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的副经理。

“仁和居”所有业绩，在文革中全成了周正的罪状。造反派说他是“利润至上”，“经济第一”，刘志仁揪出后，他又多了顶重用反动资本家的大帽子。难能可贵的是，患难之中他们谁也没为减轻罪责而落井下石。不久刘志仁遣送回原籍，周正则进了专政队。查来查去查不出他有实质问题，革命群众便把他挂起来。闲置的滋味不比挨斗好受，上班没人理，工作就是扫厕所，搞卫生。他有点心灰意冷，索性随弯儿就弯儿，干脆死心塌地的犯了自由主义。

闲来无事，周正喜欢上了逛酒馆儿，三两二锅头，一盘花生米，不紧不慢地自斟自饮，竟比神仙还舒服。他想开了，干吗死钻牛角尖儿，工资一个子儿不少给，既不担责任又不赶任务，悠哉悠哉，乐得其所。遇到说得来的酒友，大家会闲扯一通，人都说他吃了刘志仁的亏，他却不那么看。就是挨批斗，他也没怨恨过刘志仁。讲句良心话，是人家托着他登上官位的，由此想来，还占了便宜呢，怎么可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

社会潮流周正看得一清二楚，若在势头上反戈一击，先痛哭流涕地悔过一番，再声嘶力竭地加以声讨，说不定早解放了。周正没这么做，他这官儿是从老百姓里混出来的，深知最底层的是非标准。那种踩着他人肩膀爬上高位的人，最让人们瞧不起。古人说：千夫所指，不病而死，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滋味不好受。他还没修炼到死不要脸的程度，遭到冷遇也就顺理成章了。

运动高潮一过，形势发生了变化，自上而下有一批老干部得到了解放。历史上没任何污点，现实中也没有任何复杂背景的周正，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先是官复原职，不久又调到商委当处长。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周正将做官看得更加淡漠。他坐不住办公室，也不习惯听下属汇报，他的工作方法就是坚持去第一线。有事没事都到基层店转一圈儿，有时带俩人，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前往。这天他去了“向阳饭馆”，就是当年的“仁和居”。站在门口，凝视着呆板而冷漠的宋体招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又不是政府机关，搞得如此郑重其事，分明要把顾客挡在门外。再看门脸儿，多年没整修粉刷了，玻璃窗蒙了层灰尘，显得毫无生气。

周正想起当年的“仁和居”，那门脸儿多气派。铺面房并不大，精气神儿绝对胜过今天的场面，里外都透着兴旺发达劲儿。旁的不说，您在门口稍微停留片刻，里面准保出来位伙计，和颜悦色地招呼您进去歇个脚，喝碗茶。现在可好，跟门口站大半天了，愣没一个服务员出来问一声。周正摇着头推门而入，饭馆里冷冷清清，只有两三位喝酒的老顾客。一个衣着腌臜的服务员，大叉双腿，坐在紧靠门口的客座上。见他进来，不情愿地问：“吃什么呀？”

“……先看看。”周正四处打量，迎面墙上那幅水墨山水画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恭恭整整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嘿！我们这儿不是戏园子，不吃饭还是请出去溜溜吧。”年轻人说话愣愣磕磕。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饭？”周正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吃饭你坐下点菜呀。”“好，请把菜谱拿来。”周正拣了张挨窗的桌子坐下。

“啪”年轻人将罩着蓝塑料皮的菜谱扔给周正，周正随意点了一荤一素，一碗米饭，一个鸡蛋汤，要了二两二锅头。等着上菜的功夫他和年轻人搭讪起来。“工作几年了？”“没几年。”小伙子爱搭不理儿。“餐饮业是勤行，手脚麻利儿才能留住客人。”周正想开导一下年轻人，没想到却招来一顿牢骚：“您歇菜吧，站着说话不腰疼，都拿那么多钱，我凭什么多卖力气。”

