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制作工具的学徒，也在西灵顿。

“什么地方？”

“威克曼公司。”

“威克曼！我爸爸是那儿的一个工头。”她对这个巧合很高兴。我可不那么高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姓什么。当最可怕的事情证实以后，我差点没尿裤子，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庆幸连亲她一下都不得没敢。虽然我什么事也没干，但是在以后的那个星期，每当他走进我的时候，我就吓得快瘫了。如果他认为我对他家的人无礼，没准儿会使用比他口袋里的武器更重的家伙呢。

我挣工资的第一年，时间过去的相当快。在这期间，我学习工具制作的各种技术。有时操作不同的车床，然后又开磨床，以后又干铣工。我最糟糕的是在电工部门，什么也干不了。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真高兴。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给电死。对更大方面的担心，就是工厂的前途。裁员很普遍，我是新去的雇员，当然就更不容乐观。后来，我被叫到总经理办公室去谈话。一般来说，我不会为这个担心，因为总经理马尔科姆是我父亲的远亲，和我家关系不错。但是，形势那么不景气，我去的时候，还是很担心。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等着叫进去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当初是如何拒绝了去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工程公司，而来到这个半死不活的工厂的。我曾经还有机会去税务局工作，但是我没有考虑那个机会，因为那里星期六也有工作，而我在星期六总是非常忙。因为我的头脑中有那么多的不祥预兆，所以坐到马尔科姆面前时，我不禁直打战。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在那时对我的前程最有帮助的人之一。有一个让我去威克曼在考文垂的工厂的机会，他正确地排队了那个可能性。因为我在足球方面的志向，去考文垂对我和我的父母都不合适。所以他考虑了另一个选择，让我转到兰德公司再干一年学徒。他已经向兰德公司的人事部打了招呼。马尔科姆真是太棒了。没出几个星期，我就去兰德公司上班了。兰德也在西灵顿工业区里，离格拉斯哥机场五公里，就在我家住的高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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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推测，如果我去了考文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没有足球，我不能想象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虽然我也能在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找到我对足球狂热发泄的出口，但是在事业初始时期，与本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无法迁移过去的。我的大多数日子都是以有关足球荣耀的梦想开始的，而这些梦想的背景又都是苏格兰。有的时候，我得到机会，一个人拿球进入空无一人的汉普登球场（女王公园俱乐部的一个老管理员对我格外照顾）。在里面，我的梦想更加明确。我在球场里带着球，从一个个禁区跑到另一个禁区，拔脚向空门怒射。这时，与其说是练习，不如说是幻想。汉普登球场大门后的门网，在足球的冲击下，向后摆动， 又飘回盖住足球。每次我弯腰从里面把球捡出来时，都感到一种激动的震撼。当我在空旷的球场上来回冲刺时，仿佛听到十几万人在呼唤，庆祝我在与英格兰的决赛中，踢进决胜的一个球。我承认，我有时也在汉普登联想起我以前的经历：上个赛季在与卡尔德队比赛时罚丢了点球，高湾中学在苏格兰盾杯决赛时，结束前10分钟与圣帕特队0比0踢平，而最后以0比4输掉。我肯定没有必要逃避女王公园俱乐部的现实生活，因为我在里面的感觉越来越愉快。四周人给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我的支持尤其多的是奥曼德，他是一个资深的老队员，俱乐部的人都很尊敬他。在大多数的晚上，奥曼德都陪着彼得森，格兰特和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给我们很好的建议，送我们上汽车，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回去。女王公园俱乐部的人互相关心体谅，并且有团结一致的精神传统。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俱乐部的热爱程度急剧上升。

