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坐火车去格拉斯哥回家。这个旅程肯定对我的心理产生影响。我的脸被石膏裹着，每个人从我身边过去，都要再回头看我一眼。

石膏在我的脸上包了六个星期，使我看球都很困难，更别说踢了。而且我的另一方面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多事。工厂乱成一团，罢工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我总是很认真地参加工厂的活动，但我必须承认，在一次这种气氛高昂的集会中，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听发言者的演讲。有一个岁数较大的女工是我的好朋友，常向我提供新来工厂的姑娘的信息不久前，她又告诉我，有个姑娘在泽西的旅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转到我们的工厂来了。我顺着她指点的方向一看，印象深刻。她长的很俊俏，走路姿势迷人，屁股很可爱。我经过认真调查，知道她名字叫凯西·荷丁，老家在托瑞格林。在这次集会中，我发现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我没法把我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似乎她也是一样。不过考虑到我的脸上都是石膏绷带，以为她的好奇是浪漫，那就太自作多情了。我则确定是如此。凯西的名字已经在我发起进攻名单上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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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我的石膏刚一拆下，我就参加了比赛。结果让人震惊。与恺尔特人后备队的比赛，给我们带来精神上，而不是体力上的痛苦：我们以1比10惨败。在我受伤后的第二场比赛，科尔马诺克后备队狂胜我们11比2。这些结果加深了我的悲观结论，即我的足球生涯已走到了尽头。我就在这期间，开始了移民加拿大的念头。私下回顾我在足球方面停滞不前的原因，我必须承认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你要当运动员，你就必须全力投入，并准备做出牺牲。我在这两方面都做的不够。我并不热爱工具制作，但是当了学徒，就不能全力以赴地踢球。我的态度非常混乱，越过大西洋移民加拿大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加拿大需要工具制造工匠，我认识的一些人去那儿以后，挣的钱比我们在苏格兰多得多。所以在1963年冬天，我实际上是在寻找一条轻松的退路。圣约翰斯通倒霉的后备队将在12月21日星期六与流浪者的后备队在珀斯对阵，我想借着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而免去这一难。我在考虑移民时，先做了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逃避，跑到祖母家去住。父母家的气氛，由于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而变得非常不愉快。在圣约翰斯通的经历极大地动摇了我对自己在足球事业上的信心，开始了无节制的享乐。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父亲在我身上闻到酒气之后，一场可怕的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回想起来，我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使父亲多么失望。他为了使我们兄弟俩成为足球运动员，投入了无数的心血和希望，在那时候，，躲避不断地争吵和被说成败家子的最好去处，就是祖母家，在那里可以得到老年人的溺爱，这是我自私的自我保护。而这对我家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在好转之前可能还会恶化。但是情况的改善来得非常突然，非常戏剧化，涉及的范围极广，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容易的，我只能讲述所发生的事实。

12月20日星期五，我决定不要再为圣约翰斯通后备队踢球，特别是在第二天对流浪者那场比赛。我感觉不能再承受一场失败。所以，我说服我弟弟的女朋友帕克给布朗打电话，冒充我母亲，说我感冒了。因为我家没有洗澡间，我常常去附近的游泳池，在那里除了游泳，还能来个蒸气浴。当星期五我下班到那里去，就开始后悔我利用帕克的懦弱方式，我对此并不自豪，但是回家时，也对家里对我的接待方式没有准备。看到父亲震怒的脸色，我倒亲不太惊讶，使我吓一跳的是，母亲在弟弟和他的女朋友面前，对我大发脾气。在我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这样训斥我，我母亲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和我谈话。而我父亲（我知道我继承了他的这一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不说话让事情过去。大家充满了敌意，弟弟马丁阴沉的脸色，更加深了紧张的程度。我正在力图使自己适应这种压力时，母亲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电报，是布朗打来的，只是说：“立刻给我回电话。”