跟操作间忙活的李仲贤听客人的声音耳熟，放下活计，在围裙上擦着手出来了。周正正好转过脸，两人几乎同时认出对方。“哎哟！老伙计，你还好吧？”周正抢先打招呼。李仲贤笑道：“好！这年头能不好吗？”他拉过年轻人说：“小王，这是咱的老经理。”年轻人甩开胳膊说：“老经理，少经理跟我没什么关系吧？”“这话怎么说的？”李仲贤撇开年轻人，和周正攀谈起来：“可有日子没来了？”“怎么样，饭馆经营的还行吧？”“行大发了，国家若不给兜着，早开不出支了。年轻人都向往国营大工厂，没人愿干这行。”李仲贤冲小王努努嘴，意在说明他刚才的无理。周正摇头示意他不必解释，他也没有怪罪的意思。他咂摸着饭菜的滋味，转了话题：“味道差远了。”“养活孩子让狼叼去，不是经心的人。”两人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正好歹吃了饭，点上烟，问：“老刘最近有消息吗？他是‘仁和居’的元老。”李仲贤听口气心里就明白了大半，看样子刘志仁的问题有戏了，他就势坐在椅子上，说：“要说老刘可真冤，他一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能有什么问题？地富反坏右，哪行也不沾，反动资本家，纯粹抬举他。他的家底儿我了解，就一个‘仁和居’，外加三处房产，充其量是个小业主。解放前他媳妇闹痨病，没把家底儿抖搂光了。”周正沉吟道：“看样子他的问题搞错了，也难怪，群众运动嘛，总要冲击一些人……以后组织上若来征求对他的意见，你们也要实话实说。”

“放心，老职工都挺怀念他的，就是当初整他的年轻人，背后说起来也都后悔了。不是咱挑的头，学校来了群红卫兵不依不饶。那时候人也傻，让人一挑拨，革命热情就上来了。”

店门咣当一响撞开了，张兰探进半拉身子喊：“小王，卸车去，懒的你快屁眼子生蛆了。”小王反驳道：“张姐，舌根子底下积点德，小心害了口疮。”小王磨磨蹭蹭地找来手套才去卸车。李仲贤叫过张兰说：“老经理来了，眼下是小张子负责。”张兰怪难为情的，文革初她没少跟着造反派起哄。周正主动和她握了手，接着问起饭馆的经营情况。张兰怨气冲天地说：“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往后您看吧，有喝西北风的那天。当年您跟老刘定下的规矩全不要了，说是对工人的管卡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没个规矩怎么划方圆。小青年个顶个不安心，分到饭馆整天叫屈，您说叫我怎么办？”

“张姐，少褒贬我们，一天到晚端盘子，钱一点儿不多挣，您说我图什么呀？”

“瞅瞅，都这德行。”张兰一脸无奈地坐下了。

周正对此不大关心，他哪有扭转乾坤的本事，此行的重要目的是摸清干部职工对刘志仁的态度。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要想给人平反不是简单事，手上有权也得顾及群众态度。周正随意安慰了张兰几句，让她先别急，凡事慢慢来。

周正回去翻阅了文件，得知国家对工商界的政策向来宽松，即便当今阶级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各大社论里也常提及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斗争直接源自土地革命，苦难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要想动员他们，就必须打倒地主富农。工商界就不同了，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他们的参与，所以迟迟到五六年才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解了基本政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解决刘志仁的问题了。刘志仁解放前没有一寸耕地，牵扯不到为地富分子翻案的嫌疑。

周正借视察工作之机去了二商局，叫来专案组人员，还好，他们对刘志仁没成见。他说：“你们深入细致地调查一下，刘志仁若没有新问题，应该定论了。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还是有功的，该解决就解决吧。”周正最后没忘了赞赏一番专案组的工作，说他们日夜操劳，比较辛苦，要注意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二十三

刘志仁做梦也没敢想再回京城，他认命了，觉得人算不如天算。他无所谓，本来就是从小河口出去的，可悲的是老伴儿和儿子，他俩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早和皇城根下的一草一木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后要在偏远乡村了此一生，心中滋味可想而知。

刘志仁跟妻子儿女讲了几十年前的往事后，心情非但没轻松，反而越发沉重。老伴儿和孩子若不知情也就罢了，人认命容易，随遇而安也不难做到，问题是他们知道了逝去的岁月中还潜伏着一个假如。吴忱光却笑着给他吃宽心丸儿，没那场官司咱俩能走到一个屋檐儿下吗？刘志仁苦笑了一声，没再说话。

