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将他们覆盖，没着雪的凹洼处黑糊糊，远远看去象一堆堆废弃的城市垃圾。刘利平借着暗浊的灯光，四处寻找父母的身影，她觉得这些人不管男女老幼好象都一模子刻出来的。她回身问李叔义：“没听说有个广安门车站？”“这是货运车站。”“急死人了，我们老家一个亲戚也没了，他们去了投奔谁呀？”“别急，大叔大婶总会有办法。”他俩的走动，引起押送人员的注意，过来几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站住！干什么的？”“我……”刘利平吓得说不出话，李叔义陪笑道：“同志，是这样，我们想给父母送点东西。”还好，这些人没找麻烦，“哪个系统的？叫什么？”“二商局的，刘志仁。”“跟我过来。以后有事言语一声，贼眉鼠眼的瞎踅摸什么！”“是，您说得对。”李叔义怕刘利平因心情不好而不注意方式，所以一直以家属身份抢着回答。
他们来到紧靠铁轨的一个角落，押送人员喊了两声“刘志仁”。人堆儿里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颤微微地应答着站起身。“出来一下。”押送人员不耐烦地招了下手。刘利平一眼认出父亲，内心百感交集，外表却不敢有丝毫表露。“爸，我是利平。”“你来啦。”刘志仁表情呆滞，不敢多说话。“妈和小弟都好吧？”刘利平说着往人堆里张望，但她认不出哪是母亲，哪是小弟。“都活着呢，你怎么样，没挨打吧？”“没有。”刘利平咽喉哽咽了。“没挨打就好，我们一走，京城就剩你了，记着，有事找你李大妈去。叔义，你们多费心照顾她吧。”“大叔，您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利平的。”李叔义边说边警惕地四处张望，他怕时间长了引起押解人员的反感。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时间不长，果然过来一个臂戴红箍儿、嘴叼香烟的人。黑暗中看不清此人面孔，听声音能辨出是中年人。“嘿！有完没有？还哭哭啼啼的，象什么话。”李叔义拉着刘利平的胳膊说：“见个面就行了，你也得赶紧回去。”他心里惴惴不安，惟恐因此而牵扯到自己，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若联系上，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刘利平临走时将口袋里仅有的三块钱塞给父亲。他们被人撵出大门，刘利平站在门口的黑影处不肯离去，她要看着父母弟弟上了火车才塌实。李叔义不好再劝说，在旁边活动着手脚，车站东街空无一人，大雪早已覆盖了街道、房屋和树木。漆黑的夜空深处，雪花还在无声无息地飘下来。没多会，刘利平的头巾和双肩已堆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李叔义独自叹口气，他能体会出刘家生离死别的悲苦。
雪夜寂静而寒冷，京城的百姓，即便是那些倒霉鬼，恐怕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角落，还有着比他们命运更悲惨的一群人，准确的说是一群仅有喘息自由的活物。就算是京郊生产队牛棚马厩的牲口也比他们强百倍，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四脚活物，至少还能得到饲养员添加的夜草，至少还有个避风遮雪的牲口棚。而这些失去尊严的人，却只能默默地忍受饥寒的侵袭。
刘利平注视着大门里的那群人，内心深处懊悔不已。她认定是自己害了父母，最初的导火线无疑就是与吴铭在高中闹的矛盾。那时她思想太激进、太纯洁、太不知人生的险恶，凭着优异的成绩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她一直看不起那些盛气凌人的高干子弟。大概是追寻平等的欲望在作怪，她始终把胜过高干子弟做为学习的目标，想凭个人奋斗证明，这个世界不应有天然的红色接班人。现在她似乎醒悟了，错误不在这种想法本身，而是她没认清在风起云涌的红色海洋下面，中国大地上的封建余孽始终未曾绝种。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竟公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这口号把所有遮羞布都撕个粉碎，仅剩了蛮横无理。如今家庭遭到惨烈的浩劫，她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她甚至不能理解当初何以会鬼迷心窍。