“我怎么办？”我问母亲，但是父亲给我回答。

“你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去电话亭向教练道歉，不然你永远别再进这个家门。”问题确实严重，我根本没有提吃晚饭的事，就向高湾路最近的电话亭走去。我到今天还记得这个电话号码：斯坦利267。斯坦利是珀斯市郊的一个小村庄，布朗住在那里，我在往电话里放钱、拨号时，胃直抽筋。

“斯坦利267 ”

“头儿，”我用沉痛的语调说，“我是弗格森。”

“嗬，是你呀。你竟然敢让别人来电话说你病了。我知道那不是你母亲，我的第一队有5名队员真的感冒病倒了。所以你要保证明天12点到布坎南旅馆报到，不然你就有大麻烦了。”对话结束。

我在回家的路上，松了一口气。没有罚款，也没有停赛，让我去格拉斯哥布坎南旅馆。我有可能参加第一队的比赛。我这种放松的心情只持续到家门口，这时质问又开始了。“他说什么？”父亲对我喊。

“明天去第一队报到，我可能参加比赛。”我本想这个消息会使他的态度缓和，但这种想法立刻被打消了。

“我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不会去看比赛。”他一直不停地说，直到发善心让我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银行取了80镑钱，这是付给格拉斯哥一家有名的裁缝铺给我做外套的工钱（我有了一种嗜好—穿好料子做的高质量的衣服，可能这使我感觉不那么像后补球员），接着去布坎南旅馆与第一队会合。我立刻被告知，几乎肯定要我上场，同时给了我两张免费的门票，这是上场比赛的球员所必须有的权益。正要从大门口上车出发时，我意外地看见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在等我。那个人是我早上去取钱的银行的经理。有个付款员那天早上出了差错，他要找到那天所有取款的人。他那个星期六的上午肯定会很忙。问明情况后，他走了。我和父亲单独站在一起，谁都不说话。我打破了沉默，问他要不要票。犹豫了一下，他说：“可能也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做。”我很高兴。我知道在那天下午，我父亲在世界上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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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在场上的表现，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变了个帽子戏法，连中三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球员在流浪者本场取得的成就，也是圣约翰斯通第一在那里获胜。一个土生土长本地孩子，射入三球击败了强大的流浪者队，这个队是他一生都在支持的偶像，这一切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真诚地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力给我带来了好运。这是我抓住机会的信号，也不能忘记随之而来的责任。后来我不时回想到那一天，我无法用理性解释当时的现象。从那天以后，我从来没有怀疑，在我们本身之外有支配力量的存在。

那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上半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中场结束时流浪者队以1比0领先，是麦克利恩射进的。在那个时代，教练在中场休息时说的很少，主要是老队员给大家打气，出主意。在休息室，麦克金文、利特尔和奥克让大家加把劲，说还有机会。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下半场开始后，我给对方后位队员很大压力。在我要过人射门时，他扯住我的运动衫，把我拉回来。我感到还有机会。果然如此。我们的小战舰右边锋阿利开始给对方高大后位造成很大麻烦。在一次进攻中，他在禁区边越过后位射门，球打在对方球员的腿上，落在二十米外我这一边。我用右脚射门，结果给流浪者队的麦金农用脚挡住，正好弹我的左脚下，我拔脚再射，球稳稳地飞进对方大门的左上角。随后我们开始向他们发动狂热的冲击，十分钟后，我又射进一球。这是另一名锋线队员在禁区外射门，流浪者队守门员没抓稳脱手， 我补射成功。我们2比1领先，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又一次射门，打在门柱上。看来我不会出问题了。但是流浪者像他们常做的那样，回敬了我们一球，远射得分。他们以为这挽救的败局，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比赛结束前12分钟，在对方门前的争抡中，球落在我面前，让我轻松得分。终场前，我又有一次射在门柱上，这时我好像还没够。

赛后冲澡时，一个老队员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创造了历史。”我沉浸在幸福的狂喜之中，穿好衣服，就溜出球场的边门，向家走去。流浪者的主场离我在高湾的家只有两百米。刚转过路角，《每日快报》的记者就追上来。他是当天采访我的惟一记者。我到家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虽然我父亲什么都没说，我母亲可没隐瞒她的感情：

