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把旋转栅门上面的空间给堵上，再想跳进来就不可能了。

你可能说我是个事必躬亲的老板，但这些事总要有人做。大多数董事只在比赛那天才能见到，其中至少有一位，约翰·科森，即使在场也和没去差不多。“阿历克斯，谁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他有一次问我。那时我已经让托尼当了两年的队长。

董事会分成两派，总在那里争吵。科森和威利·托德是一伙，托德继承柯里当了董事长。托德比其他董事到爱情街的次数更多，不仅仅是他的公司为球场的所有工程提供油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是我刚到这个球队时，他老围着我转，我那时就猜测他的虚荣心很强，如果有涉及到荣耀的事，没人比他抢得快，托德不断地对我讲，他是如何在董事会的另一派面前支持我，那些人是尤尔·克雷格和弗雷泽·麦金托什。我一直提防着克雷格和麦金托什，直到1976年，克雷格作为惟一的董事，和球队一起去加勒比海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巡回比赛。这是因为柯里董事长通过在威士忌出口业的关系，赞助成行的。这次巡回赛包括在巴巴多斯赛一场，特利尼达赛一场，圭亚那和苏里南各一场。它产生了一些有益的效果，加强了队员之间的友情，使他们感到自己值得受到高水准的接待。我们以4比0痛击苏里南之后，当地媒体令人惊讶地批评我们是炮灰。在那之后，我们在巴巴多斯轻轻松松地休息了五天。这次旅行使我认为，克雷格和托德的人口极为不同。

这次巡回赛中，并不是每件事都合人意。在圭亚那的经历，使得我这个已经停止以踢球为谋生的主教练，又上场了。在这次巡回赛中，普罗文和我都穿上球衣，当替补队员，我们在巴巴多斯和特利尼达也都娱乐了一下。但是在圭亚那则不同，那里的国家队是由讨人喜欢的苏格兰人约翰·麦克塞文尼执教，他帮助他们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赛。比赛一开始，我就向裁判抗议他们的大个子中场球员残酷地对待我们年轻的中锋罗伯特·托兰斯。到了下半场，情况还没有改善，托兰斯又被踢倒在地上。我对普罗文说：“现在够了，我上去。那个大兔崽子占便宜没够。”普罗文想劝我，但是我发起火来。在争抢一个横传第一次接触中，我向那个中场施加了一点报复，他的尖叫使裁判不详地盯着我。我们两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到我把这个欺负托兰斯的家伙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正当他像个快死了的人那样在地上滚的时候，裁判把我罚出场。在比赛结束时，我指着我的队员警告他们说：“永远别让任何人知道这次红牌的事，懂不懂？”他们以后对谁都没说过。

在我16年的运动员生涯中，共被罚下场六次。当然，我不认为那些红牌总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可以凭良心说，在圭亚那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场上故意伤害过对方的。我那些犯规都是对我受到攻击时的反应，有时可能是过分的。当对手守规矩时，我也会一样。受球赛规则惩罚的原因，常常是和脾气急躁或狡诈有关，而不总是道德上的故意。有的球员在受到侵犯时，可以很冷静，有的则会本能地进行反击。有的“凶手”在球赛中的动作很隐蔽，因而很少会受到惩罚。作为主教练，我总把我的信仰放在技术上，从来不赞成粗暴和肮脏的小动作。我一向提倡自我约束，不仅因为这是应该的，而且在比赛中最终对自己一方有利。但是我也承认，作为主教练自己反被罚下场，我做出的榜样不足效仿。

毫无疑问，1976年夏天的那次加勒比海之行，让我们的队员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更加成熟，结果帮助我们在下一个赛季取得了甲级联赛的冠军，升到超级组。而夺冠也为我本人创造了立刻升级的机会。阿利·麦克劳德那时是阿伯丁队的主教练，他即将主管苏格兰队，为1978年世界杯做准备。他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对接任阿伯丁队有兴趣。我像个傻瓜一样，跟他说我要把圣米伦建成另一个阿伯丁队，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以后我才懂得，足球俱乐部的规模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就像东斯特灵队变不成圣米伦，圣米伦也变不成阿伯丁，而阿伯丁也变不成曼彻斯特联队。如果我在麦克劳德来电话时就懂得这一点，我就会避免很多后来头痛的事情，其中很多都是和威利·托德越来越大的权力欲望有关。

