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她从九岁学到十五岁，不论喜与不喜，她皆能谈得头头是道，活色生香，而单是这份淑女式的教养，也就令胡兰成羡慕。

但是他没想到讲论他自以为可以自恃的中国古代文学，他竟也不是张爱玲的对手。张读小说心细如发，一些传神的字句，躲在套语滥调的旮旯里旁人万不会留意，她却是脱口便出，她知道《金瓶梅》中写孟玉楼是“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就为“淹然”二字好；她又一口报出《水浒传》里描写九天玄女娘娘的句子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谁看《水浒》会注意到玄女的长相?胡兰成自愧不如。他古书读的不少，时而也作旧诗，两人一道读《诗经》，有一首才读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张爱玲惊道：“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读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张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读子夜歌，有两句是“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二字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胡不得不叹服，枉读诗书，竟是都未读懂。这也不干学识，尽有名家的考订解读，他是不知也还有这样不阻不滞、直见性命、与世人万物照胆照心的读法。

张爱玲读书又如游戏，《诗经》中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看了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写一男子身在异乡，店家主妇替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念到这里就笑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下面是“语卿且忽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她又诧异感叹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她单是目接神遇，解来皆是无由而皆能得其神韵，胡兰成不禁要叹她“其人如天”，两人同看一书，书上的字句竟是“像路上的行人只是和她不住点头打招呼”。

但是最令胡兰成吃惊的还是张爱玲不受名词术语禁治，不为定型情感态度拘囿的头脑，对于常人思想中的应该不应该，对于种种来头大的或是时髦的理论，她好像已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胡兰成尝与炎樱谈话，炎樱也是思想没有多少束缚的，他听了也觉新鲜，但那似乎是真正的“童言无忌”，他说事实是如此，她道：“真可怕!”他说社会本来如此，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全是孩童式的责怪，与他的逻辑不接茬。张爱玲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却不是出于无心，也不是年轻人盲目的反叛，它们有其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完整，有她过人的理性为依凭。

张爱玲不喜理论，不喜体系的严密，但她要理性。胡兰成吃政论的饭，自称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凡事“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所仗恃的也是理性。但他发现，张爱玲的理性比他还更来得彻底。真正的理性面前没有偶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绝对”的存身之地。胡兰成面对她的这个没有高下森严秩序，没有只能如此、不可如彼种种规矩的自由世界，开始是惊异瞠目，不习惯，后来却是循循受教，觉得自己也得了解脱。

欲仙欲死(3)

他在香港时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后不喜，但不敢说音乐不好，因为贝多芬被尊为乐圣，他只能怪自家水平低，把唱片拿来一遍遍硬着头皮下工夫听，必要听出道道，做文化人身份的证明。张爱玲坦言她不喜，不仅贝多芬，西洋隆重的东西如交响乐、壁画、悲剧她都不喜，举世公认的大作家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都不好，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不喜不好。看西洋画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古典大家她一页一页不停地翻过，偏是看到塞尚画中那些小奸小坏的人物，她却要细加玩味，对着画家不同时期为妻子作的几幅肖像，她更要登堂入奥体贴入微猜度猜度二人的心理。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文坛西风劲吹，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名家代替曹雪芹、吴承恩、施耐庵，成为作家心目中的偶像。胡兰成素不敢对权威质疑，此时大约受了张爱玲那种百无禁忌的态度的鼓舞，有一次竟大着胆子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战争与和平》或《浮士德》，自以为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不想张却无需这种戏剧性的夸张姿态，只很平常地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胡兰成后来悟出张爱玲的大胆，她的理性原也简单，她的理性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理性，二者打成一片，底子就是“不自欺”--忠实于自己。她为人行事也是如此。历来读书人耻于言钱，孔方兄讥为阿堵物，正经说来便浑身不自在，张爱玲“一钱如命”，声称只知钱的好处；文人雅士不愿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肯于抬举“第四阶级”的激进文学青年也还要对小市民表示鄙薄不屑，张爱玲则向小市民认同，对那些被视为垃圾的小报、章回小说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理直气壮。文人的另一标志是多愁善感，古人临风洒泪、对月长叹，“五四”以后则换了西式的浪漫感伤，又有一套规定情境。应该说张爱玲是敏感之人，甚或可说是病态地敏感，但她不要做作藻饰。胡兰成因与妻子离异，要做感伤状，那一天到她处面上有泪，似是对夫妻一场而至于分离，终觉可伤，张爱玲却不肯勉强自己，不陪他落泪，也不为言宽解，她不同情就是不同情。

胡兰成竟是对张爱玲入迷了，他简直看她是无所不晓，无般不能。而且他的向往之诚形之于外，一篇《论张爱玲》写得天花乱坠，把张爱玲描画得有如天仙，迥非政论家的手笔，实在令外人大感惊讶：“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一向两眼向天的胡兰成何以如此神魂颠倒，如醉似狂?

