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年4点就开始了。我从这时离开在西灵顿工业区的兰德工厂，乘公共汽车到郊区火车站，坐火车到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再叫出租汽车去布查南街另一条火车干线的车站，5点从那里出发，坐两小时的火车到珀斯，再搭出租汽车去牧尔顿公园，从7：30分开始训练，回程也不容易，从珀斯出发的火车开往伦敦的，比我去时的火车快的多，但不幸的是，它不去格拉斯哥，所以对我最方便的车站是科特桥。 我大约从11点到科特桥，赶另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去格拉斯哥，再换公共汽车从格拉斯哥市中心到高湾。我差不多1点才能躺在床上，6点又得起来去工厂上班。光把这一次写下来，我就筋疲力尽了。但是报销这些交通费，又是一场奋斗。根据规章制度，我们业余球员在每星期六把开销的证明交给秘书，但我们也知道，这仅仅是一场复杂游戏的开始。到下星期，根本不会有付款的迹象。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敲布郎教练们的门——他后来成为苏格兰队的教练。当然，布郎先生从来不对我们撒谎，但是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给那些应付给我们的钱。他如果不说问题出在秘书，或银行，或会计那里，那么，当地形形色色的商人就会出现在他的故事里。想让布郎先生痛痛快快地付钱？那比从石头里抽出血来还难。

也许他认为我应该自己付交通费。因为旅途的火车上，有很多老队员也在上面。他们说说笑笑，气氛非常活跃，使人愉快。我虽然也很欣赏他们那些俏皮话，但是我更喜欢与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两个成为我的好朋友：乔·汉德森，速度厅快的左边锋；约翰·贝尔，头脑聪明的前位。贝尔后来移民澳大利亚。他回来的那天，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当然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在当时，我们一起交往，做年轻人喜欢的事。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夏天赛季前的训练，每天都是阳光明媚，宽阔的牧尔顿公园可能是苏格兰最好的足球场地，这肯定会使那些胸怀大志的足球运动员们产生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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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很快就开始了，这时又新来了一个人。“从来没听说过他，”我对自己说，“吉米·戈尔德，这家伙从哪来的？”不管怎么说，这肯定对我是个坏消息。这意味着，教练又会拍着我的背说“好好等着，会轮到你的”。当这位新队员在第一场比赛出现时，我已经从父亲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父亲告诉我，戈尔德曾经是埃弗顿出色的球员。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要超过我们将是非常困难。他的体重至少超重6—7公斤，对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多了。戈尔德在开始的时候，显示出了超过常人的能力，但是秋天一到，他状态就急剧下降。很快，他又回到了英格兰，准备面临另一个挑战——在法庭上。他和其他一些更有名的球员被起诉打假球。戈尔德被指控为主谋，所以裁决时判刑最重。我们和这个阴谋家的短短接触，在随后的好几个星期都是球场休息室内的主要话题。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那件丑闻的本质。虽然不能肯定，但是我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在60年代初，苏格兰的一些比赛也不那么干净。固然戈尔德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可是毫无疑问的是，那些主要球赛组织者的贪婪和冷酷，造成了一种环境，使欺骗得以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15年，很多球赛（特别是在英格兰）都爆满，收入大量增加。但是，根本没有考虑相应提高球员的报酬，也完全不想怎样改善几代球迷都在忍受的肮脏破败的看球环境。这些钱都到哪去了？这些钱的滥用，比起那些无耻球员的卑鄙策划，更加恶劣。

我在圣约翰斯通的第一个赛季，仅在第一队的比赛里踢了十分钟，心里当然不满意。我暗自思量，我作为一个业余球员，要在赛季结束之前，好好踢出个样子来。虽然我很失望，有段时间多也喜欢当候补队员。必须承认，有的比赛相当吓人，最厉害的是凯尔特队的后备队员遭遇。他们中后场子的防线有三名粗野的大汉：库士雷、麦克那米和科里拉。其中麦克那米最为恶名昭著。在一场比赛中，我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可能是不太聪明的作法。在双方队员的劝解下，才把我们拉开。麦克那米习惯用鼻子说话，这更增加了威胁的意味：“比赛完了我就宰了你这个兔崽子。”因为周围有裁判的那么多球员，我也壮着胆子回骂他，并说我在比赛后等着他。以后的比赛时间里没有再发生暴行，我的心里也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我洗完澡，梳着头往外走时，场地工作人员说有人在等我，我以为是朋友或亲戚，就探头往休息室外看，通过长长的走廊，我看见麦克那米正在那一头站着。我差点没晕过去。虽然我决不是胆小鬼，也有自卫的能力，但对方是个恶魔，所以还是要理智行事。所以我又回去梳头，一直等到凯尔特人的教练喊他们的人离去。几个星期以后，我正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裁缝铺做衣服，这时这位大汉也进来了。幸好，他有太太跟着，因此行为非常检点，甚至还跟我打了一下招呼。上帝知道，我的心这时才放下来。