在11月底，离我17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被出人意料的调到第一队。我代表第一队初次登场，是在斯特兰瑞尔进行的客场比赛。我们从格拉斯哥的中央火车站上车，去苏格兰西南部的这个巷口城镇。我坐在车厢里，听着那些老队员的谈话。他们都是真正的女王公园球员，继承了它的传统，愿意在他们的全部足球生涯中，都穿着俱乐部黑白横道的球衣踢球。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后来进入职业队，并代表过苏格兰：霍尔特，英勇的左后位，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在哈兹联队踢了一阵成功阵的职业联赛后，现在格拉斯哥开出租汽车；贝尔，在利兹联队表现的很成功，后来去美国传教。多年之后，我常想，为什么女王公园有非常棒的足球队，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可能是我要继续进行的幻想。无论如何，我作为第一队的球员在斯特兰瑞尔的初次亮相，几乎是一场噩梦。我的问题出在让我踢右边锋，这完全不适合我，也不适合对方的左后位——那是一辆小坦克，叫麦克奈特。在一次冲撞之后，我们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个畜生咬了我一口。在中场休息时，教练对我吼叫，说我的斗志不够旺盛。

我们队里没有人躲着对手，他喊到，“你要向他们冲过去，你来这个队的时候都说你能行，你怎么了？”

“他咬我。”我低着头说。

“咬你？”他叫起来，“你再咬回去！”

如果有人认为，苏格兰大名鼎鼎的业余球队太斯文，不敢在球场上争抢的话，这种想法肯定很快就从斯特兰瑞尔队员的头脑中消除了。。下半场的比赛是一场战争，我们的队员向他们猛烈冲击，哈斯蒂跑到右半场踢了麦克奈特一脚。在我们球队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要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肢因为如此拼命，而挣到一个便士。他们这种仗义的精神，使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我遇到过的大多数足球运动员都高。查理的动作超出了裁判的容忍限度，他和对方的中场辛普森都被罚出场。总的来说，这是我进入成年人比赛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前奏。随后的那个星期，我在汉普登球场对阿洛队的比赛中，头球得分。我们以4比2赢得那场球。在那个赛季，我为第一队踢了不少场比赛。

在球场之外，我的眼界也开阔了。我有了了第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卡琳。她和尼摩小姐一样，也来自高湾附近的地区，但她不是工头的女儿。我和卡琳的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半。后来就像大多数第一次的浪漫故事那样结束了。我们不时地又重新相聚，直到她去了美国并结了婚，才最后终止。我不但记得她的秀丽可爱，而且还记得她的母亲——一位坚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我非常好。她的慷慨好客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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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我过了第一个在童子军夏令营之外的假期。我与队友约翰和康纳尔到后者在都柏林的叔叔家去住。我们享受了美好的时光，我也第一次体验到旅游给予我的自由。到柏林后来成为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个伟大的城市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自行车多，好象每个人都有一辆。在沃康尔街尽头的桥附近，穿过街道要冒很大的风险。当然，我们几个来自格拉斯哥的小伙子们对自己的警觉也很自豪。这促自豪感一直延续支我们遇到一个街头摄影师，他在表演如何立刻冲出相片来。我们每人交了一镑钱，这位老兄就忙着操作起来了。他给我们拍了照，把底片放在一种药水里。天那，照片就出来了。我们拿着照片走过利菲桥，惊叹着照片术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到达河另一边的时候，照片只剩下一片棕色的影子。再走几十米，人像整个不见了。我们冲回原路，找那个摄影师算账。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早就应该知道的——无影无踪正是他的拿手好戏。气消了之后，我们开始笑起自己来。那个假期充满了可笑的事。事到现在，约翰和我碰到一起时，肯定还会有都柏林的故事可讲。

康纳尔40多岁就死了，这使我非常震惊。他和我在那次都柏林的假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我还不时地的足球赛时看到他。他是个安静的好人，我总是很高兴的和他见面。显然，他在妻子猝死之后，无法再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在那以后，他已经没有心思再活下去了。当我和约翰对很久以前的爱尔兰无忧无虑的日子怀旧时，我们的回忆中，有了一个阴影。

从都柏林的远游回到格拉斯哥后，我和同伴常常去佩斯利街。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贝尔咖啡馆。在那里可以听到最新的唱片，一边喝可乐，一边聊姑娘。然后我们会沿着佩斯利街闲逛，找点蠢事干干，证明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消遣的时候，是多么没有理性。通常是我们之间互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有一个星期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外部目标。那天，我们正好路过一个婚礼，满脸通红的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麦克奈特，那个斯特兰瑞尔球队的吃人生番。我告诉伙伴们我在球场上被咬的事，随后的惩罚就是无情的了。他那时不能干别的，只能和新娘站在教堂的入口堆出一副笑脸。“滚蛋，你这个流氓，谁会和你结婚？”这是我们尽量走近他，向他祝福时说的话，直到一个老妇人责打我们，把我们赶走，才算完事。高高兴兴地进行了报复，非常过瘾。但是我也希望，我永远不要再遇到这位新婚丈夫，无论是球场里面，还是外面。

