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世界（上）(6)

《传奇》中展现的人生是书中不同人物的一份又一份的失败记录。故事开始时，主人公经常处于一个人生转折的当口，通过一段具体的人生故事，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或是毁灭或是落到一个比原先更不堪的境地。有的时候，作者只是截取人生的一个或几个片段，人物的实际处境也许没有变化，但他们的内心感受已经与前大不相同。在记录这个过程的同时，作者似乎更注意人物的内心经历，当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原先对生活的信念以及自我感觉已经得到调整。从一种特定的对生活的意识到这种意识的被否定或被动摇，这是一个内在的圆周运动。在《传奇》中，这一运动注定地表现为一个下坠的过程：原先生活构想的幻灭、精神的萎缩、自信的丧失--这是作者为人物安排的认识必然（也就是人生真谛）的路径。通过自己的失败，他们认识到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原本爱幻想，愿意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沁西亚在他眼中是仙女，一连串实际接触后，他的梦一点点褪色，渐渐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而且从她的婚姻，从她的重病中看见了人生的悲哀，于是他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获得了启示，调整了对现实的意识，故事这样开始：“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捏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结尾是“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这说明他的幻想已经对现实作出了让步。

潘汝良对人生的体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旁观者的角色来进行的，《传奇》中的大多数人物是通过自身的遭际更深刻地洞察了现实的严酷与人生的悲剧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并不像汝良那样浪漫，但她有自己的标准，有维护人格完整的自信，尽管她知道梁宅不合于她的标准，却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幻想。她的态度很现实，可是计划着好好把书念完，这仍然不失为她的一种理想。这个不算过分的期望在结尾时被彻底否定了--“她已经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这中间是她一点一点地发现对生活的预期与生活的真相之间的距离，而后一步一步地在现实面前退缩。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伴侣到抓住乔其乔这个可能的机会，由想结婚到情愿只做情人，由情人到发现乔其乔的不忠之后仍然嫁给他，直至死了心为梁太太弄人，为乔其乔弄钱，这就是薇龙失败的历程。这里的每一次让步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当司徒协的出现逼着她向乔其乔的追求认输时，她已经觉得自己作出了重大牺牲，因为她感觉到乔其乔的不诚实，“也许乔其乔的追求她不过是一时高兴；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此时薇龙仍然有自信，有幻想，有希望：“的确，在过去，乔其乔不肯好好地做人，他的人生观太消极……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事不能做？”然而事实很快告诉她，这样的在她看来已经是缩小了的愿望依然是过分的。乔其乔不给她当好妻子的机会，只要她做情妇。“这和薇龙原本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不幸的是，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步，现实一定要把她的所有自信，把她的幻想剔除得干干净净才肯罢休。不愿意有一天变成梁夫人那样的人，这是薇龙的信念，是她的人格标准，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一天来得那么快，她的情形甚至比梁夫人更糟。小说最后乔其乔、薇龙逛湾仔是惨淡的一幕，薇龙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实质上跟妓女差不多：“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她在黑暗中伤心抽泣，然而也认命了。

张爱玲并不希望用这样一则故事来控诉社会，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因素的话，那也是它的副主题。张爱玲首先想在这险恶的环境，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之下展示人的脆弱、幻想的脆弱。她承认、接受这个现实。在她看来，现实原本就是如此，而这个现实是难以抗拒的，人只有节节败退，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传奇》世界（上）(7)

的确，人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张爱玲小说的潜在主题。《传奇》中没有人对命运的胜利、理想对现实的凯旋，人的自信结果往往被证明不过是自负，受到现实无情的嘲讽。《心经》中的许小寒起初乐观自信，她以为能够把握住父亲，而把握父亲在她就是把握了自己。她骄傲，因为她能支配龚海立，可以捉弄波兰，广而言之，她自以为是现实，是周围环境的主人。故事的发展却证明她不过是现实的牺牲品，父亲的弃她而去摧毁了她良好的自我感觉，她哆嗦着预感到她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事与愿违，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是一连串的“不对”。他总是想证明自己的主动，结果无往而不被证明他总是被动的，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女人反复地向他提示，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巴黎的第一次嫖妓在他是难堪的经验，“嫖，不怕嫖得下流、随便、肮脏黯败”。他的难堪在于他控制不了局面，不是他在导演，相反，他仿佛是被拉来客串一出不相干的戏。在与玫瑰的关系中，佟振保获得了做主人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以背地里的懊悔作代价，然而回国后王娇蕊的出现很快又把他从主人的位置上颠下来。当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王娇蕊过于娴熟的姿态与他的发狠、他的自证自疑恰成对照。不由自主、失去控制的不是娇蕊，而是他，不论他怎样企图说服自己，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两人关系中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他的初衷。在交谈中小心翼翼，躲到公寓外面回避与娇蕊的接触才是振保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可是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与孟烟鹂的结婚是振保做绝对的主人的又一次尝试，这个尝试显然又告失败，裁缝与烟鹂的通奸使他发现自己亲手铸造的世界依然又充满了“不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于是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故事结尾回到了小说的开头，这是现在的佟振保--他“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一声长叹表示他的认命：大约不再愚妄地想创造一个“对”的世界，不再想做绝对的主人了。

