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革委会为保险起见，把刘利平发配到了戈壁滩上的“五七农场”，名义是下基层锻炼，实则让她去劳动改造。这里尽管不是登记造册的劳改农场，但劳动强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组织上对“五七战士”管理极严，名目繁多的劳动纪律，加上不断施与高压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比劳改犯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刘利平没了退路，只能咬紧牙关，拼命死扛。白天是无休无止的繁重劳役，夜晚还要按连、排、班的军队编制组织学习。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环境才稍微宽松。又过了几年，这些人才算脱离了苦海。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春节休探亲假。从大西北的戈壁荒滩到华北平原上的小河口，刘利平整整用了六天时间。一路劳顿地赶回家，见了父母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在了他们面前。这些年她始终忍受着良心的折磨，如果文革中做个逍遥派，家庭或许不会遭此恶运。吴忱光没想到女儿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只觉脑袋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瘫在地上，倒地的时候，用力向女儿伸出一只手，嘴里只说了声：“你可回来了……”刘利平起身扑向母亲，将老人紧紧抱在怀里，娘俩互相搂抱着哭成一团，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刘志仁正为意外地见到衣锦还乡的吴国栋而犯愁，女儿的到来打断了他的思绪。到底是饱经沧桑的老爷们，他没象老伴儿那样情绪失控，但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掐灭烟，过去拉着娘俩的胳膊说：“起来吧，咱刘家人能活着团聚该高兴才是。”母女俩相互搀扶着站起身，吴忱光这才顾得打量女儿。戈壁滩的风沙在女儿脸庞刻下了岁月的印痕，皮肤粗糙黝黑，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吴忱光颤微微地问：“这些年没受罪吧？你也不来封信，把妈急死了。”刘利平擦去眼泪说：“没受罪，就是一直被管制着。我不敢写信，怕又给家添麻烦。”她不忍把多年受的屈辱告诉母亲，已然过去的事，再提它只能徒劳地增加父母的痛苦。
刘志仁担心吴国栋再施报复，显得心事重重，即便见了久别的女儿也无法开心。吴家人的报复让他心惊胆寒，北京的家毁了，故乡的老宅占了，他们回家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吴国梁给生产队出个损招儿，安排他们住进吴家解放前讨饭时栖息的茅草房，刘志仁对此不敢有半句怨言。他见娘俩坐在炕头拉起家常，免不了又唉声叹气地抽起烟，悲剧是否还要延续下去？未来会是什么样？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刘志仁不知该不该把久藏心底的秘密告诉家人。
刘志仁正愁眉不展，刘建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身后卷带着一股寒气。他刚要找水喝，迎面看见了姐姐。刘建成惊呆了，但马上反应过来，惊喜地叫了声“姐姐”，随后便不知再说什么好了。刘利平吓了一跳，印象中小弟还是调皮的顽童，怎么一晃儿就成老爷们了。“小弟变化真大！”刘利平回家后第一次露出愉快的笑容，小弟何尝不是她生活的希望，看他欢蹦乱跳的样子，肯定没落下后遗症，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孩子一天到晚没老实劲儿。”吴忱光似是责备、似是疼爱地数落着儿子。看得出来她十分开心，眉宇间重又绽开了幸福的微笑。也难怪，当初他们一家在京城生离死别，谁也没敢想有一天还能在故乡团聚。吴忱光洗手做饭。刘建成围着姐姐问长问短。刘利平不愿提及伤心的往事，怕影响小弟的情绪，她觉得家庭在这场劫难中最倒霉的就是小弟。他是无忧无虑，对社会上的政治歧视好象也见怪不怪，难得他能有这么一份好心情。可细细想来，小弟的损失其实最大，奶奶甭说了，八十多岁的老人就算不让红卫兵打死，也活不了几年；父母大半辈子都过来了，好歹也无所谓了；自己虽说受了几年迫害，可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小弟就不同了，满打满算仅上两年小学，十来岁便惨遭横祸，被迫与父母回到落后的故乡。她甚至难以想象，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乡村，小弟是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过程的。弟弟越是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刘利平的愧疚便越是难以排遣。想想他那些同学，如今正在京城享清福，他却不得不穿着破衣烂衫，象野孩子似的在爬树攀房掏家雀中寻觅着快乐。刘建成还不理解姐姐的心情，眉飞色舞地给家人讲起村里的见闻，说吴老太太家来了大官，门口还停着轿车呢，真不知吴家还有这么尊贵的亲戚，村里好多人都去看热闹了。