“好样的！好样的！儿子，太棒了！”她跟我说，电视也报导了我在比赛时的表现，我们那条街每个人都在谈论我。接着她对我冲父亲那边点了一下头。父亲和往常一样在看书。

“跟他说话。”母亲悄悄地说。所以我问了谁都知道的问题。

“你觉得比赛怎么样？”

“还行。”他说。

他又回到老样子——让你冷静下来，以免你不知道所以然。我冲母亲微笑，她耸了一下肩膀。父亲和缓之后，又向我说起他的老生常谈：“我跟你怎么说来着，哦？欠要是不射门，你就不能得分。”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希望现在还能听到他说。第二天，所有的媒体都不得找来了。我同意在流浪者球场的大门口照一张相。我正在学开车，在那张照片上，我蹲在我的汽车旁，车上还挂着学车的牌子。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改变了。以后的道路无论多么曲折，方向总是向前走。那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尽量利用我的这次重大突破。但是我在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当时我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与那些一起玩的同伴不同。现在作为教练，我不断地对那些到俱乐部来的青年球员强调，不论在比赛场外是多么好的朋友，职业运动员和其他人应该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当然，说与狐朋狗友一起混，是惟一的危险，也是胡说八道。普遍、正派的小伙子，如果他们的工作表现不依靠自我牺牲和身体健康，他们有权利认为，开怀畅饮是成年人的一部份。但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不远离酒精饮料，不按时作息的话，那就是自找麻烦。1964年初，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年轻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直到现在还是。那时，我们一起度假，每星期六在格拉斯哥市中心的一个酒吧聚会，争论当天比赛的结果，还一起做很多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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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麦克钦和萨德森的关系一直特别好。他们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人。麦克钦性格外向、和蔼可亲，在聚会和聊天时，都是主角；萨德森安静、谦虚。我们三个人相处得总是很融洽，没人能比他们两对我更讲义气了。有一次，麦克钦为了这种义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80年代，我当阿伯丁足球队的教练时，我们打败流浪者队是家常便饭。虽然麦克钦是流浪者的热心支持者，他在格拉斯哥东部一个粗野著称的酒吧里，当别人对我恶毒攻击时，还是像兄弟一样为我辩护。和他争论的那个家伙在酒吧外等着，暗地里将他打昏在地上，头骨破裂。他在医院的监护室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有人要为他打抱不平，但是麦克钦不想去利用他在那个地区的声望，而让大家把这件事留给警察去处理。

在这本书中，我还会不断地提到，忠诚是人的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我不断地被指责，说当我的一些球员的行为受到公众批评时，我对他们过分袒护。我承认，有时那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是在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家庭环境下被抚养成人，偏向朋友或伙伴是我的天性。我的生活背景使我相信，世界上到处有好人坏人，能力也有大有小。同时也有一些人在你遭遇到麻烦时，你可以完全信赖。在他们的词汇中，没有叛变两个字。在现代社会，自私成为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忠诚的品质更值得珍惜。

我和我的光棍朋友继续在外面无忧无虑地享乐，不顾那会对我的运动生涯产生的不利影响，一直到神圣的插曲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我承认，在35年之后，它还是那么神圣。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在一家舞厅发现了我当初在兰德工厂的罢工集会上，吃力地通过我脸上的石膏盯着的那个姑娘。凯西·荷丁的倩影并没有从我的脑海中逝去。和她跳了几圈舞以后，我就送她回家去了。从那以后就有了固定的约会，固定得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虽然凯西坚持说，她在那时见到我的次数，比现在成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妈妈后要多得多。这可能是真的，自从我们第一次浪漫的约会后，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她。在白天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找借口到工厂的组装部门和她聊一会儿。当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凯西是个天主教徒这件事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我对足球的热情和希望又完全恢复了。我准备转会，到一个新的俱乐部从新开始。我在圣约翰斯通的最后一场比赛碰巧又胜了流浪者队，但是这次是因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