正月里，吴忱光和孩子欢天喜地，也许他们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官司，也就体味不出刘志仁的苦涩。也许他们早已经历了比那场官司更惨烈的命运，以至于想象中的那场官司倒显得无足轻重了。老伴儿该干吗还干吗，女儿也心情愉快，张罗着把家收拾得井然有序。儿子仍旧那么淘气，大年初一放二起脚，差点把人家的柴禾垛点着了。家人越是毫不在乎，刘志仁心里越是愧疚，有件不起眼的小事，竟让他哀叹了大半天儿。

正月初三，几个小伙伴找刘建成玩，他将珍藏多年的同学合影搬出来。照片的背景是北海白塔，他指指点点地给伙伴讲起京城的美景，兴趣所至还唱起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个乡下孩子听傻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北京城的辉煌。看着孩子兴高采烈的样子，刘志仁忍不住一阵心酸，没有这场灾难该多好，没有那场官司该多好，可惜生活无法用假如来安排。

眼看元宵节过去了，大闺女收拾了行装，准备回西北。刘利平临走和老爸聊了半宿，说您甭急，将来对机会我调回来，一月挣五十大几，总能挤出钱接济家用。”刘志仁点点头，肚子里有好多想法，嘴上却一句也说不出。刘利平又说：“旁的事我不担心，就是建成不念书起急，您多督促他吧，学好文化，有了本事，他不愁没有出头之日。”

大女儿走了，刘志仁越发感到空虚，他们家三代单传，小河口除了远房本家，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他憋了一肚子话，也没个倾诉对象，只能以酒浇愁。好在老伴儿对他的嗜好从不干涉，口袋里又有了几百块钱，任由他每天喝得熏熏然。刘建成是彻底毁了，念书学习找不着他，却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每天他都跟老爸身边蹭两口儿，刘志仁先还说他几句，他嬉皮笑脸全当耳旁风。这事搁京城了不得，道德败坏的帽子肯定扣上了，闹不好学校还要抓他反面典型。

过了正月，生产队催着社员上工。刘志仁的身板已经摔打出来了，刚回来那阵子，做为“黑帮分子”，队里把最脏最累的活茬全派给了他，他咬着牙干下来，身子骨竟比年轻时还健壮了。他跟干部社员没积怨，形势好转后，大家渐渐把他忘在了脑后。吴国梁比起吴国栋，脑子过于简单，混乱局面一过去，他对刘家也构不成威胁了。

人这活物有个特点，只有清闲下来才胡思乱想，手忙脚乱地干一天活儿，刘志仁晚上到家好象什么愁也没了。一家三口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俨然一副田家乐。

这天，刘志仁推着独轮车来到尚未返青的麦田旁，还没来得及把窖肥撒向麦田，刘建成突然风风火火地跑来。老远他就扯开嗓子喊起来：“爹！快回家，北京来人了。”刘志仁愣住了，心想：这年月京城的人谁来看我？该不是又来找茬儿的吧……他心里打着鼓，跟着儿子往家走，问儿子怎么回事，刘建成也说不出所以然。

刚进院门，屋里就迎出两位穿中山装的干部，他们客气地和刘志仁打了招呼。他松了口气，看来不是恶运。回屋发现还有位县公安局的警察，刘志仁忐忑不安地请客人坐下。北京来的干部开口了：“根据有关政策和上级批示，现在决定恢复你的公职，一会儿你就跟公安局的同志办户口。还有别的意见吗？”“没有，没有，感谢党的关怀，感谢领导的关心，谢谢你们。”刘志仁激动不已，不敢相信命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改变了。

接下来的事非常简单——整理行装回北京。事情办得异乎寻常的迅速，土坯房不要了，锅碗瓢勺不要了，家养的鸡鸭统统宰掉，吃不了的送乡亲。办完户口他们只携带随身衣物，和各自心爱的东西踏上了回京之路。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派出所上户口，只有上了户口，才能说明你真正成了北京人。餐饮公司早和房管局联系好，还住原来大杂院的那一间半平房，这里远不如刘家的宅院宽敞，比起小河口的土坯房，则无疑胜过了天堂。

刘家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连着几天，屋里都不断人。李大妈和老街坊，你拿来几副碗筷，我搬个火炉子，床铺没现成的，对付着支几块木板，一个新家三五天功夫便有模有样了。刘建成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