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我还说了一些话，就最好不在这里重复了。不用说，那是吉米的最后一个晚上。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只不过受好奇心所驱使，帮助一个码头工人卖掉他带过来寄售的鸟食。我现在会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但那天晚上我可不觉得开心。

我为了使弗格森酒吧给人以高档的印象，定了一大批鸡尾酒杯，有人说我这种天真的想法是自找倒霉。在用它们的第一天，百分之八十的杯子就不见了。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们送最后一批顾客走的时候，我的一个女招待挡住了一位女士，因为看见了她往自己的包里塞杯子。当让那位女士把赃物交出来的时候，她不但拒绝了，而且她的丈夫和朋友还大打出手。酒吧各处都倒着受伤的人，但是我的伙计和几个客人最后还是制服了那些家伙，把他们拖到楼上扔到街上。有一个大块头客人勇不可当，一个人就制服了好几个闹事的人。当我们把他们都弄到街上后，我们关上门，回到酒吧间。我的朋友、帮忙的客人和我的伙计又聚在一起，凯西也在那儿。几分钟以后，恢复了平静。突然，门被撞开了，瓶子像连珠炮一样飞了进来。没有打到人，但是把柜台砸得乱七八糟。那个大块头的汉子突然从柜台后面抄起了一个码头用的大钩子，向着围攻的人群冲过去。我给警察打了电话，也出去了。我看到的景象把我吓呆了。那群人中的一个趴在地上，脸和脖子直喷血，他的老婆在他的旁边，发疯似的哭叫。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死了，后来发现没有，才放下了心。但他伤势很重，被送进了医院。警察到了的时候，现场和疯人院一样，大家都在安慰别人，反而把情况搞得更乱。结果我去了警察局，指控那帮人中的一个冲击我的酒吧。第二天，警察局的人来警告我，如果拿大钩子的那个人再出现在我的酒吧，就把我的营业执照吊销。我当然把他们的警告很当真。

我当酒吧老板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每年组织我们的老客人的出游。想要参加的常客每星期出一点钱，我把那些钱计算好，够了的时候，就一起去艾尔郡的一家旅馆，快快活活地过一天。吃完午餐后，女士们进城去，男人们在旅馆玩我组织的有奖游戏：多米诺牌，扑克牌、台球和掷飞镖。到晚上，奖品发完了，我们就一起唱歌。这个活动是我在弗格森酒吧生涯的高潮，住在那个旅馆附近的一些人每年也在等着我们去，一起参加。特别是一个叫乔治·扬的邮递员，每次都参加我们的游戏竞赛，后来还和我有联络，一直到最近去世。我们出游的一些明星人物当然是弗格森酒吧的一对常客，他们总在争吵，然后又和好相爱，这种方式在出游的时候依然照旧。他们两个人唱歌唱的非常好，不论是独唱还是二重唱，即使他们的听众已经醉醺醺，也还会被他们的歌声所吸引。有一次在我们的出游中，他们之间的争吵异常激烈，结果妻子用啤酒杯把丈夫的头打得鲜血直流，不得不赶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出现了，手拉着手，互相唱着爱情歌曲，对丈夫头上缠着的大块纱布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即使从高湾地区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浪漫方式也够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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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酒吧的生意蒸蒸日上，我又和我的一个朋友山姆·法尔克纳的酒吧搞联营。他酒吧叫小树林，在布里支顿地区，我们为联营花了2万2千镑，但是每人只出了2千镑，从啤酒公司贷款1万8千镑。我们的计划是让山姆负责具体事务，我经常到酒吧露面，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客人。合作一般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这次的结果更是一场噩梦。但是我确实喜欢和布里支顿酒吧的客人聊天，他们和我们高湾的人不同。在格拉斯哥这个大城市，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譬如说，格博尔斯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地区，天主教徒占大多数。布里支顿是格拉斯哥激进新教徒的大本营。虽然其他地区的新教徒人口也占大多数，但是布里支顿人认为他们是奥伦治主义的先驱（注：奥伦治主义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及天主教，要使新教占统治地位）。在小树林酒吧那一带，这种气氛特别浓厚。每年7月12日，我们这个酒吧就是庆祝勃伊恩之战的据点（注：1690年7月12日，新教徒军队在爱尔兰勃伊恩河大败天主教军队，以后新教徒激进分子在7月12日游行纪念）。“我们在12日那天什么时候开门？”这是老客人不断向你提出的问题。“我们那天一般是在7点半。”另一个客人会说。这是7月12日之前这个酒吧常出现的对话，我是不会插嘴的（注：英国法律规定酒吧在中午才能营业）。那天早上，门在7点半打开，参加游行的人拿着旗帜和肩带整齐地进入酒吧，把东西放在一个角落里，立刻就喝起酒来。这天在布里支顿，地方警察总是假装对此不知道。早上快过去了，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我也被要求和他们一起唱奥伦治的歌曲。这时我对歌曲的选择是没有发言权的。加入唱歌不是看你是否愿意，而是不管你是否愿意。早上的这场欢宴总是兴高采烈，在他们离开去游行的时候，都感谢我为他们提供的食品。

