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黑斯廷斯在那以后不会太喜欢我。有一天，我在离俱乐部差不多五公里的地方开车时停下来，想顺便带他过去。

“不用，谢谢。”他大声喊。继续向前走。

赛季是以足球联赛杯开始的，从头五场，我们胜三场，平一场。但是在和阿尔比昂海盗队比赛时，我们对付不了他们的前锋彼得·迪克森的速度，所以被击败了。在对海盗队的第二场比赛，是要决定小组名次，胜者就有可能在下一轮和流浪者对阵。在上半场，我队员没有按我的指示先让迪克森得到球，然后挡住他；相反，他们去和迪克森抢球，从而在后面留下空当，使他能够快速突破。中场休息时，我们以0比2落后。下半场我们不断地进攻，但是没有效果。更让我生气的是，董事长突然出现在场边的球员休息处。

“你要怎么办？”缪尔黑德问。

“我要把你从这个操蛋地方扔出去，如果你不给我立刻走人！”我说。

他悄悄离开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一个东斯特灵队的董事干预我的教练工作。也许我应该说再没有人直接干预。一位董事，鲍勃·肖，借着中锋吉姆·米金对我的权威发出严重挑战。球员总是想擅自行动，在你采取措施前，看看他们能自由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人要当教练，问我有关纪律方面的事，我做出简单的建议：“不要制造对抗，它总会来找你的。”我和米金的问题是这样引起的：他对我说他将会错过一星期的训练，因为他要和岳父鲍勃·肖去布莱克浦度周末。

“你和女王去我也不管，”我告诉他，“你星期一要参加训练，就这些。”

我和肖的关系不错，但是他为米金的事给我打电话时，我是不会听他这位董事求情。星期一下午大约四点，米金来电话，说他的汽车在回来的路上抛锚，所以没法参加训练了。我让他告诉我他打的电话跋，我好打回去。在一段沉默之后，他卑躬屈膝地承认，他还在布莱克浦。

“不用回来了，”我说，“你结束了。”我是当真这样决定的。我不会容忍任何球员磨洋工，这次就是证明。几个星期以后，米金还是停止使用。在一次比赛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到一个餐馆的厕所里，这时董事长也进来了，吞云吐雾地站在我旁边的隔间。他一本正经地问我，是否可以看在他的面子上让米金回来，好让肖这个人别在缠他。他恶作剧地说：“我不知道。”这时缪尔黑德董事长走开说：“我是以一个庄重、敬畏上帝的人在请求你。”对此我不知怎么回答，就点头说：“行。”然后他亲了我一下。这个老家伙，鲍勃·肖肯定把他折腾得够呛。

我们在联赛的表现不错，到九月底，已经在乙级队排名第三。现在，东斯特灵队面临它多年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以前的俱乐部、福尔科克队，在约翰·普伦泰斯的带领下，1973—1974赛季降级到乙级队，这样，我们同一城市的两个球队要面对面地交锋了。很明显，这场比赛是我特别想赢的。对此，我带领队员作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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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达圣米伦队时，虽然大多数队员在我眼里都不合格，幸运的是，他们中间至少还有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我当时并不能立刻用他，因为他刚得过肺炎。等他的健康一恢复，我就让他在苏格兰杯赛的第一场比赛中作为后备队员上场。这是对我以前俱乐部东斯特灵队的一场比赛。我请来了我在流浪者队的队友戴维·普罗文做助理教练，并让他注意菲茨帕特里克在场上的表现。赛后他的评价不能再简单了。“很好，”戴维说，“他是我们队里最好的球员。”

东斯特灵队以2比0轻蔑地把我们从苏格兰杯赛中淘汰，这个比分其实还可能高三倍。看到这个结果，我立刻把菲茨帕特里克安排为下一场联赛的主力队员。他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寸土必争，传球细腻。他给我印象深刻，在随后对南方女王队的比赛中，我任命他当队长。这时，队里又增加了一名新中锋：彼得·迪克森。他以前在阿尔比昂海盗队时，曾使我带领的东斯特灵队非常头痛。