阒无人声的夜空里，忽然传来逐渐加剧的震响，一列火车由远及近驶到站台。机车象困乏的巨兽，停下后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似乎随时准备将这些两脚活物生吞下去。刘利平忍不住惊呼：“叔义，来的是闷罐车！”严寒冻僵了肌肉，使她的惊叫也发不出多大声响。李叔义没法和她解释，默默地站在旁边，这还用问，已然成了被遗弃的渣滓，谁还在乎他们的饥渴冷暖。随着“咣铛、咣铛”的一声声巨响，闷罐车的铁门打开了，押解人员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风雪中蜷缩着的两脚动物开始向车门蠕动，不时传来妇孺的惊叫和哭泣。静谧的雪夜被嘈杂的声响惊醒了，天地之间似乎有了点活气。刘利平清楚地看到，押解人员象赶牲口似的把“黑帮分子”和家属哄上闷罐车，随后“咔嚓”一声锁紧铁门。他们则登上一辆加挂的客车，车厢里灯火辉煌，黑夜中显得明亮刺眼。绿色信号灯晃了几晃，机车发出震天撼地的嘶鸣，列车缓缓起动了。
刘利平再也控制不住，扒在铁栅栏门上呜呜地哭叫起来：“妈呀！是我害了你们……”
列车远去了，黑夜又恢复了平静，刘利平直到听不见列车的轰鸣才离开车站。李叔义将她送回学校，离驻地还老远，她便下了车。前面那段路极为偏僻，李叔义担心有坏人，坚持送她到楼门口，被刘利平拒绝了，她怕连累李大妈一家人。
刚上楼梯，刘利平就听到监管人员的怒吼：“刘利平哪去了？说！”“啪”木棍敲击桌子的声音。刘利平紧走几步，推开房门，平静地说：“不必兴师动众，我没有逃跑。”她发现吴铭也在场，直觉告诉她，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与吴铭有直接关系。而且父母遣送回乡，他肯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铭得意地说：“四周都是革命群众，谅你插翅也难逃。说说吧，这段时间干什么去啦？”“你自己清楚。”话音未落，立刻上来四五个男女扭住她的胳膊。批斗会开始了，在冠冕堂皇的批判下，是对她的肆意羞辱，甚至拳打脚踢，造反派不能容忍专政对象擅自逃避劳动改造。一阵折腾后，他们惩罚刘利平去校园扫雪，直到她对所犯罪行有所悔悟为止。
刘利平被非法拘禁一年多，直到军宣队、工宣队控制了局势，她才恢复自由。然而自由对她已失去意义，京城之大她连安身之地也没了。运动仍处在无序状态，稍有改变的是，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消失了，军代表和工宣队掌握了学校的大权。随意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的现象不见了，但对那些板上钉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或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的迫害则愈加剧烈。在绝对权威统领下，学校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了有组织有预谋的人身迫害，斗争对象主要集中在走资派和老教师身上。刘利平的身份则由现行反革命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了前一段的非法拘禁垫底儿，如今的政治歧视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了。心灰意冷的刘利平，早已自觉自愿地把身份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军代表找她谈话，劝她不要背家庭包袱，她直觉得好笑。“家庭包袱？无稽之谈！我的想法与您的教诲刚好相反。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凭艰辛劳动挣下‘仁和居’，如果说我后悔没早听父亲的话，那倒是真实想法，哪来的怨恨家庭出身呢？”
刘利平内心世界早已脱胎换骨，军代表的教诲纯属多余。在一帮一、一对红、向党表忠心、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政治潮流中，刘利平已然看破红尘。她念过几本书，面对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狂潮，自然联想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精神，它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尚且漏洞百出，明显的例证就是牛虻和于连，一个被他信仰的精神所欺骗，一个从来就是投机分子。刘利平从不否认信仰的作用，毕竟人还没有穷尽宇宙的本源，人们需要把灵魂寄托在或现实或虚幻的东西上面，以期获得心理平衡。但如果把原本就毫无根基的东西发挥到极致，使其脱离现实土壤，那它必然要演变成荒谬。
