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怀特顶不住了。在我们刚刚摆脱败给利兹联队的阴影时，凯尔特人主教练乔治·斯坦在报纸的访问中，声称流浪者将获冠军：“冠军现在是流浪者的了，除非他们不想要。”他在我们身上加上了一个不胜负荷的重担，使我们一落千丈。斯坦用他的经验和诡计来对付只有一年主教练经验的戴维·怀特，后者根本不是对手。我永远忘不了斯坦策划出来的那些报纸标题，这个诡计立刻留在我的记忆里。

凯尔特人和流浪者各有两场比赛尚未进行，虽然我们保持不败记录，积分领先一分，冠军落入谁手还是未知数。在倒数第二场比赛，我们客场对科尔马诺克，凯尔特人主场对莫顿。在比赛快结束时，我们射门得分获胜。我们的球迷拥入场中告诉我们，凯尔特人0比0踢平。我们当时跳舞庆祝，到了休息室，我们又听到使人震惊的消息，斯坦的队伍在补时几分钟，进球取胜。“走运的兔崽子”是我们能说的最文明的话，但是我们最后在主场对阿伯丁如获胜，还能捧杯。

我忘了我的名字，也忘不了那场决定性的比赛。流浪者队的球迷大军期待着目睹我们加冕，把伊布罗斯挤得爆满。大卫·史密斯带球前进，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把球踢进门边角，使我们领先。接着我们大兵压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得分。这时，我们的门将索瑞森在附近没有对方球员的情况下，一个很容易的高球没接住，使比赛成为平局。整个球场目瞪口呆。球员犯错误，还能挽救，但是守门员出漏子，就很难挽救。中场在休息室，索瑞森坐着低头不语，你不由地会感到同情。那天下午，他再也没有恢复镇静。但我们似乎可以容忍他的错误，在下半场一开始，我们就对阿伯丁大举进攻。九分钟以后，我头球得分使奖杯再度握到我们这一边。不久，他们有中卫野蛮地把我拉倒，衣服都快扯下来了，但没判点球。以后就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阿伯丁在一次进攻中，右路下底传中，他们的中锋大卫·约翰斯通射门，球从索瑞森的手中进门得分。在最后一分钟，他们又是一次右路下底传中，伊安·泰勒射门得分，3比2。这场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不败记录全都完了。

不出所料，流浪者的球迷非常生气。休息室的窗子给打破了，抗议的人群在球场大门口聚集了好几个小时，使球员只好待在里面，等待事件平息下来。我以前在圣约翰斯通的一个队友从澳大利亚来看我，约好在门口碰头一起出去，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我冒险伸出头找到他，让他把车开到门口，我好冲出去会合。正当我钻进他的车里时，脚肚子让球迷狠狠踢了一脚。我不怪他们，我和他们一样失望。

四天以后，那个赛季的最后比赛结束，凯尔特人以2比1击败丹弗莱恩。流浪者的失败遭遇到媒体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一些报纸把矛头指向了我。更严重的是，伊布罗斯周围和其他一些球迷聚集的地方，有关凯西宗教信仰的流言开始蔓延。我知道这些臭大粪都是从威利·阿利森这个宗教狂的公关嘴里散出来的，他明显地认为，和天主教徒结婚的人，不配在流浪者踢球。后来，在我们第一个儿子出生后，阿利森散播说，马克是在天主教堂施洗的。对一般人来说，孩子在什么地方洗礼（实际上是在苏格兰教区教堂），和父亲在哪个球队无关，但是阿利森这个病态的偏执狂就准备在这上面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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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难以忍受，当俱乐部夏天去丹麦比赛时，情况更加恶化。一天，我在哥本哈根发现苏格兰的报纸刊登“弗格森在流浪者队完结了”的消息，这使我非常愤怒。我直接去找怀特，他没防备，就承认了这是阿利森干的事。我气冲冲地在酒吧里找到一个熟识的记者，商谈如何对付这种诽谤。虽然我不常喝酒，那天下午例外，喝过了量。回到旅馆，我就在餐厅找到阿利森，开始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队友们把我推回房间。当他们开门出去时，我看到阿利森在门外，又过去把他一顿臭骂。队员们拉我到床上，帮我穿上睡衣，让我睡觉。他们一走，我又爬起来，穿着睡衣下楼接着骂阿利森，直到大家又把我弄回床上睡着。第二天训练时，我还迷迷糊糊。不管教练怎么看我的行为，他肯定知道喝醉酒不是我的天性，是阿利森卑劣的行径导致的。