我一直想使圣米伦的队员都成为全职球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先允许队员在上午干其他的工作，下午训练。但是托德却为自己做出了不同的计划，宣布成为全职的董事长。后来有发生更糟糕的事。在爱情街主场和流浪者的一次比赛中，双方3比3踢平。比赛期间一部份流浪者的球迷表现出轨，有的年轻人冲到场里，使比赛被迫中断。我回避了媒体事后就此事对我的采访，但是我们的全职董事长一头扎进争吵之中。媒体报导说，他将禁止流浪者球迷今后来爱情街球场，并且要和流浪者的主教练威利·沃德尔“坐下来谈他们的问题”。当然，沃德尔有名的脾气发作起来的时候，我也是他敲打的对象。“你这个混账的两面派！”是他激烈长篇大论的开始。他有权力这样说我，因为他对我和圣米伦队一直都极为慷慨（在一次有九千人观看的友谊赛后，他把流浪者门票收入的一半都给了圣米伦）。我对托德的自以为是表示了不同意，这样我和他的关系也就一直别扭下去。在托德的要求下，我安排他和沃德尔在伊布罗球场会面，但是我惊讶地发现，托德又把会面的事都忘记了。想到他最终去了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我不禁毛骨悚然。

成绩不稳定和领导的方向不明确，使我们在1977——1978年赛季面临降级的危险。在只剩下三四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在超级组中的地位仍然不明朗。在和艾尔联队的那场比赛中，我们第一次能够排出几个星期以来的最强阵容。艾尔也是可能降级的球队之一，我们1比0取胜使我们上升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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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和我互相不再说话。当阿伯丁再次和我接触时，我的反应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主教练位置再次空缺，是因为比利·麦克尼尔在带领阿伯丁几乎获得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之后，被凯尔特人队招走。凯尔特人解除了伟大的乔克·斯坦的主教练职务，小气地在他们的商业部门给他一个职位。我担心圣米伦队可以在合同上卡我。所以愚蠢地推迟了宣布我要离开的决定，因而使情况变得复杂，让托德有机会实行他驱除我的计划。也许我和约翰·科森在一次董事会议上互相谩骂后，早就应该从中看出征兆。事实上，当那天早上我被叫到董事会时，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托德手上有一张纸，上面有一系列编了号的项目。他跟我说我违反了合同，接着就读那张纸上面的十五项指控。一项较严重的控告是说我骂一个女秘书。那是在一次我和托德争论的时候，她向着托德。第二天，我对她说：“你别他妈的再对我这样。”另一项是我每星期支取25镑的费用。这是通过协商后我工资的一部分。有俱乐部附带信件可以证明，也写到合同上，从来没有疑问。俱乐部对这个安排是知道并且同意的。第三项指控是我提示我的一个赌注经纪人朋友，说我们将打败艾尔联队。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俱乐部的主教练说他的球队会取胜。对赌球赛的人来说并不是肯定中奖。如果主教练说他的球队会输，则是另一回事。那个赌注经纪人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常在一起交往，交换对各种赌局下注和意见。我总是相信圣米伦队，所以我有关对艾尔联队那场比赛的评论，根本不能说是珍贵的内幕信息。把它说成是违反合同简直是荒唐可笑。

其他十二个解雇我的原因也是很滑稽，让球场管理员开我的汽车，未经允许去温布利球场看利物浦和布鲁日的欧洲冠军杯决赛（自费）等等。等整个清单念完之后，我不禁笑起来。威利·托德气得要命，要我停止发笑。

“我忍不住，”我说，“我想你如果要解雇人，提出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不称职。”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清理了我的桌子，回家去看凯西。当静下来以后，我很生气。但也从这件事知道，我对管理阶层的态度，可以使我处于极易受到迫害的状态。即使你恨董事长，你也得想办法和他相处。我的直脾气使我总是和托德争吵，这在权力斗争中我是要输的。在圣米伦董事会的不愉快经历，打开了我去阿伯丁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心怀感激。

