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干枯多皱的脸却还给我一个毕恭毕敬的微笑，嘴里依然嗫嚅着：“巴乐怪，巴乐怪。”

在学校成天练摔跤打拳，收拾这老头儿不跟玩儿一样? 几个连续左右直拳, 打在贡哥勒面部, 砸茄子般，又抓住他脖子一扭，老头儿就像麻花被扭了个弯儿，拖了几步，雪地上留下了一道印痕。那位面孔健康红润的主妇冲过来，想挡住我，被我当胸一拳，给打回去。

雷厦警惕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喝斥这帮人不许乱动。

我正想扭身解决狗时, 背后突然蹿出一黑影，大喝一声：“我操你个妈的！”头被人重重砸了一下，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昏倒在地。几秒钟后，我醒来，看见雷厦冲向老姬头，一脚把他踢倒，大吼：“你为什么打人? ”

我马上就明白是老姬头从背后偷袭了我。他手中的镐把，断为两截。哎呀，我脑袋要不硬，就得被打碎了！

老姬头的脸更黄了，狡辩道：“你们太不像话，打这么一个糟老头儿也下得了手！”

我跳起来, 先抄起铁锹一锹把那狂嗥不已的狗打躺下, 再一锹打没了气。之后又朝老姬头扑过去。在我的打架历史上，还从没有被人砸昏过，这是头一次啊！

雷厦见我发了狂，忙紧紧抱住我。我被打得浑身是劲儿，一抡就把雷厦给抡个趔趄。金刚也跑过来搂住我胳膊，随着一声吼，腰扭腿别，把金刚从身上摔过去，倒在地上，又狠又脆。

我嚎叫着，像头受伤的野猪冲向老姬头，双手攥着铁锹。

雷厦又一箭步挡住我，双手抓住我挥舞着的铁锹，大喊：“林胡，冷静点！”

我什么理智也没有了，乱摇乱摆，拼命想甩开雷厦。他被我摔倒在地，又挨了两脚，仍紧握铁锹，死不撒手。我拖着他，费力地向老姬头一步一步接近。

老家伙看有人拉着我，嘴还硬，举着铁锹骂：“老子是四七年的兵, 出身贫农，你敢把我咋地?”可我拖着雷厦，硬是冲到他跟前，给他脑袋拍了一下，放躺在地，一点声没有了。我又抡起铁锹, 准备拍第二下。雷厦用身体挡住老姬头。

“小心，别打死了！他可是贫农啊！”雷厦脸色苍白。

我只好懊恼地停下，吼道：“老姬头站在牧主一头儿，打死活该！”

小孩的哭声, 贡哥勒伏在大黄狗的尸体上呼号, 主妇的啜泣, 招来了附近十几个牧民在远处观望。但他们不敢靠前，只阴沉沉地站着, 默默无语。

金刚手持红宝书, 用力向他们挥舞, 表示我们是在执行毛主席指示，警告他们少管闲事。

加紧防御(3)

她什么介绍信也没有，沿途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历尽艰辛，才到了锡林浩特。她也写了血书，也找了盟军分区赵司令员。

我是在西乌旗革委会招待所头一次看见她的。屋里很静很冷，她一个人披着招待所的花被子，盘腿坐在大炕上专心学毛选，那样子特滑稽，像个和尚。这就是刘英红，利用等班车的时间学毛著。

越是不想当什么先进，人家越让她当。在7师积代会上，上下一致推举她作为7师代表出席内蒙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她的发言和事迹也铅印成册发到全师各团。

这人不像当时大多数先进模范那样，一说话就是成套成套的《人民日报》腔，满嘴豪言壮语，革命口号。她总爱批判自己，反省自己。在斗私会上，老向大家检查自己的阴暗面：什么好虚荣、胆小怕死、贪图享乐、私心重啦等等。态度那么诚恳，让人听了心里有点难受。

劳动时，她总抢最脏最累的活儿，也从不和别人争好工具，常常卖了很大的力气却是个老末。下了班，不爱串门闲扯，很少到连部亲近领导。不是帮人缝补衣服，就是学毛选，抄英雄语录。

虽然她外表上比较丑，面孔黄黄，体形不太匀称，可男女知青都喜欢她，愿意跟她来往。

一次，我问她：“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的?”