在1960—1961年赛季，我们第二队战绩辉煌，终于打到了候补杯的决赛，与福尔科克队以主客两场决胜负。第一场在福尔科克，激战之后，以3比3踢平，使我们下一个星期在珀斯主场比赛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场决一胜负的比赛在星期六举行，所以我父亲可以去看。我们一起从格拉斯哥坐火车去珀斯。在途中，他说肚子痛，不停地去厕所，脸色灰白，令人担忧。他不让我担心，后来我也以为那只是一阵腹泻。这场比赛，我们以2比0击败福尔科克夺得奖杯。这是这个赛季一个漂亮的结束，我相信这时我如果转到一个新的俱乐部，我的运气一定会好起来。但是父亲的病情使一切都改变了。他的肚子痛被发现是肠癌引起的，他立即去医院做手术。1961年，做结肠开口术远没有今天这么普遍，我们全家人都很担心，母亲天天在祈祷。当我在手术前去看望父亲时，他忧心忡忡，甚至对我说，如果他过不去，我要好好照顾妈妈。说实话，我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对父亲说什么。我像所有人会做的那样，向我父亲保证，一切都没问题。第二天，我在兰德工厂的午餐时间向电话亭冲过去，给医院打电话。但是我只被告知，弗格森先生已经出了手术间，症状缓解。那天下午，我不能集中精力干活。最终，我得到的消息还算不错，手术成功。当然，我父亲在他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里，随身都不得要带着一个袋子。因为家里没有洗澡间，所以洗澡和换袋子对他都不得是一种羞辱，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报怨过。

我知道父亲再也不能在船厂干重活，他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我决定这是我当职业球员的时候了。所以当布郎给了我一个当职业球员的机会时，我过于急切地接受了。我父亲听说之后，火冒三丈。虽然我有很好的主观愿望，但我也承认他完全正确。我的签约费是300镑，免税。我真是个笨蛋，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就只有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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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赛季，我代表第一队参赛区更加频繁，并成功地射入几个球。事实上每个球对圣约翰斯通都很重要，因为它正面临要降级的紧要关头。在赛季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阿比昂队降级已成定局，我们和另外四个队混战：福尔特克队、瑞斯海盗队、埃尔居队和圣米伦队，争取保级。这场戏一直演到赛季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主场对邓迪队。这场比赛决定我们是否保级，对邓迪来说，决定他们是否能当冠军。邓迪只要一分就能夺冠，但是积分仅在其后的流浪者队在主场对科尔马诺克队，所以邓迪不会满足于踢平。避免降级要进行小数点以后的精确计算，因为计分不但要算进球的差额，而且要算进球的平均数，即用进球数除以失球数得出。我们相当乐观，自信不会给数学家出难题，因为所有其他四个面临降级队，都要同时获胜，才能使我们处于险境。而且那四个队的对手都很强大，是联赛中排名较高的队。我们赢邓迪的机会很小，而布郎教练采取了古怪的策略，使这种机会又大幅度下降。他让我们的中场汤姆森踢左后位，去对付邓迪队伟大的史密斯。他们这位右边锋有优美的风度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虽然已处于他事业的黄昏时期，但是身体状况非常好，是我们最惧怕的对手。在那个时期，邓迪队没有明显的缺点，是具备夺冠一切条件的整体。即使在今天，几乎40年过去了，他们那时候的球队还是令人羡慕的。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牧尔顿公园体育场爆满，看台顶和场边的跑道都坐满了人。在理想的环境和气氛中，我目睹了一场最令人难忘的边锋表演。可怜的汤姆森被弄得士气低落，头晕脑涨。在下半场时，正当史密斯把球从他的内侧突然转向外侧过人时，汤姆森已经不能自制，他不管球在哪，回身去追他的克星，挥脚猛踢。对这种严重的伤害行为，只判犯规是不够的，应该判刑。