假如说在佟振保的失败中除了对人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愚妄的讥讽之外，也含着对佟振保陈腐观念、褊狭视野的嘲弄，那么《倾城之恋》的故事则是命运对人的自主意识的更彻底的否定。《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唯一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小说。白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一段危险的情妇生涯，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桩她所向往的安全可靠的婚姻：范柳原不仅同她结婚，而且真正把她当做自家人--名正言顺的妻子--来对待。在旧小说中，在鸳蝴派作家的笔下，这可说是尽善尽美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吗？但是这样的处理与张爱玲对人生的理解背道而驰，她在表面的圆满之下发现了更深刻的不圆满。她要做的不是把结婚推向一个喜庆的高潮，而是冲淡轻松的气氛，让可能出现的高潮跌落下来。白流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与故事开始时的处境相反，她成了白公馆中人人羡慕的对象。“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这样的结局是她的爱对范柳原的征服吗？是她凭自己的魅力、手腕挣来的吗？正是在这里，一桩姻缘证明的不是人生的美满，反倒暴露出人生更大的缺憾。白流苏有过自己的努力，她声称能管得住自己，结果证明她管不住，她成了范柳原的情妇。成全了她的不是她的奋斗，而是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命运，白、范结合证明的不是人对命运的主宰，而是命运对人的随意摆布。在这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衬映之下，个人的努力简直可怜，范柳原在调情阶段对白流苏说：“……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白流苏不相信，她以为那是花花公子油滑的遁词--在范柳原，那的确是遁词，然而这里面却包含着张爱玲理解的生命的真实。最后白流苏相信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这正是使她惆怅的原因--一桩可靠的婚姻向她晓谕了更广大的人生的不可靠。在这种不可靠的面前，人比在婚姻中更显得无能为力。《倾城之恋》因此成为一个“苍凉的故事”。

《传奇》世界（上）(8)

《传奇》中的人物登场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抱着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以为自己的处境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得到改善，当故事的帷幕徐徐落下时，他们的信念全部夭折，不得不承认现实与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传奇》中画出的一个又一个圆周。表现在外部的活动上，便是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他们都是小人物，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这样的圆周运动同时揭示了人的盲目与无知，那些人物抱有的信念与人生真相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证明。人的盲目无知还反映在人物对现实的错觉中。《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身边危机四伏，充满不安。张爱玲有意识地强调他的安全感，用以与后面接踵而至的打击形成对比，教授很快就在追愫细的路上感受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自杀。这个结局冷酷地嘲弄了他在登场时的感觉。在《花凋》的结尾，张爱玲安排了一个同样强烈的对比。母亲替重病中的郑川嫦买了一双鞋：

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鞋里重新试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

她死在三星期后。

赫然的两个“三”将人对命运的盲目反衬得触目惊心，川嫦话中的“两三年”不过是随口出之，“她死在三星期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这样的排比倒是更清楚地显露了作者的用意，她要以此来宣示人生与人性的必然。

人的渺小、人的无知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现实在《传奇》中被赋予了多重的含意，在《花凋》中它是自然法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它是险恶的环境，在《倾城之恋》中它是重大的事变……但是张爱玲并不把现实看做外在于人的存在，人就是这样冷酷的肮脏复杂的不可理喻的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现实不仅是外部世界的真实，也是人性的真实，导致人物失败与挫折的不但是外来的苦难，更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情欲。外部世界诚然是不可理喻的，人是可以理喻的吗？葛薇龙“明明知道乔其乔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可是他的情欲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欲的诱惑，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

在《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到可以点着火的程度，畸形的婚姻在姜家为七巧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了她觊觎黄金的机会，剥夺了她正常的情欲的满足。黄金欲膨胀得越大，恋爱欲也就被压抑得越厉害，然而压抑并不能使恋爱欲熄灭，越是压抑得厉害，情欲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恋爱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七巧与姜季泽的两次相遇是小说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平淡的对话下面激烈的内心搏斗，使它们充满一触即发的紧张。在第一个场面中，七巧“颤声说话”，“脸庞的下半部抖得像嘴里含着滚烫的蜡油，用尖细的声音逼出话来”，那些对僵尸一样的丈夫的刻骨怨愤的台词以及她对季泽由爱得不到手而生出的嫉恨，照彻她内心如焚的情欲。但是为了黄金之梦，她不得不按捺住情欲，她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季泽，只能恨恨地“低声道：‘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在第二个场面中，七巧已经因为黄金的缘故，用捉迷藏式的浮薄的调笑包裹着内心的情欲过了十年，她终于听到季泽叫她“七巧”了：

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两人究竟还是那两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的吗？他想她的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传奇》世界（上）(9)

她甘心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为了黄金，过去她只能在双关的调逗语言中咀嚼一点爱情变味的渣子，现在她又用黄金欲制服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