她莫明其妙地问：“我有什么好的?”

“你是挺不错的。”

她敛起笑容，一本正经说：“我这样的人太多了，比我好的有的是。你知道吗? 咱们东河旁边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有个北京知青，叫罗湘歌，为了办好合作医疗，把自己攒的好几百元存款全捐给了生产队。当了赤脚医生后，救活了很多牧民，医术简直神了。有的蒙古老乡跑一二百里找她治病。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骑着马为当地牧民看病，还不要钱，自己配药。脸晒得特黑，戴上帽子，你根本认不出是女的。”

……

每次找她聊一会儿，就感到惭愧。刘英红的品行我是服了。她没有一点伪装，纯正，无我。与她相比，我是一个坏蛋，又臭又脏，龌龊得要命。过去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自私的人，认识了刘英红，我知道了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人。

我经常与她接近当然别有用心。她的名声好，跟她多来往，自己的名声也能好一点，肯定能传染一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分析团领导很喜欢她，老沈绝不敢整到她头上。我常与她来往，老沈自然也不好狠狠整我。

把个先进典型当成自己的核保护伞，是身处逆境的我，面临挨整时，本能地使用的一个防卫手段。

不知道这诡计灵不灵。

抄家(3)

挨了一镐把，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就此罢休太亏。我又扑向老牧主，用马笼头猛抽。老头子穿着皮得勒，不解恨。我又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阵乱打，那老头子双手捂着脑袋，跪在地上，嗷嗷惨叫。

“不许叫！” 一棍子砸下去。

老头子仍然叫。

“不许叫！” 又狠打了一下。

老头子仍然叫。

好个贡哥勒，这么不听话！我让你叫，一口气给了他十几棍子。

伛偻的身躯在地上滚动，躲避，然而棍子总是及时地准确地打中他。老头儿徒劳地哀叫着……围观的牧民没一个敢炸刺儿。他们性情温和，害怕见血。

“妈的，老牧主，越叫越打！” 我手中的木棍嗖嗖飞舞，百发百中，都是屁股和大腿，保证死不了。

雷厦不住劝我：“算了,算了！”

“手腕咬得多疼啊！”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雷厦、山顶两人用力抓着我胳膊,终于制止住我。

老头儿蔫蔫的没了声，躺在地上，似乎失去知觉。那位美丽善良的主妇哽咽着跑过来…… 老头儿突然睁开眼，看见我，嘴角咧开，露出一丝恐惧的干笑。

神了，这老头儿真经打。

最后，鼻青脸肿的老姬头灰溜溜地套上车，把贡哥勒送到邻近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那时场部卫生所不给四类分子看病)。

等围观的牧民散去，雷厦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望着我说：“刚才你要把老姬头给打死，怎么办?”

“唉，这就外行了，会打人的又把人打了，又打不坏。”我向他伸了伸血糊糊的左手腕，皱皱眉头。

雷厦轻轻摸摸我脑袋：“你这头真够硬的，那么粗的镐把都打断了，愣没事。”

在雪花飞舞中，我们又矫健地骑上马返回。马屁股上挂着抄来的羔皮得勒、奶豆腐、破马鞍子……

晚上，大家聚在蒙古包里研究，都认为这次流血事件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对我们抄家心怀不满，不敢公开反对，就借不让打狗来抗拒。

山顶不解地问：“奇怪, 老姬头为牧主打抱不平。贫下中农怎么为牧主说话?”