在夏季巡回赛中，我只作为替补队员上场一次，所以我在这个赛季里心情焦虑。虽然我的收入在减少，我还是不停地找阿利森算账。毕竟，我在整个赛季进球最多，共有二十三个球，打了一些漂亮的比赛，而且总是为球队竭尽全力。在我分析输掉联赛的原因时，回答是简单的：我们球队没有凯尔特人队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在紧急关头，他们缺乏斯坦主教练在凯尔特人队里注入的那种勇气和团队精神。最明显的是，威利·汉德森与罗尼麦金农之间的不合。他们不断地报怨对方的工资太高，并尖刻地辱骂对方的妻子。威利还聚众赌牌，使不少队友常常输掉大笔的钱，一次可达2000——3000镑。怀特主教练和一些队员称兄道弟，无法在俱乐部执行严密的纪律。当主教练手下有很多天才的球员时，严格的管理常常会取得惊人的成就。我非常想看到优秀球员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我和他们在休息室里建立了牢固的友情，我喜欢在流浪者踢球。我相信，如果有更好的组织和团队精神，我们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在那年夏天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说1968—1969年赛季对我是一场灾难，一点也不过分。我知道俱乐部的主席劳伦斯在阿利森的影响下，不会愿意雇佣我；很明显，无能的怀特主教练也会遵从他们的意愿让我走人。在赛季前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他叫我到办公室通知我说，流浪者将买下西波年队中锋科林·斯坦，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将转到西波年队。怀特信心十足的样子表明他以为我会卑躬屈膝地接受，但是我告诉他我不打算离开。对此，他一连好几个星期让我和后备队员一起训练。后来有一两天，他的态度突然好转，我知道他又有什么新点子。果然，他建议让我到爱丁堡去见西波年的主教练。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们签约，所以会面当然没有结果。

虽然我拒绝被典押出去，流浪者还是以10万镑签下了科林·斯坦，这使我在队里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但是在赛季的时刻，球队踢得不理想，我又上场了，而且踢得很好。在欧洲联盟杯对毕尔巴鄂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我虽然踢进第一个球，而且在场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下半场还是被换下来。观众的嘘声让教练知道了他们对换人的不满，我本人也非常失望。但是下一个星期六，我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在苏格兰杯与阿伯丁的半决赛中，根本没让我上场。

流浪者胜了阿伯丁，在决赛中又要和凯尔特人见面。科林·斯坦因伤不能参加这场决赛，我整个星期都在猜测会不会让我上，直到星期五早上，才通知要我上。但是那天下午的战术安排又使我的心沉下去。

“简直没法让人相信。”教练布置战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让我们两个主力后卫盯住凯尔特人的两个自由前锋奥德和康奈里，这样，我们的两个前卫就要对付速度极快的查尔诺和林诺克斯，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安排，给查尔诺和林诺克斯留下了尽情发挥的极大空间。最后，麦金农又提出对方麦克尼尔在角球时的头球威胁问题。他对自己对付麦克尼尔没有信心，建议我在脚球时盯住他。对此我并不高兴，指出麦金农要比我高出两三英寸。但是我还接受了这个任务，认为麦金农要先去抢球，一些球员要求队长约翰·格里格去和怀特教练谈谈他对整个战术的看法。

“你必须对他讲，不然，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我对约翰说。

但是格里格不习惯调停，因为表达不同意见不附合他的性格。对纠正主教练的愚蠢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有任人宰割。我必须承认，麦克尼尔顶进的第一个球我有责任。这场比赛，我们以0比4惨败。在比赛开始才几分钟，我在角球时就没有看住麦克尼尔。可是，麦金农没有出来抢球，也同样是明显的失误。另外三个球证明了我们战术可笑的无能。林诺克斯和查尔诺把我们的防线拉开，奥德不断地引走我们的右后卫，使甄梅尔从凯尔特的左翼自由自在地向我们进攻。我们防线的空当可以走过一大队公共汽车。戴维·怀特的无知遭到乔克·斯坦大师无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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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伊布罗斯必须要找个替罪羊，我知道我正合适。星期一早上，怀特叫我去办公室，问我是否向媒体批评了他。我照实告诉他，很久以前，赛季刚开始时，我和一个记者谈过要把我赶到西波年的事。他接着告诉我，我将不能参加和纽斯尔进行的欧洲联盟杯半决赛（流浪者积分以0比2落后）。这对我又是一个凄凉的夏天，但我不在意，因为我比怀特更坚强。我对他的评价是：虽然不是个坏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很软弱。我同情他，但是对他不理会我的努力而不能原谅他。队友和球迷们都知道，我对穿上流浪者的队服感到多么骄傲，为球队有多么卖力。我在伊布罗斯的日子里，球迷对我非常支持。在1969——1970赛季，他们都在问出了什么事。

