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有人对干部子弟有偏见，认为没一个好东西，这不符合事实。

父亲没倒台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父亲一倒台又变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社会上的这种心理有问题，太绝对。

连里的北京知青就那么几个，因为和复员兵关系不好，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又不讨指导员喜欢，我感到了自己的孤立。特别是打完架后，谣言一个又一个。说我持刀威胁贫下中牧；说我训狗咬解放军；说我是打砸抢分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跑到这儿……全是没影儿的事。

所谓贫下中牧就是指道尔吉。我跟他吵过，骂过，可从来没有持刀威胁过他。

所谓驯狗咬解放军，也纯粹造谣。我做的假人穿着绿军棉袄，只一个袖子，另一个给烧了。头上戴的是蓝棉帽，下身蓝裤子。而团里的现役军人从头到脚都是绿色。王连长专门向我了解过这个情况，还替我惋惜，少了个心眼儿，没在假人身上写上个刘少奇……

分裂(1)

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噤若寒蝉。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不久，为条小狗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风雪。我起床推开门后, 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披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看样子很饿。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去向。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豁然发现它卧在牛粪堆里，身上挂着一层白霜，向我热烈地摇着尾巴。呀！它没忘记我，又回来了。

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里。每天早上我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站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要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挥拳反击，给了我一下，低声说：“别这么霸道, 不怵你！”

二话不说，两个左右直拳, 把他打回去。金刚气得脸惨白，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是太空旷了，无拘无束，克制力极差。也可能是被狗咬了一口，又挨了一镐把，肝火极盛，总想打架。

金刚从此好长时间不和我说话。

……

转眼儿，春节快到了。我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1969年2月16日，年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6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拳头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的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去年此时，对立派要打他，只好躲藏在师院，我陪他在师院过的春节。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的，满是疙瘩的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不停地说，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儿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喝多了，又哭又唱：

昏特太得毛主席，

昏特太得毛主席，

塔布勒马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 嚎完了，他咧着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颗小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好，可惜，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 他的下巴咧了一下，像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凄烈，大起大落，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自己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怎么想着我，挺不舒服。

同情(2)

此外，王连富住在团部医院不出来，到处告状。团里几个头头都找了，逢人就伸出手指，说我咬下了他一块肉，还解开衣服，让人看他的道道伤痕，激起不少人对他的同情和对我的愤慨。

尽管绝对保密，关于家里的事也有一些风言风语，什么父亲被捕了，是他在军调处给王光美开的介绍信……母亲的假党员问题绝对属实，是父亲亲自揭发的。

随着指导员对我的冷淡，新来的天津知青对我都有点害怕，不敢来往过多。

为什么自己陷入了这个处境? 为什么谗言恶语总围绕我? 是我力气不大，拳头不硬吗? 不，挺举240，悠双杠90，小腿42厘米，自信白镇61团。是我脑子笨吗? 也不像。在学校时，数学常常是80分左右，智力不算杰出，也够得上中等。

关键是自己出身不硬。文艺界的名人在社会上太臭。在兵团，更是被团长、政委所蔑视。这些革命军人最厌恶文化人，最瞧不起文艺界。尽管母亲抗战时就出生入死打游击，资格比团长政委还老，但还是被人家瞧不起。

唉，当个作家的儿子，可把我坑苦了。

一个健壮，花大力气练过摔跤打拳的男子汉进入社会后，步子尚且如此艰辛，年少弱小的韦小立更不知有多困难呢！谁不知道，她父亲是s省有名的大走资派，《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

大家都会记得，1967年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有一幅巨大漫画，上面画了一棵树，树根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3个人头，树上有很多果子，全是各省第一书记的脑袋，其中有一颗就是韦小立的父亲。

我很同情她。

1969年春节前夕，给刘英红写了一封信，感谢她平时对我的帮助，感谢她常常跟我接近，用她的威信支援了我——多少提高了一点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最后请她多多关心一下韦小立。父亲有问题，不应歧视孩子。

后来这封信被韦小立看见。

她哭了。

分裂(2)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6连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实在不想去, 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瞧不起他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 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这样的行为，我就是看不起。”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 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是打心眼儿里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小市民。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接受专政……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

沉默片刻, 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意见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马以及蒙古牧民的古怪风俗。我则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那时，他很听我的话（我在学校的威信比他高得多），现在可能是用不着我了。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您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您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47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 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 7连 林胡

196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