？”

“这……”刘志仁不敢说谎，也不知怎么替主顾遮掩，一时张口结舌。

张兰明白了，回身对就餐的顾客说：“站起来，‘要斗私批修’。”顾客目瞪口呆，恍惚之间才明白怎么回事。他年岁大了，如何想得起时下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刘志仁在张兰背后直冲墙上努嘴，顾客愣了半天才发现对面正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赶紧哆哆嗦嗦地说：“要节约闹革命。”张兰教训道：“今儿算饶了你，明儿再打磕巴就乘早滚出去。”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

刘志仁到门口左右看看，见外面没人，回来忙给老主顾赔不是：“您别见怪，是个小丫头。”长者憋了半天才说：“这叫什么事！我来送银子的，倒成三孙子了？”刘志仁急忙摆手，示意他不要信口开河，随后悄声提醒道：“少说为佳，您不知哪句话说的不对就是罪过，打您一顿都没地儿贴膏药。”长者恍然大悟道：“想起来了，莫谈国事。”

刘志仁陪老主顾聊天儿，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叫，跟着闯进来七八个红卫兵。为首的一个横着膀子问：“这儿谁负责？”刘志仁上前陪笑道：“负责人不在，我……在值班，您有什么吩咐。”“告诉你，门口的牌匾属于‘四旧’，得砸了。”“您不兴跟领导说说再砸么？我做不了主。”“少废话，‘破四旧，立四新’你也敢反对？”红卫兵威严的目光直刺刘志仁的双眼，他马上点头哈腰地说：“不敢，您请便。”“砸！”随着红卫兵头头一声令下，五六个男生抄椅子、搬桌子去了门外，将门楣上方的牌匾撬下来，当街砸了个稀巴烂。刘志仁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红卫兵走后，刘志仁收拾了残匾，忍不住掉下眼泪。这回轮到老主顾安慰他了：“又不是你的买卖了，心疼它干吗？月月不少开支就行了。”

刘志仁坐在桌前，点上一支烟，心不在焉地抽着。自打在杨柳胡同落脚谋生，风雨来雨里去的已过去三十多年，他也算目睹了南齐街的变迁。如此疯狂行为还是头次经历，红卫兵的幌子离奇又威猛，容不得人说半个不字。战乱的年代，危亡的时期，“仁和居”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到了光天化日下却硬要将它毁灭殆尽？刘志仁对“仁和居”存有特殊感情，首先这名号就包含着父亲的殷切期望。在他看来“仁和居”已不单单是一家饭馆，还是个有情有义的活物。象亲手养大的孩子，更象一个可以寄托情谊的朋友。此后尽管它还立在南齐街上，但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恰如自己的孩子，却被他人剥夺了姓名权。

傍晚，职工陆续回到饭馆。张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刘，大家都造反呢，你怎么当起了逍遥派。”刘志仁陪笑道：“姑娘，你们辛苦一天，回来总得有口热水喝吧。”李仲贤忙过来说好话：“是啊，老刘帮咱看家呢。”李仲贤太了解刘志仁了，他既不敢张狂，也不敢退缩，运动爆发以来，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过日子。刘志仁一边张罗给大家沏茶倒水，一边汇报这天的情况：“晌午来了好多红卫兵，说咱的字号属‘四旧’，砸了牌匾。”张兰说：“是该砸，问题是咱怎么没想起来？看样子造反得从单位内部做起。”刘志仁吓了一跳，生怕革命矛头指向自己，他象个老家仆似的忙着给同事上茶，出于习惯，也给李仲贤端上一碗。李仲贤急忙起身接过茶碗，顺手拉他袖口，示意他坐下。心说：您就别张罗我了，咱谁主谁次得分清了。刘志仁岂敢再以老板自居，他屁股象安了弹簧，跟椅子点了一下又给大家续茶去了。

运动一天天升温，周正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走资派。造反派经常批斗他，左右陪绑的多是些解放前的老板，如今头衔是反动资本家。刘志仁害怕了，小业主和资本家一步之遥，他害怕燎原烈火烧到自己头上。单位号召职工揭发批判周正，刘志仁不说过不了关，说深了又怕对不住良心。周正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之所以能以小老板身份跻身于工商联，与解放前的大商人平起平坐，全赖周正的栽培提拔。在此人生紧要关头，刘志仁无论如何也不能落井下石，他仅拣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附和着大家说了几句。

转眼到了冬天，刘志仁正在招待稀稀拉拉的顾客，两位公司正走红的造反派头头进了门。他们悄声嘀咕了半天，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刘志仁。刘志仁少不得狐疑起来，本系统的造反派从没冷眼瞧过他。“今儿怎么了，该不是算计上我了吧？”刘志仁吓出身冷汗，竟抢着干起活来，脏净也不在乎了，他以为如此不怕脏不怕累就能减轻心理压力。一个造反派头头说：“老刘，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自个儿有什么问题得好好想想，别等人家找上门来。”刘志仁浑身一激灵，险些将一簸箕煤灰折在地上，他低头念叨着：“我有罪，罪该万死，解放前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解放后也不注意思想改造……”他只顾自责，见对方没反应，大着胆子抬起头，眼前早没了人。

刘志仁回到家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晚饭也没吃几口，靠在被摞上抽烟。刘建成少不更事，出来进去没个老实劲。还没进腊月呢，就在院子里燃起了爆竹，不时进屋问母亲，什么时才能过年。天黑后，他把各屋的灯都关上，提着灯笼屋里外面地串来串去。闹得刘志仁心烦意乱，没好气儿给了他两句，刘建成委屈地偎在母亲怀里。吴忱光埋怨道：“跟儿子支哪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