1978年初，我感到带领圣米伦足球队、管理两个酒吧，再加上要在家里当个合格的父亲，对我来说负担过重。弗格森酒吧不能再干了。我以前在那里享受到欢乐，到现在已经变成挥之不去的头痛。没完没了的维修和因为质量问题的退货使得利润大幅度下降。此外，我也不愿意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头上有大口子或脸是肿的，那都是在维持酒吧的秩序时留下。这些伤并不是每个星期都有，但是酒吧不时就会发生打骂的事，我在平息它的时候免不了卷在中间。有一天晚上，在酒吧里一帮人乱扔酒杯给我头上开了一个大口子以后，我回家对凯西说：“够了。我肯定不干了。”她的表情像是完全放心了。

那年夏天，当我被任命为阿伯丁队的主教练时，我同意把我在小树林酒吧的一半股份卖给山姆。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我还没有收到钱。这只是一个苦恼故事的开始。因为山姆使那个酒吧欠了好多债。他虽然后来完全退出，但是我使它复兴的努力也失败了，最后只好清盘。虽然我在金钱方面遭受到了损失，但是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用再对阿伯丁140英里以外的事情操心，可以专心做我的教练工作。总的来说，我开酒吧的经历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就像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唱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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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努力向上

我当俱乐部的主教练已经有二十五年，每年我都能学到新的东西。但是在1974年7月，我作为一个三十二岁的新手执掌东斯特灵队时所实施的一些原则，到今天还是同样的重要。其中很主要的一项就是，训练要重复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不要为了使队员高兴，而改变训练计划。用不断变化的方式刺激运动员的兴趣，只是训练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在任何身体运动的项目上，必须重复与练习有关的技巧，才能生效。为什么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们要日复一日地进行同样的击球动作？当然，我也打高尔夫球，我知道那是打静止的球，和运动的足球直接作比较是很愚蠢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使技术精益求精，要把困难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当足球运动员报怨重复的传球练习枯燥时，通常他们厌烦的不是单调，而是艰苦。大卫·贝克汉姆成为英国最好的进攻球员，那不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天赋，而是他不屈不挠地刻苦练习，其艰苦程度是大多数天赋较差的球员不能忍受的。练习可能不会使你完美，但肯定会使你的技术更好。所有在训练场地接受我训练球员，都会听到我不厌其烦、不断重复地宣讲重复练习的好处。

我在东斯特灵队大力鼓吹重复练习，收到了效果，虽然那里没有贝克汉姆给我使用。事实上，我刚到那个俱乐部时，所有球员不伦好赖都算上，也凑不出一个球队。在名单上只有八人，里面还没守门员。看看成绩单，就知道他们上个赛季在苏格兰乙级联赛中垫底，这表明这是全国最差的成年人球队，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始我的教练生涯。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申请女王公园俱乐部的职务时，口头审查失败了。艾尔联队的主教练麦克劳德为我做了大力推荐，但是女王公园董事会里所有的人都在耍弄我，使我在口头审查时精神紧张，无法向他们证明雇用我的理由。

我应邀去东斯特灵队谈话，主要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但是他们的董事长威利·缪尔黑德脸上诚恳地表情，和在和他接触时的轻松感觉，使我决定应该试一试。当他向我显示了俱乐部的困境时，看起来我要去那里就像是自找苦吃。缪尔黑德在坦白球队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时，他吸烟的频率加快，不断地喷着烟雾。