如此清醒的认识并非一夜生成，而一旦生成又不会轻易退去。原因很简单，良心既不可能欺骗自己，也不可能欺骗生活。刘利平甚至害怕这种思想，因为面对的是从御林军下来的军代表，他们代表了社会思想的主体。如果被他们窥测到内心秘密，她必将再次深陷囹圄之中，而且会比上一次失去自由更可怕。
应付完军代表，刘利平松了口气。她需要找个寻常的地方，和些寻常的人们聊些家长里短，好抑制一下不断攀升的精神世界。她想到了杨柳胡同，家虽然没了，但李大妈一家还在。她用仅有的五毛钱坐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刘家老宅离胡同西口不远，东耳房的后山墙已被改造成两扇对开的灰漆大门。布吉巷口更狭窄了，车库旁边另加了条封闭的通道，紧靠车库是人员出入的不起眼的木门，门框上安了门铃按钮，原来位于布吉巷的院门则被封堵了。
刘利平在宅院周围转了几圈儿，心里不免有些沮丧，为避免坏情绪影响平和如水的心境，她赶紧去了李大妈家。李大妈快不敢认她了，愣了会儿才把她拉进屋，“闺女，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刘利平没诉苦，过去了的事再提它没意思，只能徒劳地增加烦恼。
中午，李仲贤和孩子都回来了，少不了感慨唏嘘一番。刘利平十分感激李大妈一家人的帮助，说不是你们，我们家还不知落个什么结局呢。李大妈说：“谢不谢的见外了，咱两家的交情不是一半天了。你爹和奶奶刚来北京就住我们家，他和你妈结婚还是我做的媒呢。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有个缝缝补补的活计就找我。”刘利平心里一阵热乎，她问李大爷受没受牵连？李仲贤说：“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得过筛子，不过你放心，我一个卖苦力的他们不敢怎么着。”刘利平知道李家人没事心里塌实了，吃了饭又坐了会，乘天黑前赶回了学校。
二十一
毕业分配开始，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统统都得走向边疆和内地。只有少数在位的军队高干子弟可以免受劳役之苦，依靠父辈的荫庇走后门参军。面对不可预知的命运，刘利平多少占有心理优势。文革中所有典型恶运，都让他们家赶上了，其所受的迫害决不在领导干部之下。她完全可以从容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家都没了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得到确切分配方案后，刘利平又一次回到杨柳胡同。环境依旧，物是人非，看着熟悉的老宅院，她不免生出一丝惆怅之情。
李大妈拉着她的手进了屋，搬来凳子放在火炉边，让她烤烤冻僵的身体。听说她分到甘肃一个偏远县城，李大妈一阵心酸，流着泪说：“想不到你们家一个也没留下来，都走了，就像做了场噩梦。”刘利平说：“大妈，还得麻烦您，我两手空空连个装衣物的箱子也没有，家里没剩什么东西吧？”“没剩！那么多硬木家具，一件也没拿出来。甭急，叔义会木匠活，让他帮你做个木箱子。”李叔义上夜班，正在家休息，说做箱子容易，厂子新运来一批机器，外包装都是松木板，准备处理给职工。“我就缺个箱子，其他东西倒无所谓。”李叔义心事重重地说：“甘肃可远得很，你这一走怕就回不来了。”“谁说不是，早知如此还不如早就业呢，起码能落个北京户口。”“真不知哪步走得对？”“我倒没什么，就是我们家的结局太惨了，没想到啊……”刘利平伤感地流下眼泪。李叔义说：“到了甘肃勤来信，省得我们惦记。”刘利平抹着眼泪点点头。
李大妈说：“我还忘了呢，你爸前些日子来了信，跟我们打问你呢，我们回信说都挺好的，谁知你却去了甘肃。”李大妈找出信递给刘利平。她没敢马上看，随手塞进口袋。李大妈说：“往后就拿大妈这儿当家，有机会来北京还上这儿来。”她从柜子里翻出三条崭新的毛巾和几条肥皂，说：“家里没象样的东西，这是叔义发的劳保用品，带着吧，到了外地都是好东西。”刘利平目前仅靠补助金生活，莫说毛巾，连块手绢也舍不得买。
中午李家吃了包饺子，算是给刘利平饯行。她离开的时候，李大妈一家人把她送到胡同口，李叔义说：“别急，三天后我保证把木箱子送到学校去。”刘利平心里一阵热乎，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刘利平只身来到甘肃省的一个偏远县城，领导本打算安排她教书，一查档案不要紧，不但家庭一塌糊涂，本人黑材料还一大堆。那年月整人时，个个争先恐后，该做结论了，甭管哪级领导都不愿撤出黑材料。环境逼得人宁“左”勿右，“左”一点是态度问题，出现右的错误，情况就要发生质变了。人们谁也不敢保证刘利平今后不犯错，万一组织调查下来，当事人很可能官职就保不住了。刘利平的黑材料，谈不上是谁有意陷害，大家不过顺乎潮流而已。可悲可叹的是，刘利平本人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