吉姆·巴克斯特，苏格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将要从诺丁汉森林队回到流浪者队，这个新闻使整个格拉斯哥都振奋起来了。对于他能在俱乐部起到什么作用，人们的意见不一样。吉姆虽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但已经有好几个赛季在走下坡路，可是他的天赋那么高，没有人怀疑他能把光荣带回伊布罗斯。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怀特主教练的能力，是否可以控制住这个以不守纪律闻名的天才。有关吉姆喝酒的故事数不清，但我只见过一次。在一次客场比赛后，我们一些球员聚集在格里格的房间里，喝一两杯啤酒，这时巴克斯特走进来，拿着一瓶朗姆酒、几听可乐和一个大杯子。不到一个小时，他把整瓶酒都喝完了。一些同伴说，他晚上又出去玩。不过公平地讲，他在1969年赛季前比谁都卖力。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队友，为人大度，对比赛有精明的见解。赛季开始后，立刻很明显，我作为流浪者球员在事实上已终结，我被从第一队分出来，有一段时间和初学者一起训练。助理教练克雷文是个令人愉快而且有趣的老球员，他并不歧视我，不断地鼓励我，甚至有一次委托我组织初学者的训练。怀特看见后，就让我自己一个人训练，他想让我屈服，但没有用。每天我在跑道上拼命练习，然后到地道里对墙踢球，把球上印的一些数字作为目标。有一天早上，我正对墙踢球时，阿利森来了，我猜他是看我垮下来没有，实际上，他停下来告诉我他得了癌症。我一点也不可怜他。

我在流浪者的最后阶段，备受屈辱。我被惩罚到第三队踢球，与格拉斯哥交通队和格拉斯哥大学队这类业余球队比赛。那些不像我受到那么大压制的人，也许已经看出，怀特的统治也不稳固了。流浪者管理层的一些人，特别是前功臣鲍勃·麦克菲尔和威利·索顿都在道义上给我大力支持，让我坚持下去，但我没能从他们的话中领会更深的含义，他们当然不会明确表明主教练的职位不保，而我在压制之下的精神不振，也就听不懂那些暗示。1969年11月，我正处于低潮时，巴克斯特告诉我，他和诺丁汉森林队的教练吉列斯谈话时，吉列斯问我为什么不踢球，巴克斯特肯定为我说了好话。几天以后，怀特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诺丁克要我转会的事。我知道我一定要走，但是我向怀特做出最后的挑战，说如果流浪者不付我百分之十的转会费，即2000镑钱，我就不走。怀特大发雷霆。但后来在俱乐部副主席的干涉下，同意付我这笔钱。凯西不想离开苏格兰，但他知道我的处境，所以向往常那样坚定地支持我。第二天我去见怀特，谈去诺丁汉报到的事。我以前在丹弗莱恩的上司，现在福尔科克队的主教练卡宁汉，正在和怀特通电话，要让我去福尔科克。我已经打定主意去诺丁汉，福尔科克是苏格兰的乙级队，我不想降级。但是我还有时间和卡宁汉在电话交谈。

“听着，阿历克斯，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卡宁汉说，“先别动，我这就开车来。”一小时后，他来了，给我的条件有些不可思议。我很为难，就问凯西的意见。

“是不是这样就不用离开苏格兰？”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同意。我打电话给吉列斯极力抱歉改变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了福尔科克的布罗克威尔球场。

下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流浪者在优胜者杯的比赛中，输给了高尼克队。我看了这场比赛，这时才开始明白索顿对我讲的话的含义。第二天的《每日快报》上，威利·瓦德尔撰文批评戴维·怀特，标题是：《戴维这个孩子》。那天还没过，怀特就被炒了鱿鱼。一个星期以后，瓦德尔成为流浪者的教练，我去取我那2000镑时，瓦德尔对我的离开表示非常失望。如果我没有走，会怎么样？瓦德尔一向认为我是优秀球员。他和我是一类人——坚定、一心一意、不会被年迈的董事长所左右。幸运的是，他以后还会对我的足球事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