胡兰成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又言那些赞她，喜她文章的人如同逛灯市，她是她，我是我，终不能像他“喜欢她到了心里去”。这都是真话。他是才子，有那份聪明领略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好处；他又是名士派的人物，他塌得下架子拜倒石榴裙下，而且要演为艳异的传奇佳话。他的周围官僚政客、儒雅君子、骚人墨客尽皆有之，又多是已届中年之人，官有官的威仪，雅士有雅士的清高，君子要摆君子的端方。他当然知道周围的议论窃笑，但他只有更得意，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有文人的脱略，做过高官亦可以到小户人家吃青菜豆腐，亦可以随了苏青到街上吃一客蛋炒饭，至于他的这段“奇缘”，旁人的私议笑谈好似只是给他提供风流自赏的机会。

胡兰成的喜欢也并非是浮面的，真有所知所识，他也就有真的拜服。他听张爱玲讲谈时如承大事，好似她句句皆是在泄露天机。与张同看画册，“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听张说民间的戏文好，他本来不喜，也就觉得有意思。张文章里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江山一统的安定，他对这些东西也就另眼相看。他将他写的论文给张爱玲看，张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他当真就不再去为体系操心。

《论张爱玲》一出，立时就有人发现胡兰成的文风有变，而他与张相识后放下专写政论的笔，勉力追随张爱玲的感悟方式，写下许多随笔。他有一篇《瓜子壳》，开头有一段“破题”文字写道：

欲仙欲死(4)

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是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是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给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见《天地》月刊八、九期合刊（1944年5月），署名“兰成”。

命意笔致都追摹张爱玲的路数，虽然没有张的神采亦且显得嗦。他在此时对文艺感兴趣，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而其中观点几乎是对张爱玲见解亦步亦趋的演绎。这当然还是细小之处，最重要的是，张爱玲的百无禁忌使他得了解脱，影响及于他的思维方式、人生信念，以至于他要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自传开首的序中就要交待“《今生今世》是爱玲取的书名”，书中又有对张的感激之言，说没有她，他亦写不出那部《山河岁月》。《山河岁月》是胡的一部纵论中国历史文化与“天下大势”的书，他避居温州时曾以化名将其中某些部分寄给梁漱溟看，梁颇为赏识，亦以此有邀他北上之议。胡对此书的自矜自得，自不待言。而他自谓没有张爱玲他写不出这样一部看似与张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亦可见张对他的影响之大。

张爱玲年岁比胡兰成小了许多，经历的事情少，生活的天地狭窄，按照常理，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她应该是受影响更多的一方。事实却恰好相反。胡兰成时常发一通议论过后想想不对，便告张爱玲：“照你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张笑答：“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还是爱听。”他又能影响她什么呢?热恋或许多少改变了一点她的孤僻冷漠，但是至少从人生观到审美趣味，我们看不到胡兰成影响的一丝痕迹。

然而热恋中的张爱玲是欢悦的，她需要的不是一位导师--不管是人生导师还是文学导师，以才女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能欣赏她、懂得她的知音，以女人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疼惜、呵护她的男人。有研究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张爱玲一派内省内倾，恰似“水仙子”型人物，水仙子临水自照，顾影自怜，心理学范畴的这一概念除自恋之外又有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利己、自私等意。李焯雄：《临水自照的水仙》，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103页。而前面对张的描述相信已能使人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不仅孤芳自赏，也希望别人欣赏她。就张爱玲对婚姻恋爱的态度而言，如果是一桩平实的婚姻，她也许不会过多地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恋爱与婚姻不同，恋爱是生命的“飞扬”与“放恣”，能够让她“放恣”的人应该助她完成临水自照的心理环境，具体地说也就是应该接受一个出色的欣赏者的角色。欣赏她的什么?当然是她的全部：她的才、她的貌、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

她最可以骄人的还是她的聪明，胡兰成恰是个聪明人，不仅懂得她，还能将她的意思引申发挥。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听众，而且还不仅仅是听众，因为懂得，他的欣赏赞美之意就格外地令她感到熨帖。与他接谈，张爱玲喜之不胜，以至于有时忍不住要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他是她的崇拜者，又岂是寻常的崇拜者可比?历史上尽有男人仰慕才女的佳话，但有几人似他这般颠倒?20年代有李惟建崇拜黄庐隐，终成佳偶，那人才情稍逊，年岁也比庐隐小，圈内人说笑要戏称“小男人”，胡兰成不比毛头小伙子，纵不是伟丈夫，也是自有身价的人，何况他又是个两眼向天的才子。

欲仙欲死(5)

张爱玲曾说女人在男人面前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大约没有把自己算入其内，但她毕竟也是女人，至少她不要在她面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只知做低伏小的男子，若是俯就，做女皇也还是委屈，哪来“飞扬”?这个人必得也有她可以欣赏可以仰慕之处--胡兰成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倜傥不群，正是合适的人选。在他面前她可以有欢然的顺从，这样的顺从在她恰是女性需求的满足，于是顺从也成了“放恣”，屈抑怨意中也有欢喜。所以她有时不无快意地将自己安排在爱慕谦卑的位置上，说自己“很低很低”，要从房门外悄悄窥看里面的胡兰成，写出虔敬的喜意：“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漓，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唯其她对胡也有顺从，有爱慕，甚至有屈抑，接受他的香火供奉才更令她喜不自胜。她不是那种一味浪漫的女人，她也要一个平凡的女人要求于一个好男人的那些东西。胡兰成则是风流秉性，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是一个讨女人欢心的能手。他但凡有空就守候张爱玲身边，与她谈笑，陪她逛街散步，拿她喜看的书籍画册玩物来与她同看，张将她的小玩意搬出来看，他虽要表明自己是男人，不喜女孩的把戏，也还是陪侍在侧。他喜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