“听说老姬头常到贡哥勒蒙古包喝茶, 这老光棍可能是看上他老婆了。”

雷厦说：“老姬头特会讲黄色故事, 你听他讲, 能把你讲得全身冒火。”

“贫下中农就这个样子? ”山顶满脸疑惑。

金刚建议：“我们应该到场部反映今天发生的事，别让人给我们造谣。”

雷厦点点头：“对，应该向场部军代表反映, 请场部表态支持。”

说走就走, 第二天早晨，我们4人骑上马，向场部疾跑而去。

……

最后如愿以偿。场军代表就这一事件作出3点结论：一、7连知青元月一日抄牧主家是革命行动。二、老姬头首先持棍打人，关进群专，听候处理。三、贡哥勒对抄家态度恶劣，交群众批斗。

这是我们刚到草原一个月后所发生的事情。

牧主倒挺老实，没有动我们一根毫毛，可正经的贫下中农却给了我一镐把。贫下中农为牧主打抱不平，多么不可思议！

社会啊，真是复杂。

同情(1)

一天晚上，想找刘英红帮我补补棉裤。她不在，屋里只有韦小立一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很有些好奇。我坐在炕沿上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姐妹3个是自己跑来的。在兵团司令部泡了4个月，兵团也不敢要我们，后来我们给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信，才批准接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打仗啊！”

“为什么你们姐妹不在一个连呢?”

“都在一个连没意思。”

从外表上看，韦小立一般。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明显地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还比较端正。嘴唇特鲜艳，眼睛清澈见底，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坏心眼儿，完全可以放心。

我和她不冷不热地聊了起来。反正闲呆着没事干，多找人聊天，拉拉关系，可以缓和自己的孤立状态。

“你是为了包子跟王连富打架的吧?” 她突然问道，眼睛直视前方，并不看我。

“不是！根本不是包子的问题。这些复员兵仗着当了几天兵，连里大大小小的官儿都由他们垄断，狂极了，自以为高人一等，随便喝斥欺压知青。王连富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谁都骂，谁都不放在眼里。包子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王连富曾经拿着扁担要戳李晓华的事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抬起头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为了打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越南?”她眼睛很少看我，总盯着对面墙上的语录。

“我去过，但没戏，总理有指示，所有过去的红卫兵都要返回。我们最后又都给送回来。”

“那时，我们也打算去越南。”

门推开了一下，沈指导员穿着崭新军装，探了探头找刘英红，他很注意地看了我和韦小立一眼，又关上门。我俩开始沉默。可能是被指导员看见，她有点害怕。

“我的棉裤扯了一个大口子，想让刘英红帮我缝缝。你要是有时间，帮我缝缝吧。”

她点点头，默默拿过去。

3天以后，我拿回棉裤。上面补着两块绿补丁，线缝得歪七扭八，傻呵呵，一点不像是女人干的活儿。

特高兴，她没被指导员吓倒，帮我补了棉裤。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文革”初期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尸体火化后，胃仍放在药水瓶里保存，以备将来中央权威部门鉴定。

她家也被洗劫一空，赶出省委大院。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普通市民住的小屋里。屋窄人多，孩子们不得不睡在桌子和箱子上。

当我在茫无际涯的雪原上，看见韦小立孤零零的身影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那次扫羊粪，我们乘大车到一个很远的羊粪盘扫。在大风中，羊粪沫漫天飞舞，她连上风口、下风口都不懂，全身披着一层粪沫。

“文革”中，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总觉得干部子弟是一棵树上的叶子，共同语言多。连里干部子女很少，和她一见如故。

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听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正在议论韦小立。

“笨得要死，到井边打桶水，半天也打不上来。”

“帮厨时，连棵葱也不会剥，一多半都给扔了。”

“嘿嘿，大省长的千金嘛！”

我想起了韦小立在风雪中拼力抡大镐的情景，这怎么是娇小姐?

“他父亲是不是定成走资派了?”

脸上有麻点的连部文书楚继业很确定地说：“是走资派。兵团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其父走资派已定，她们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忍不住道：“我听团里的现役军人说，她父亲没历史问题，不是坏人。将来可能会解放。”

他们望着我，沉默了。

楚继业严肃说：“她父亲可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

心想《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也有平反的，但没敢说。我并不偏袒干部子弟。是有一些干部子弟在声色犬马中腐化堕落。但就像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子弟投身革命一样，干部子弟当中也有不少抛弃安逸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