刘志仁怕儿子招事，训斥道：“这几天你老实点儿，别他妈去凑热闹，那是咱看的吗！”父亲无端发火，使刘建成好生奇怪，不过他心里明白，父亲是怕家里再出事。这些年他多少知道了轻重，刚回家时，吴国梁没少借批斗会之机殴打羞辱他父母，掺和吴家的事或许又要给父母带来不幸。刘建成淘气归淘气，在这方面他却很知趣。
刘利平想把内心愧疚向家人和盘端出，哪怕让父母责备几句也痛快。前两年她从一个同学嘴里得知，抄她家的那群红卫兵，正是吴铭领导的“井冈山”。把她打成反革命也是吴铭向对立面提供了黑材料。她以为铸成大错的完全是她争强好胜的性格，现在想来实在可笑，当初怎么会如此幼稚？真象中了魔怔，任凭父亲怎么劝说也听不进去。
回家有几天了，刘利平还没找到合适机会。母亲在忙着过年，今年的春节可以撒开手过了，女儿将积攒的四百元钱交给了她。这些钱对身处困窘之地的吴忱光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她跟着母亲过日子时花钱就没吝啬过，有俩花仨屡见不鲜，她想得开，话说白了，有钱不花，丢了白搭。一辈子精打细算的刘志仁和老伴儿观点迥异，多年养成的敛财生财习惯已经渗入细胞，只要有钱就想着积攒点儿。如今再发家致富不可能了，防备个万一还是有必要的。
老两口为怎么花钱争执了几句，吴忱光抢白道：“你不花，谁知明儿便宜谁？吃进肚子里我塌实，再挨批斗都有劲儿。”刘志仁埋怨道：“你光知道吃喝，来年收成怎么样也不虑论，万一闹个旱涝蝗灾，我一年挣不下仨瓜俩枣，日子怎么过？”吴忱光急了，说：“你挣的还少？大小三处院落，‘仁和居’日进百金，怎么着？不全没了！想不开。”刘志仁还要跟老伴儿讲理，被女儿拦住，说：“您就放心地吃喝吧，我现在一月能挣五十多，一人有个二三十就够了，往后每月都给您寄钱。”刘志仁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老爹帮不了你，自个儿得想着自个儿的事。”刘利平冷冷地说：“咱家这状况，谁要我？再说婚姻讲缘分，穷达富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吴忱光说：“我不是没想着女儿的事，问题是想多了有用吗？我想住金銮殿，他得让我住呀，我想买前门楼子，人家也不卖呀。”刘志仁无言以对，“唉……”他叹了口气，扑哧一声又乐了，说：“得，咱高高兴兴过大年吧。”他照老伴儿的吩咐，买来半扇儿猪肉，又去商店提回两坛子“衡水老白干”，驱邪的鞭炮更是买回一书包，儿子也穿上了里外三新的棉袄棉裤。
吴忱光想图个吉利，让女儿写副春联。刘利平犯了难，眼下许可贴的春联和她家的气氛都不协调，她拿着毛笔苦思冥想。刘建成凑过来说：“我有个对子，保证合适。‘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进有门，借钱无门。’横批是‘您说咋办？’”“呸！找挨骂呢？大过年的，小心让爸妈听见。”刘建成又说：“那咱就来个‘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刘利平沉吟道：“好是好，可惜上下联重复了，这是口号，不是对子。”“那写什么？”刘建成没词儿了。“这么着吧，还是老套子稳妥。”刘利平说着写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俗。”刘建成不屑一顾地走了。
年根儿底下，下了场大雪，村野一片洁白，麻雀、喜鹊、乌鸦没了觅食的地方。刘建成乐坏了，和伙伴拿着笸箩、细麻绳去了场院。扫开一片雪，撒上几把粮，支起笸箩，拴好麻绳，远远地躲在秫秸垛后面，等待鸟儿的到来。大半天时间竟抓回一书包鸟雀，他乐呵呵地回到家，把野味往屋地一扔，对姐姐说：“让你尝尝鲜儿，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刘利平翻出冻僵的鸟雀，个顶个都拧断了脖子，她惊讶地说：“你也忒不着调了，怎么连老鸦、喜鹊也抓来了，这可不吉利。”“管它呢，炖在锅里爸妈也分不出来。”刘利平说：“小弟，咱商量商量，往后别瞎折腾了行不行？多念点书吧。”刘建成不以为然地说：“念它干嘛！没听说吗，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何况我这个狗崽子。”刘利平无奈地摇摇头，小弟到了这步田地，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说。悔恨之情又一次搅乱了她的心。
