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尉的模样。
“一九九七年，我听说巴黎崛起了一位叫让·雅克·科洛的天才音乐家。起初以为这只是姓名的巧合。但当我看见音乐家的右手时，立刻知道了这不仅仅是巧合。”吕斯蒂先生用拐杖点着桌上的照片。“两者一模一样。”
“指疤痕？”我问。
“不单是疤痕，手的大小、形状、苍白的皮肤、连同断裂处的血肉，完全一模一样。应该这么说，当时装在匣子里的手，就是面前这张照片里天才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手，这两只手是同一只手。”
“您是说，一九四三年德国上尉杀死的钢琴家，与今天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是同一个人？”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相同的名字，相同的烙印，相同的手，相同的才华。两个人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可是，一九四三年的那个音乐家，不是已经被纳粹上尉杀死了吗？就算没有被杀死，活到现在也已经是个老人了。与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维多克二世说，“所以我才会调查他的过去，结果却发现现在的这个让·雅克·科洛就像是从真空里走出来的一样，什么过去都没有。您不觉得这非常有趣吗？”
我沉默地坐在沙发里，考虑这件或者有趣或者不怎么有趣的事情。两只手不可能是同一只手，两个人显然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不合常理。现在的这位让·雅克·科洛极有可能与一九四三年的那名钢琴家有关。但两者又会是什么关系呢？是血缘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
想了一会，我觉得为这样的事冥思苦想有些可笑，因为事情根本就与我无关。我轻轻摇了摇头，摆脱了那几个使人烦恼的问题。
“吕斯蒂先生，”我说，“既然您对钢琴家让·雅克·科洛有疑问，那就当面问他，把事情弄清楚不就行了吗？”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一开始就会这么做了。我会想办法单独和钢琴家本人见面，告诉他一九四三年有个与您姓名相同的音乐家死了，死后被割掉的手我看见了，与您的手一模一样。再看他有何反应，是这样的吧？”侦探老人讽刺地一笑，“可惜，我有自己的理由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我理解了德国上尉的话。”
维多克二世手指向自己的心脏部位。
第一节 遗嘱 四(1)
醒来抓起手表一看，居然已是上午十点。我连忙起来，套上牛仔裤，可是衬衫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正当我弯腰在沙发下搜寻时，房间的门开了。薇奥莱特好像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怀中抱着装得满满的几个大购物袋。
“在找衬衫？”
“是啊。”
“我拿去洗了，路上顺便帮你买了件新的。”
她从纸袋里取出还未拆去包装的新衬衫递给我。新衬衫是天蓝色的，格调与手感似乎都比我身上其余衣物略高一筹。她又从购物袋里拿出毛巾、牙刷、剃须刀，以及一套全新的内衣。拳击选手式样的短裤和垒球选手式样的汗衫，都是白色的全棉制品。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十分合我的意。我只能再次谢她。
“等一下你可以先冲个澡，这样精神会好些。换下的衣服就放着好了，我一块送去洗衣店。”她说，“刚回家，有许多东西要清理。”
浴室里有股好像是香水，润肤液，化妆品的各种味道混合而成的香味。这味道非常好闻，却让我稍稍有点紧张。洗完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换下的内衣，似乎放着并不妥当。想了足足有一分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放在那里。
回到客厅，薇奥莱特人在厨房。我掀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天空阴沉沉地不见太阳，即将下雨的天气。街道上路人稀少。
我坐回沙发，先拨查号台问了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地址和电话，用圆珠笔记在图尔尼埃的小说内页，再照记下的电话打去领事馆，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丢了护照。对方要我明天带着证明文件前往办理。明天？我问可否提前，他说因为负责人今天休假所以只能是明天。那就明天好了，我挂上了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去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电话留言换成了一位嗓音悦耳，言语流畅的接线生。她问我有何事需要帮助，是离婚、遗产、还是刑事诉讼。这几个法文单词由她说来，仿佛都是浪漫得不得了的事情，和白马王子娶灰姑娘是一回事。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律师应该知道我。
“您请稍等。”
电话随即传来转线等待的合成乐曲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不到半节，音乐中断，话筒那边传来一位口齿间带着华贵的沧桑感的嗓音，正是律师本人。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告诉他自己昨晚就到了巴黎。
律师问我今天是否方便见面。
“……可以。”
“下午两点半在我的事务所见面，您觉得怎样？”
“好的。”
我确认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核实无误后便结束了通话。原来想趁上午这段时间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但是打电话一问原来这也需要护照，只好算了。
打完电话，我走进厨房。薇奥莱特正从气压式咖啡壶里倒出香气四溢的咖啡。她看见我，把倒好的这杯推了过来。
“请品尝一下我煮的咖啡。”
我端起喝了几口，发觉无论从香味还是从口感来说都比我以往喝的任何咖啡都要可口。
“很好喝。”
“真的？” 她微微弯起嘴唇。
“是真的，不是奉承。”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跟她说了刚才的电话，明天才能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那你今天还是住在这里好了。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没有太大区别。”她说，“晚上睡沙发习惯吗？”
“还好。”
我想到自己不久前也睡过一次沙发。虽然是不久前，却仿佛又是很久以前。这大概是距离引起的幻觉。
“吃点面包吧，有baguette（注：法式棍子面包。），刚出炉的。”她说。
棍子面包外皮金黄焦脆，内里雪白绵软，加上可口的咖啡，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她也没有在面包上涂黄油，直接在面包上咬了起来。我们默默吃了一会早餐。
“对了，从这里去哈波大道怎么走？”我想起来跟律师的约会，问她。
第二节 烙印 四(1)
