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美，有次接了张的话说她就是“正大仙容”，又称张的绣花鞋漂亮，偶然瞥见张接茶的动作，也惊叹她姿势的艳，他赞是赞得有来头，决不肯落俗套。他挡去许多无为酬酢，将张什袭珍藏，不让俗人来扰；每肯介绍识面，他在一旁则又都是“如承大事”。张爱玲从小到大，何时得到过这样的宠爱?而这一切来得又是这样突然，令她由欢喜生出恍惚之感，有时禁不住只管问：“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又要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欢喜疼惜，情见乎辞。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同胡兰成热恋的这段时间里，张爱玲逸兴湍飞，意气扬扬，她的写作维持着高产，而且可以说是高质。小说又有《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上乘之作，而这些作品在《传奇》诸作中也最能体现她小说风格的独特完整（《沉香屑》、《金锁记》等借用旧小说的套路，尚食而未化，不能说完全是自出手眼）；散文最见性情心境，更是手挥目送，议论风发，《流言》中除初以英文写成的几篇外，重议论而最洒脱自信，最见才气的几篇如《谈音乐》、《谈跳舞》、《谈画》等篇均作于此时。将这些文章与《今生今世》中胡记下的某些内容相对照，可知文章的议题也就是那时两人谈论的，这些谈话显然给张带来了灵感，激发了她的想象。胡兰成的许多随笔无疑也是源于这些谈话。她本是有笔如椽却口齿艰涩，而今正当大欢喜中，她的不善言辞也不见了踪影。与胡兰成接谈，她感到轻松欢然，时有灵感忽至，好句如珠。胡兰成的惊羡也给她更多的自信，她在他面前相信任何物象意念她都能用词语形容尽致。

谁也不会荒唐到以为张爱玲的才情要依赖胡兰成的爱情和赞美才得以维持不坠，但这段热恋带来的欢悦使她更加才气焕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男欢女爱，一个以为得了红颜知己，一个以为得了闺中良伴，其乐融融，不似人间。胡兰成似乎在一个绝妙好词中找到了对这惊喜、欢然之情的最佳表述--“欲仙欲死”。

但是他们毕竟是凡人凡胎，身在红尘。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以传奇的眼光去看，是天上人间，艳异佳话；以政治的立场去断，有人要觉得有玷清白；而从世俗的眼光看去，在冷眼旁观的世态剧里，它不过是一场婚外恋。以她对政治的态度，胡兰成的身份她可以不以为意，甚至对他日后的处境暂且也可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面对胡已有妻室这一事实。在胡兰成、他的妻子、张爱玲这个准三角中，胡以他一贯的名士派作风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其妻是不能忍受，张的处境却是最为尴尬。不管表面上如何，她不可能不想。胡曾问起她对婚姻的态度，她答不去多想，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但那是过去，现在她是在恋爱，当然有别样的期待。

欲仙欲死(6)

有一次她不无幽怨地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伤感了。”她也想到婚姻，在信中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又有许多女友，乃至于挟妓游玩，张也表示大度，不会吃醋，倒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他。愿天下女子都喜欢他是真，但爱情是排他的，过了界她岂能无动于衷?后来她与炎樱在《双声》中就说起过，在男女关系上，她免不了妒忌之心。

张爱玲的难堪之处在于她做不到胡兰成那种无可无不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洒然，她还是企望世人幸福安稳的婚恋，但是以她高傲的心性，以她的矜持要强，她再不会去勉强胡兰成，那样即使如了她的愿，她也会感到是委曲求全，如此又何谈“飞扬”，何谈“放恣”、生之浪漫?矛盾之中，她只能以对当下的忘情挡开种种不快的念头。胡兰成把张的态度全解作她的不同凡俗，大赞她的“慷慨”--他乐得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他便无需负责，无需歉然，保持他脱略不羁的一贯作风。

准三角中的另一角却不堪忍受了，终而提出离婚。胡兰成在回忆录中对离婚的原委过程含糊其辞，只写他与张爱玲“都少曾想到结婚，但是英娣竟与我离异”，倒像是实际上已被他抛弃的妻子的态度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胡兰成的离异使二人的关系不可能维持现状了--他们从恋爱走向婚姻。二人由“少曾想到婚姻”转为议婚嫁，当然是因为没有了那个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都不以结婚为意，他们也可以维持现状。二人中显然张爱玲更希望结婚。胡兰成说：“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不能如此。”多少也透露出这一信息。结婚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经济，为名分，为爱情，为安全感，第一条张爱玲无需考虑，第二条或者是一因素，但她也是可以我行我素的人，第三条则她当然知道爱情无需婚姻来证明，也不待婚姻做保证，所以最关键的是第四条--她素来缺少安全感，她需要一个家，不是要拴住男人，是一种家的感觉。胡兰成无疑是“有志气的男人”，是“都可以”的，而在离婚之后，按照常理，他若不主动提出此事倒是反常的了。总之，相恋大半年之后，他们结婚了。胡兰成担心日后时局变动张会因这桩婚姻受连累，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旁边写炎樱为媒证。

这是1944年，再过一年日本人就要投降，在此情势下，他们结婚时会作如何感想?张爱玲真敢存有天长地久的心念?假如是这样，时间也很快就会告诉她，那是枉然。

一语成谶?(1)

张爱玲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家，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感觉。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依然维持着原先的情形。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喜欢上海，离不开上海，而且也习惯了与姑姑一起住公寓的生活方式，也就尊她之意（当然他也乐得有个自由身），他虽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后又去武汉，但从未想到过要搬动张爱玲随他一道。他还是每回上海就去她那里盘桓，她只到胡兰成在美丽园的家去过几次，只住得一个晚上。在张的房间里，二人一起读诗品画，谈笑风生，间或也一同逛街漫步，用胡兰成的话说，他们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银钱上他们也未合伙，张爱玲的书很是畅销，稿费比别人高，用不着胡来养她。所以二人婚后的生活竟像是仍在恋爱当中。