在阿伯丁队的办公室只用了十分钟，俱乐部令人敬畏的董事长迪克·唐纳德就和我在合同上达成了协议。然后我就与他和副董事长克里斯·安德森共进午餐，接着我的任命就向报界宣布。几天以后，我又和安德森去美国三个星期，研究北美足球联赛的商业动作，在1978年，那里正搞得生气勃勃。在美国期间，我有机会了解我们的副董事长，并得到有关我的新俱乐部的宝贵信息。随后我带全家去马尔他度假，相信我已经为以后作好了准备。我不时地停止晒太阳，跑到电视机前去看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并向苏格兰打电话，探讨任命助理教练人选。我在圣米伦的助手戴维·普罗文非常可靠，但是我们曾经在流浪者是队友，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怀恨。以前在圣米伦的董事会和球迷身上，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告诉戴维我不带走他，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仍旧是最牢固的朋友。我的助手第一人选是沃尔特·史密斯，他在邓迪队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的麾下，成绩昭著。但是在和吉姆谈判时碰壁，我又去找帕特·斯坦顿，他刚刚结束球员的生涯。帕特没有教练的经验，但是其他什么都不缺。他曾经是西波年队非常优秀的队员，这一点很宝贵。虽然凯西对搬家到阿伯丁市去住很担心，但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坚定地支持我。儿子们觉得这次搬家像去历险，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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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北方取得的成就

在本世纪，苏格兰足球联赛的冠军几乎全被流浪者和凯尔特人两队包办，只有十五次例外。仅仅是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如果我想在阿伯丁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经常击败这对“老对头”，就不要想在苏格兰足坛上出人头地，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也知道，我要不断地鼓励我的队员，才能使他们跟我一样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两个格拉斯哥的足球巨人自从苏格兰有职业足球以来，就一直称王称霸，使得其他俱乐部在心理上就先输一筹，甘当他们的配角。这种被动的心态和我是格格不入的。我不准备让阿伯丁离开足坛中心一步。我要取得持久的成就，我要获得奖杯。我要打破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共同垄断苏格兰足坛的舒适美梦。在阿伯丁队的八年，我以上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了。虽然我后来在曼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把一个地方俱乐部推上了苏格兰足坛的顶峰，称霸了好几个赛季，这给我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了我在曼联的时期。我刚到阿伯丁队的时候，当然也应该感激前任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打下的基础，他使阿伯丁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在这里的开始阶段却很不顺利。我个人方面，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我对圣米伦俱乐部董事会主席托德为解雇我列举的理由不服，向行业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我父亲的健康也开始急剧恶化，这使我更急着要证明我的清白。在球队方面，我也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学会不要自己主动寻找与队员发生正面冲突的教训，常常过分急躁地强化纪律。在这期间，我很需要家庭和朋友所一贯给我的援助，特别感谢那些在阿伯丁大度支持我的人。

在帕特.斯坦顿就任我的助理教练之前，我最重要的幕后参谋就是使人惊奇的特迪.斯科特，他是后备队的教练，多面手，全队的润滑剂。特迪作为球员和教练已经为阿伯丁队服务了四十年，我很羡慕他的献身精神。他是来自离阿伯丁市二十英里外乡下的小伙子，在拥有汽车之前，他经常在球队工作到很晚，赶不上公共汽车回家，就睡在俱乐部的台球桌上。1999年1月，我非常高兴能把曼联队带到阿伯丁，为了表彰特迪，在观众爆满的球场打了一场比赛。

至于帕特.斯坦顿，我不能期望能有更好的副手。当和他讨论球员的特点以及我为球队制定的战略战术时，他总能给我出主意。我在一开始对阿伯丁主要的担心是，它的防守过于后缩。考虑到队里后防核心队员的特点，这个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两个中后卫，威利.加纳和威利.米勒，形成了牢固的配合。他们把防守战术在禁区内实施，是必然，因为他们的速度都不是很快，因此绝对不能在他们的后面给对方的进攻队员留下空当。但是米勒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过于后缩的防守和我主动进攻的战略战术是矛盾的，我要求队员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度。

在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的运气不好，我也受到批评。队员们在休息室中对我的一个报怨是，我老把圣米伦的球员和阿伯丁的作比较。这是对我的误会，因为阿伯丁的队员比圣米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要成熟老练得多。我决意以后在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