“你知不知道要有十一个人，还要加两个替补队员才能去比赛？”我问他。他尽量安慰我说，董事会即将开会，研究如何划拨一些钱来，加强球队，至少把人数凑足。这个会议在我第一次训练结束后立即召开了。训练时，我发现这个队的球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接受能力强，热情高，给我很大的鼓舞。当把我叫到董事会后，我在滚滚的香烟浓雾中等待好消息。董事长向我表达出他那令人羡慕的坦率：

“两千镑，弗格森先生。我知道这不算多，但我们只拿得出这些。”

根据这个预算，只能去招募可以自由转会的球员。我开始行动起来，四处探听消息，激烈地讨价还价，我的电话热得烧手。第一个目标就是守门员。我已经向董事会解释过，守门员在比赛中总是很有用的。最合适的人选和帕特里克·西斯尔队签了约，但只是后备队员。这位汤姆·古尔利一表人材，无所畏惧，但也至少超重了十几公斤。西斯尔队的主教练波蒂·奥尔德放弃了转会费，所以我可以只付750镑的签字费，把古尔利搞到手。这样，我们的两个门柱中间就有了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奢侈了。我有信心古尔利会充分地改善他的状况，为我们守好门。我顺便又从西斯尔队招来另外两名球员：吉米·马伦，聪明小个子中锋；乔治·亚当斯，高个子中场球员，他本来就要去阿伯丁队大显威风，但是膝盖连续受伤，使他不能如愿。这两个人都被放行，共付了300镑签字费。我还剩下不到1000镑，目标是克莱德队的一名前锋，他们愿意放人。他的名字中比利·赫尔斯顿，在我看到他踢球时，他总是踢得很好。我开始出价300镑，他要1500镑。我们互相折衷，以900镑成交。加上几个临时签约的球员，现在我的球队有了十五个人，这足够满足一个人的权力欲望了。

在赛季前的训练中，每次开始时我总让五六个球员围成一圈互相传球，中间有两个球员阻截。我现在在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训练时，还采用这种方法，但只是提高情绪的一种娱乐。在东斯特灵队，那里的技术水平比曼联差了好几个光年，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最基本的了。我以此来增强队员的触觉，提高他们转向传球的移动能力。在开始的时候，传球和移动都差得让人灰心，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水平明显提高，这就是重复练习的结果。在赛季前和凯尔特人青年队的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比3踢和，重要的是，这使我们的队员恢复了信心。他们都想得到球，准备表现自己。在和德兰米尔队的另一场友谊赛中，我们以0比2输了。我对这场比赛中大多数时间的控制都满意，但也对球员强调说，我们缺乏突破能力。你可以一直控球，但是如果不在对方最后三分之一场地上发动进攻，那有什么用？

我在那时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即邀请当地的年轻球员到东斯特灵队的主场弗斯公园接受训练。我当教练以来，对青年球员的重视直到今天都从来没有放松过。为了进一步测验我们的年轻球员，我出钱把我们老家的著名少年足球队——格拉斯哥联队请到福尔科克来，和在东斯特灵队培训的小伙子打比赛。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以后，我被叫到董事会，看到缪尔黑德正在喷云吐雾，表明他要发表重要声明。接着，他说我严重违反俱乐部的政策，支付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共汽车公司40镑钱。我大吃一惊，当知道怎么回事后，不禁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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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做是要提高这个球队的水平。如果你们要这样，那就把球队绑在你的屁股上。”我扔下40镑钱，扭身就出去了。我正穿过球场时，缪尔黑德追上来。

“阿历克斯，听我讲，”他说，“这是吉姆·黑斯廷斯让我做的。你要知道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黑斯廷斯确实是东斯特灵队历史上最老的董事之一。我因为发脾气使他对公共汽车费的报怨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了队服的样式和他发生冲突时，我就失败了。这个队穿着仿照女王公园队的黑白横条球衣，我对董事会讲，应该换成白上衣，黑短裤，红袜子。没人对我的建议说话。在缪尔黑德咳嗽了几声之后，老黑斯廷斯开口了。

“听着，小家伙，这种球衣在我爸爸年轻时就有了，它一直到你离开后也不会变。”辩论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