但是感觉上到底不同了。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丈夫”与“知音”、“同志”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它须给她带来保护、宠爱。她因自己能自食其力而自豪，可她不拒绝丈夫的钱，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胡兰成给过她一点钱，她自出心裁设计了样式，用来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心里欢喜，因为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不放弃这“女人的传统权利”。她还要别的，她希望讨丈夫的欢心，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时局于她是耳旁风、身外事，但她也高高兴兴陪着胡兰成去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一同出入给她一种一家人、得了依靠的满足。

座谈会上她只顾孜孜地看着胡兰成，那些关于时局的议论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声音，那天正开会时便有盟军的飞机来袭，警报响起，随即听见炸弹的爆炸声，但她没有日军轰炸香港时的惊恐，仿佛有一种新的安全感。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说他虽逃得过此劫，头两年却要躲起来，改名更姓，张爱玲只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仍是一味的儿女情长。身外事管不了，她也不管，她且仍然是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存在”便是患难夫妻中妻子忠贞不贰的形象。

胡兰成却清楚地知道时局的变动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大势已去，等待着汪伪政权的也只有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他很明白这一点，而且他自负尽知天下事，常持异端之论，好似张佩纶一类所谓“清流”的，又与日军中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对中国罢兵的官佐过从甚密，此时便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当然，如果日本能体面地撤兵（而不是弄到无条件投降），他也较有出路。但是此论调在日本，在南京政府均不成气候。胡兰成更感大难将至，也曾同张爱玲说起。张爱玲想起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的诗句，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其实她哪里又真懂了，她对“大难”并无切身的感受，单知怜取眼前人，在她自造的封闭小世界里，她仍然有不尽的喜意。

也许是与张爱玲在一起引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加上此时已是在野之人，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性的杂志《苦竹》。张爱玲当然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苦竹》上有她三篇作品，《自己的文章》已如前述，《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当数上乘之作--她是把用心之作留给了《苦竹》。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的小说似乎都是由《杂志》包办的，或者好稿先给它。眼下她却藏起《桂花蒸阿小悲秋》，与登该小说的那期《苦竹》同时出版的《杂志》只得到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也见得远近亲疏不同了。张又拉了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她手），炎樱的文章都需她来翻译，所以她等于每期都要出两三份工。能够“帮夫”她当然是欢喜的，只是《苦竹》仅出了四期，而从第三期已经没有张爱玲的文章了。其中原委不得而知，但从所登文章的内容判断，很可能是刊物的性质由文艺转向了时政。全份的《苦竹》很难找到，不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列出了《苦竹》各期的目录，从中不难看出该杂志的方向转换。

一语成谶?(2)

胡兰成毕竟是“有志气的男人”，最热衷的到底还是政治。事实上在办《苦竹》的同时他已经谋划准备着东山再起了：他的日本朋友池田笃纪想让他能有一块自己的地盘，为他活动，由他到湖北接受《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实际上是去掌握湖北的实权，且幻想日后搞所谓大楚国。

11月，胡兰成到了武汉。他在报社上班，却是与同僚都住在汉阳医院。医院里有六七个女护士，胡这一干人家室不在身边，时生绮念，见了不免评头论足，都觉土里土气，不及北平、上海那种淑女或前进女性吸引人，其中唯有一位周小姐，众人觉得还过得去。这位周小姐名叫周训德，是位见习护士，年方十七岁。胡兰成每日下了班就到病房里在护士堆里说笑厮混，很快心猿意马，对周小姐做起桃色梦。他使周小姐陷入情网，最后委身于他的一番做作--从有意无意、似真似假的轻言撩拨到油滑无赖般的胡搅蛮缠--酷似张爱玲笔下乔其乔（《沉香屑：第一炉香》），尤其是范柳原（《倾城之恋》）追女人的伎俩。不同处是他是才子，少不了又有一番传奇佳话的自况与类比，用来形容张爱玲的一大堆礼赞之词，有一些如今献到了小周的头上。虽是时局就要大变，他也还有闲心沉醉温柔乡里。小周得空时来他房中，他便教她读唐诗，张爱玲在《银宫就学记》里讥刺中国读书人老来喜教姨太太读书的嗜好，胡兰成似乎是在提前享这“红袖添香”的艳福。他要小周送他照片，又让她题字，小周题的便是他教她的隋乐府：“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他对这似嗔似喜之语喜之不胜。他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又喜欢周小姐的本色天真，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各种美都能领略，他不无沾沾。

他自称曾经“憬然思省”：这么做对张爱玲是否不应该?“但是思省了一大通，仍是既不肯认错，又不能自圆其说”，他有绝妙的解释：男女相悦婚配之事，“乃天意当然也”，天命难违，他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到了年底，他已经在要求周小姐嫁给他了--当初与张爱玲好，他也没有这般主动。他此时的情形与那时是一样的，不同处只是在周小姐面前他有更多的优越感，甚至可以以恩人自居（周小姐的母亲听她说起胡兰成，就嘱她要知报恩），因此他可以在小周已知他有妻室的情况下仍然面不改色地大谈婚事，而一嫁一娶事实上是将她摆在了妾的位置上。在胡兰成，做恩人有时候还比找良伴来得更惬意，而周小姐后来果然竟也默然应了这桩婚事。

次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相伴厮守了一个多月。一般人对婚外私情、第三者之类皆要隐瞒，胡兰成偏是喜欢表演他的堂皇正大，找得到好托词，且又沾沾自喜，把他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