年三十晚上，刘利平再也憋不住了，包着饺子和父母说了中学时如何与吴铭闹意见，到了文革又成了对立面。是她最先引发了矛盾，才有后来吴铭的借机抄家。吴忱光没往心里去，说：“知道人什么样就行了，往后记取教训吧。”刘志仁心里倒海翻江起来：吴铭肯定就是哪个打死奶奶，踢伤儿子的红卫兵，他也姓吴，和吴国栋又长得那么象，没跑儿，绝对是父子俩。八成是他们爷俩携手来报复我，否则吴国栋见了我也不会露出得意的微笑。
刘志仁越想越害怕，历历往事仿佛浮现在眼前。要说闯祸，女儿不过是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线，真正的祸根还是几十年前的官司。不能再隐瞒了，儿女大了，应该告诉他们历史真相了，否则女儿的内疚会伴随她终生。这场劫难不怪女儿，没有老一辈儿的恩怨，年轻人折腾不到哪去。
年夜饭摆上桌，衡水老白干一出酒坛子，屋里就弥漫了醇厚的香气。吴忱光端起酒碗说：“闺女，甭想那么多，红卫兵造反都拿着尚方宝剑呢，你躲过了吴铭，躲不过有名。我也看出来了，什么革命造反的，说白了，他们就是看着有钱人过好日子生气。来！为咱家重新团聚干一碗。”
四只酒碗叮叮当当地碰在一起，刘建成兴致极高，酒量丝毫不亚于父亲，爷俩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起来。刘志仁心事重重，乘着酒劲儿，终于把几十年前的往事告诉了家人，并劝女儿别再自责，文革的劫难早已是命中注定了。
屋里的欢快气氛顿时凝滞住，吴忱光没想到老伴儿还藏着这么段故事。刘利平陷入沉思，刘建成则回忆起可怕的抄家场面，他义愤填膺，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闪着凶光。毫无疑问，打死奶奶的凶手就是仇家的儿子吴铭，这个人的面孔他至今也没忘掉。他喝了口酒，杀气腾腾地说：“我早晚也得回北京找丫报仇去。”家人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刘志仁还在自怨自艾。吴忱光恢复了平静，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她劝道：“这叫一报还一报，记着吧，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咱也不用怕，他还能活吃了咱们。”
二十二
再倒霉的人也有仨亲俩厚，何况刘志仁一辈子为人平和。他让红卫兵撵走后，成了周正的一块心病。周正是土八路，参军前斗大的字不识一担，仅凭英勇杀敌精神，得到领导赏识。他先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意识到城市工作，与战场的撕杀有本质区别。他有心计，知道光靠钦差大臣的权威，非但搞不好工作，还会加深工商界的疑虑。自从接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就打起背包住进“仁和居”。甭牛了，隔行如隔山，要想顺利改造“仁和居”，必须放下尊贵架子，从洗碟子刷碗干起，逐渐了解商业运作规律。
周正讲不出多少道理，也幸亏他不会总结经验，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要吃大亏。同行不乏精明鬼，其感知生活的敏捷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人们追随上峰精神，就如同时下青年崇拜影视歌星那么狂热。加上宣传影响的作用，宁“左”勿右已成为人们不自觉的行为准则。不少干部凭借强大的政权威势开展工作，表面看去似乎都一样了，公私合营后所有财富全集中在了国家手中。周正没走寻常老路，是人就有七情六欲，理顺情感是一回事，表面顺从骨子里较劲是另一回事，周正的聪明之处在于能与“仁和居”老板过心。刘志仁看周正里外与小伙计无异，心里先放下了抵触情绪。他也是聪明人，国家形势早看出来了，与其死扛，不如顺坡下驴地接受改造。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对刘志仁来说是苦乐参半。自家经营是赚钱，同时也担着莫大的风险。靠上国家这条大船，钱拿少点无所谓，可以平稳地度过下半生。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第一个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仁和居”元气丝毫未伤，周正赢得了荣誉，他没过河拆桥，推荐刘志仁当了工商联委员和区政协委员。刘志仁对周正除了信服，没有阿谀奉承，两人的友谊完全以工作为纽带。“仁和居”经营得有声有色，周正无形中获得了政治资本，文革前夕领导提拔他做了餐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