我在女王公园俱乐部的第二年，为第一队参加了更多的比赛，但这还不能使我满足。去当职业球员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这时候，我已经有了选择的可能。在圣詹姆士公园球场举行的一次国际青年比赛后，纽卡斯尔联队和我进行接触。虽然由于我是学徒工，去英格兰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对我感兴趣，仍然让步心里很满足。纽卡斯尔对那场子比赛看法很有意思，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在那一场比赛踢得很好，在那次有五个青年队参加有国际比赛中，我代表的苏格兰一场没输。我对自己在其他场次的表现更满意一些。在圣詹姆士的那场踢平，对手英格半队中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选手，不仅仅是一个叫维纳布尔斯的中场球员（注：维纳布尔斯在90年代中期为英格兰队教练）。当我向维纳布尔斯提起他那时的卷发头时，他笑了。他总那么引人注目。在英格兰青年队马丁·彼得也是中场。前位是阿伦布洛，他是斯托克城的球员。守门员是埃弗顿队的韦蒂尔斯。中锋是斯珀队的索尔。我们很幸运，在那场比赛中，赫司特、斯蒂尔斯和玻尔都不得没有上场。他们在那时也都是英格兰青年队的成员。苏格兰队也不差，我们的右边锋是汉德森，他是流浪者队的出色球星。其他大多数人也都参加成人队的比赛，其中一些人已经相当成功，像阿伯丁队的莫瑞，西布队的罗蒂文森。在那个时期苏格兰持续出现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用多说，像布里纳、蒙瑟和本曼都是差不多同时从学校或俱乐部上来的。今天在英国有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天才球员吗？

我转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我很难作出冷静、正确的决定。威利·尼尔，圣约翰斯通俱乐部的球探，一直在向我纠缠不休，不让多有安宁的时候。他不断地对我唱高调，历数着去圣约翰斯通的好处。他的主旋律是：去那里等着，你可以肯定成为踢甲级联赛的主力队员。为什么青年球员都要听信这一套？我在任何时候和青年球员签约时，都要强调生活的现实。没有任何人，只有你自己，才能保证你是否能当上主国队员。你在场上的表现，决定了你在队员的位置。对球探和教练们的那些空头支票，都不要理睬。假如我现在是青年球员，我是不会与那些乱许诺你当主力队员的俱乐部签约的。回顾过去，后悔以前所作的决赛，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很快就知道，离开女王公园是一个错误。而没有去征求奥曼德意见，是更大的错误。很多年之后，和奥曼德聊天时，我可以感觉到，我对他缺乏信任，曾经使他非常失望。你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时太慢，太晚了。我将怀念女王公园俱乐部极好的团队精神。可惜，像大多数年青人那样，我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决定，以业余球员的身份，加入了珀斯市的圣约翰斯通俱乐部。我不知道在珀斯等待我的是好是坏，但是参加甲级联赛的吸引力，让你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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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满的职业球员

我和圣约翰斯通签约，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那时我不了解效忠是有限度的。珀斯市圣约翰斯通队在格拉斯哥的球探尼尔，是当地青少年俱乐部的教练，我在学校时，曾在那里接受过训练，我对此很感激。这种感激的心理，使我极易受到尼尔吹揍的影响，而被他所左右。我去圣约翰斯通（开始是以业余球员的身份签约一年）是由于无知而犯了大错，最终导致成一场灾难。虽然还没有到绝望的程度，可是我回想起来在珀斯的日子，就不寒而栗。很明显，即使相信尼尔的弥天大谎的一半，我也是个傻瓜。但是，就算我幼稚无知，他所做地承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也太过分了。想当主力队员是自然的愿望，而竭力争取基本的交通费则不是。每星期六，我需要从格拉斯哥到珀斯往返来回两次。这笔花销（还不算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容忽视的。对我来说，晚上的训练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