当我在1974—1975年赛季接手圣米伦队的时候，我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它保住苏格兰联赛乙组前六名的位置。到1975—1976年赛季联赛将要重新改组，把各包括十八个队的甲组在1974—1975年赛季的前十二名组成超级组，新的甲组包括老甲组最后六名和乙组前六名。我们决心在这六名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客场和南方女王队比赛时，形势不容乐观。他们当时在乙组联赛的积分差不多排在最前面。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新的分组中垫低，这场和南方女王队比赛的结果将是个转折点。确实如此。我们在这场1比0取胜后，又跟着连胜八场，保证了我们获得前六名。

同样重要的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的投入精神对整个俱乐部产生了影响，加强了我依靠青年球员的决心。我们积极实行培养发掘青年球员的政策，使得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源。球探的密集工作收到了成效，圣米伦少年俱乐部也做得很有生气，吸引了佩利斯地区最出色的男孩子们。一些圈内人的帮忙也很有价值。1975年的一天早上，在流浪者队给过我很大支持的威利·汤姆森，出乎意料地给我打来电话。

“在基尔西斯队有个年轻人，值得要。”他对我说，并补充了一句，“他对我们没用，但是个很好的球员。”

威利说这孩子对流浪者没用，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天主教徒。我派出一个球探去看这位年轻的弗兰克·麦加维。不到一个星期，弗兰克就加入我们非常有希望的球员之中。考虑到麦加维后来七次担任苏格兰队的队长，威利·沃德尔给我们推荐信息是无价的。汤姆森后来透露说，是威利·沃德尔、流浪者队的主教练推荐我在圣米伦的工作，他还准备在可能任何时候，进一步帮助我。我记起来，在我离开流浪者队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不管报纸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往流浪者队的脸上抹黑。他当时对此非常感激，说：“我忘不了，阿历克斯。”威利·沃德尔是个遵守诺言的人。

我们在1975—1976年赛季主要是巩固现有的成绩，而不是更上一层楼。我们有一段时间对顶峰发起了冲刺，但最后停留在第五位。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佩利斯居民对足球的热情又唤起来了。他们对爱情街球场的关注，给我了很大的鼓舞。为了传播球队的信息，我们办了自己的报纸。球场的一个电工，弗雷迪·道格拉斯建议我坐在他的货车上，在城里游转，通过喇叭向潜在的支持者喊话。我已经在教练工作上取得了有创意的声誉，但做这件事只说明我要尽一切手段使俱乐部更加成功。至少，作为一个拉票者，我不比那些竞选的人差。当然我也要承认，大多数喝彩都是弗雷迪发出的，但是我向人招手的样子也很有风度。

我和球迷的友好关系在1976—1977年的赛季一开始，就带来了实际的好处。我那时意识到，为了使圣米伦在甲级联赛中夺魁升级，必须要引进更有经验的球员。因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到邓迪联队的杰基·科普兰身上，他和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不和。杰基是个熟练的中场球员，作风强悍，并且也是佩斯利人。我的计划的障碍是，俱乐部的金库几乎是空的，而转会费需要17000镑。所以我只好把这件事告诉球迷后援会，他们慷慨地提供了14000镑货款。俱乐部又凑了3000镑，交易成功。

到一月份，我们已经打到联赛榜首，做出了一些精彩的表演，观众人数也比我来之前多了十倍。在苏格兰杯赛中，我们在爱情街球场以4比1击败了在超级组排名前列的邓迪联队的那场比赛，观众达1万9千人。我们队还有四名球员被选入苏格兰21岁以下的联队，更证明了我们的潜力。杯赛的下一轮，我们在客场对马瑟韦尔队，1万5千球迷跟着我们过去。如果不是裁判听任马瑟韦尔对我们粗暴犯规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当我们以1比2失利，抬着伤员离开的时候，我和马瑟韦尔的主教练威利·麦克利恩发生冲突，并把裁判伊恩·富特臭骂一顿，结果我被苏格兰足协通报。失败从来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如果输的公正、光明正大，我也会真诚地向对方祝贺。而那天的比赛是一场运动场上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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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就心情恶劣，后来接到我的好朋友约翰·多纳基的电话，更是火上浇油。约翰和我在高湾的和谐巷少年队时就在一起，当他告诉我在与马瑟韦尔队那天晚上的比赛前，他看见我的主力队员弗兰克·麦加维在格拉斯哥中心的滑铁卢酒吧喝多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亲眼看见了一样。我立刻就去问麦加维，他承认了。我告诉他，他将被从苏格兰21岁以下的联队中撤出，他的足球生涯也结束了，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他。以后一个星期，队友一个接一个地为他求情。星期六晚上，我和夫人凯西以及整个球队都在参加球迷举行的舞会，除了麦加维。这时他从佩斯利市政厅的大柱子后跑出来，不停地向我道歉、悔过。凯西很同情他，我的气也消了。我们的目标不变——我们还是要争冠军。下个星期，积分与我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克莱德班克要来爱情街球场比赛，这时与遭受惩罚的麦加维和解，是我能够忍受的事情。