临近终场，我们以0比3落后，这时我跳起从对方球员上空头球攻门入网，但是被判无效。接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场上挤满了邓迪的球迷，庆祝胜利。当我们到休息室时，才痛心地知道，那个被判无效的进球，对我们有多么重要。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我们命运相关的四场比赛，每场的结果都对我们不利。和我们一样有可能降级的四个队，全都战胜了比他们强大的对手。我们以平均进球数低0.0471而降级。

当我星期一去兰德工厂上班时，心情仍然很压抑，没有心情容忍我的同事迪克的取笑。他说我们队在星期六溃不成军，使得他所支持的流浪者队没能得冠军。我打断他的话，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一顿。他给吓呆了，默默地走开。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我的工作台旁，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话。

“我知道你在星期六很失望，”他说，“也许我不应该拿这种事开玩笑，但是你如果再像刚才那样对我讲话，我就把你的脑袋塞进那个机器里。”这种悄悄话让我很难忘记。

降到乙级队对圣约翰斯通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拖家带口的人损失最大。我是单身汉，除了球员工资外，还有学徒工的薪水做补充，所以还过得去。当然，我和其他人一样，决心使我们队再升回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锦标赛中踢进九个球。我的竞技状态提高，是因为我停止了每星期去珀斯的训练。工具车间的总管对我每次长途跋涉之后，工作时疲惫不堪的样子看不下去了，因而进行了干预。很明显，布朗对于让我在格拉斯哥地区训练感到不快，有一段时间，我不招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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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卡什金公园训练，但那里的全职球员和业余的混在一起，所以有的晚上只有我们6个人参加训练。因此我又转到了阿尔维，那里离格拉斯哥有几英里，有火车直达。阿尔维的球员训练很艰苦，这正是我喜欢的。教练莫里森喜欢让我们练竞走，在大街上健步如飞，姿势很难看。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就会变成小跑。参加过这种训练的人，都知道这极其艰苦，但是没有人报怨，至少阿尔维最有经验的球星丹坎如此，没人走得过他，他也因此引以自豪。我们四周总有些怪人。

圣约翰斯通的升级给珀斯带来了欢乐。但是我开始走倒运。教练又招了新球员，以防球队又降级。而我不想再做一个赛季的候补球员。候补球员的情况有些混乱，不管是不是教练的责任，队里对左边锋产生了一种迷信。有一段时间，加上我共有20位球员为这个位置 作训练准备。我不想只做一个供球者。去创造另一位伟大的中锋。我注意到很多有关我今后动向的推测，最终，布朗教练说他与瑞斯海盗队的教练克威达成一笔交易，我表示强烈反对。但是不久，这个协议对我可能就适用了，因为我的面部严重受伤，一时不能参加比赛了。那是十月初，我们在本场子和阿尔维的后备队比赛，他们们踢球的强悍作风 ，我在训练时就早已领教。不出意料之外，双方的拼抢相当厉害。我和他们的一个老牌后卫司特华撞上了。在整修比赛中，双方队员的动作虽大，但还有控制。可是我在用头顶一个反弹起来的球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等再知道事的时候，正躺在休息室里，等救护车拉我去医院。司特华德用脑袋结结实实地撞了我一下。我的大多数队友都说是故意的，我也这么认为。当然我的动作也相当猛烈。你要靠剑谋生，就要做好在剑下丧命的准备。到我病床前来看我的外科医生还带着餐巾，他说我帮了他一个忙，因为那顿晚饭特别难吃。我很高兴这时还能帮上别人的忙！

我的面颊骨破裂，鼻骨骨折，眉毛上面的头骨也裂了。医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好，他们与我父母联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并说我在手术后的状况有了缓和。在以后两天，我都独自在那里忍受疼痛，俱乐部里没人来看我。我感到被人遗忘了，心情沮丧。我也想象，队友可能以为我已经出院了。星期二，布朗教练来了，领我出院，开车带我去珀斯火车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