“像上尉说的那样，我活了下来。之后不到两年，战争也结束了。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是一场梦，一场噩梦。噩梦纠缠了人们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影响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渐渐褪色。但是属于我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德国上尉和他提到的恶魔音乐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时常在半夜浑身大汗地醒来，仿佛还是置身于那座燃烧的教堂里。上尉命令我记住发生的一切，我记住了。我没有选择，不得不记住。那名德国上尉究竟是什么人？希姆莱是否真的曾负责寻找恶魔的音乐以及演奏恶魔音乐的人呢？当我想到要解开这些疑团时，已经为时过晚。战争早已结束，与这件事相关的几个人都已经死了。海德里希死于一九四二年的捷克，希姆莱与希特勒在战争结束时自杀身亡。纳粹的资料大部分已经不知去向。卢浮宫的地下室里也找不到任何希伯莱文卷宗。在寻找事情真相的同时，我成为了一名侦探。这或许早就被死去的纳粹上尉说中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不间断地搜集恶魔音乐的材料，但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有关恶魔音乐的事。这件事连乔也不知道。如同在树林里埋掉了偷来的唱片和年轻的德国兵的尸体，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埋掉关于恶魔音乐的信息。”
吕斯蒂先生把一九四三年发生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特别是那名德国上尉说的话，他几乎一句不漏地复述了一遍。他说上尉长得与乔·佩特森很像。我于是看向挪威司机，凭借司机的面孔想像那名纳粹上尉的模样。
“一九九七年，我听说巴黎崛起了一位叫让·雅克·科洛的天才音乐家。起初以为这只是姓名的巧合。但当我看见音乐家的右手时，立刻知道了这不仅仅是巧合。”吕斯蒂先生用拐杖点着桌上的照片。“两者一模一样。”
“指疤痕？”我问。
“不单是疤痕，手的大小、形状、苍白的皮肤、连同断裂处的血肉，完全一模一样。应该这么说，当时装在匣子里的手，就是面前这张照片里天才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手，这两只手是同一只手。”
“您是说，一九四三年德国上尉杀死的钢琴家，与今天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是同一个人？”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相同的名字，相同的烙印，相同的手，相同的才华。两个人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可是，一九四三年的那个音乐家，不是已经被纳粹上尉杀死了吗？就算没有被杀死，活到现在也已经是个老人了。与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维多克二世说，“所以我才会调查他的过去，结果却发现现在的这个让·雅克·科洛就像是从真空里走出来的一样，什么过去都没有。您不觉得这非常有趣吗？”
我沉默地坐在沙发里，考虑这件或者有趣或者不怎么有趣的事情。两只手不可能是同一只手，两个人显然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不合常理。现在的这位让·雅克·科洛极有可能与一九四三年的那名钢琴家有关。但两者又会是什么关系呢？是血缘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
想了一会，我觉得为这样的事冥思苦想有些可笑，因为事情根本就与我无关。我轻轻摇了摇头，摆脱了那几个使人烦恼的问题。
“吕斯蒂先生，”我说，“既然您对钢琴家让·雅克·科洛有疑问，那就当面问他，把事情弄清楚不就行了吗？”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一开始就会这么做了。我会想办法单独和钢琴家本人见面，告诉他一九四三年有个与您姓名相同的音乐家死了，死后被割掉的手我看见了，与您的手一模一样。再看他有何反应，是这样的吧？”侦探老人讽刺地一笑，“可惜，我有自己的理由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我理解了德国上尉的话。”
维多克二世手指向自己的心脏部位。
第二节 烙印 四(2)
“我是使者，传达固定信息的使者，奥丁的乌鸦（注：北欧神话里，传说神王奥丁有两只作为信使的乌鸦）。我永远无法解开谜底，如上尉所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仅仅是传达。现在，我已经将信息传达给了您，徐先生。”
“请等一等，”我坐直了身体，“您说您把信息传达给了我？”
“您以为我刚才是在说故事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已经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告诉您了。遵照那名纳粹上尉的命令，把恶魔音乐的信息传达给了您。”
“可是我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您也知道，音乐方面我除了聆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我来自中国，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懂北欧文。我同死去的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也只有一面之缘。基本上我与您所说的整件事都毫无瓜葛。”
“但是他在遗嘱里提到了您，并且把一盘空白磁带留给了您。”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的名字只是凑巧出现在遗嘱里。”
“巧合即命运。”他说。“我认为您就是我必须传达信息的那个人。让乔去机场接您是我的主意，我是想先让他给您一个预警，可是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使您虚惊一场。”
“预警？”我问。
维多克二世的目光从我充满疑问的脸上逐渐下移，转折，停在圆桌中央的照片上。片刻后，目光又从照片滑到坐在一边的挪威司机脸上。很快，他的目光转盯着我放在沙发扶手上的双手。不久，从双手自然上移，回到我的脸上。整个过程显得异常缓慢，仿佛时间的固有步伐都被这个过程拖慢了。
“某种危险正在靠近您。用危险来形容也许并不恰当，因为我还感觉不出那是否是种危险。但您需要十分小心，因为，”侦探老人注视着我，说，“命运的钟声已然敲响。您已经没有了退路。”
因为去银行办理信用卡的关系，下午三点过后我才拿着两束鲜花回到薇奥莱特的公寓。离开维多克二世的寓所时，挪威司机要开车送我回来，但我选择坐了地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薇奥莱特好像没有回来过。房间里的一切都和上午离开时差不多。我整理行李，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旅行背包里。行李多了一件衬衫，两件内衣和一套洗漱用具。这都是她买的。好在原来带的东西不是很多，多了这几件背包也装得下。早上从茶几上拿走的钱悉数放归原处，另外加上了她替我买东西垫付的那部分钱款。数额是从收银条上知道的。
做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