在夺魁的道路上，圣米伦队打了几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其中最漂亮的三场是对邓迪队，他们的主教练是戴维·怀特，这个人曾使我在流浪者队走了倒运。那三场比赛的总比分是11比1，最后在邓迪主场丹斯公园球场的那场比赛是4比0，决定了冠军。这是圣米伦队无法忘记的赛季，我们的年轻队伍在三十九场比赛中，仅失两场。在佩斯利的失业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队的成就是人们欢呼的中心。更多的青年人才不断地向俱乐部涌来，使人的满意程度翻了一番。助理教练戴维·普罗文和我为更大范围的青少年开展了训练课程，更多的球探开始为我们采集丰收的果实。

那个时期，我们的教练工作加速开展。艰苦的工作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同样重要。我坚信能准确地传球是绝对的关键，训练中不包括传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在教练工作中增加了一些想像力，强调，球员在他们的头脑中有踢球时的图像，“看到”自己在比赛过程中，如何能用有创意的动作占上风。当然，我苦心传教的方式并不是总让人能接受，我的火爆脾气经常使我自己担心。有一次，在爱情街球场和西斯尔队比赛之前，我弟弟马丁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一些球员又跑到那个滑铁卢酒吧喝酒。这些还不够，他们还吹嘘说是用奖金付的账单。在1比0打赢比赛后，我大发雷霆，让全体嫌疑犯都坐在休息室的一边，我好痛训他们。我的吼声越来越大，怒火越烧越旺，直到失去控制，抓起一瓶可口可乐向他们头上的干墙上摔去。可乐顺墙往下流，玻璃渣掉在他们身上，他们谁也没动。我跟他们说，全体队员整个晚上留在爱情街球场，进行训练，直到他们签下保证书，永远不再去那个滑铁卢酒吧。然后我回到办公室，给他们留下了打好字的保证书。过了半个小时，队长杰基·科普兰来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没听我说吗？”

“听了，”他说，“但是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们谁都没听明白。他们正在那里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我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并且重申了我的要求：要么在保证书上签名，要么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来训练。十分钟以后，杰基把签好字的保证书带来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酗酒的恶习，这是英国足球运动身上长久以来的一个毒瘤。任何球队都可能被它毁掉，我刚到曼联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主教练对此视而不见，就不配干这一行。我不是一个绝对戒酒主义者，我喜欢看到人们喝少量的酒自娱，如果有好的红酒，我也会很快伸出杯子来。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员，暴饮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任何足球运动员不这样看，那么，在我这里是干不长的。

我在圣米伦队开始的两年半里，俱乐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在球场内，还是场外。我刚到那里时，爱情街球场像一个小小的社交俱乐部，如果不是我的积极干预，还会那样继续下去。队里和踢球无关的那一部份人，整个没人管，结果是由球场管理员里奇和他的家庭负责。里奇是个好人，但是成为过多的自由和权力的牺牲品。他要从十几个不同的公司定购清洁用品，负责做饭、卖比赛程序表、供应球场的物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球场看了看，真正大开眼界。场外晾着本地警察球队的整套球衣，里奇的弟弟在主看台下修车，他妹妹在厨房给全家和警察做饭。这一切在当天就完结了，下不为例。我让里奇把所有的比赛程序表和卖来的钱都交出来，我们的程序表第一次有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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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使我关心的事是我们的一些球迷不买票，从旋转栅门上面跳进来看比赛。一些看门人不管他们，可能是帮朋友，也可能收小费。对这种欺骗行为找证据很困难，所以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