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境内的尼罗河特别有利于运输,埃及人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就能沿着河流前往上下游地区。由于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船只可以顺水从上埃及航行到下埃及。同时,埃及几乎全年都处于强盛的北风之下,所以只要扬起帆,船只轻易就可以逆流而上。很快在公元前3000年后,埃及人航行到了地中海,到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他们对红海、亚丁湾(the gulf of aden)和阿拉伯海西部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埃及人还引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轮式车用于区域交通,而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路上交通主要依赖驴队。
尼罗河在努比亚地区过多的瀑布使得航行不似在埃及那样方便,所以需要陆路交通作为补充。不仅如此,逆流而上的船只无法在第四瀑布附近的水域中航行,因为当地的风向与河流流向是一致的。因此,努比亚社会利用尼罗河进行运输时,必须要依赖更多的轮式车和驴队才行。
专业劳动者和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促进了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埃及对于贸易的渴求更加迫切,因为除了尼罗河之外,这里的其他资源比较稀缺。埃及和努比亚之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的年代,就展开了不定期的商品交换活动。到了古王国时期,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贸易已经处于有序进行中了。埃及南部边境城市阿斯旺和埃里芬特尼(elephantine)的名字反映出这种贸易的存在:阿斯旺来自古埃及语中的swene,意思就“贸易”,而埃里芬特尼的名字源自从努比亚进口,经由此地输入埃及的大量象牙。象牙、乌木、豹皮、鸵鸟毛、宝石、黄金这样珍稀的非洲商品和奴隶一起被尼罗河带到埃及,换取这里的陶器、葡萄酒、蜂蜜和其他成品。在埃及的出口产品中,最受欢迎的是上等亚麻布,尼罗河流域茂密的亚麻为这种产品提供了原料,此外高级技工生产的质量上乘的装饰品也颇有市场,例如箱子、家具和珠宝。埃及和努比亚的商业联系在古代始终没有间断过,即使在两个社会剑拔弩张的时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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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陵墓中出土的木质船模型,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000年。表现了埃及人沿着尼罗河航行的景象。这件雕刻品描绘了一艘小船,它装置了桅杆、帆、舵以及通过狭小水域时需要的撑杆。很多壁画和墓室绘画都证明了这个模型的精确性。
埃及商人对南方和北方的市场都非常有兴趣。早在公元前3500年,他们就开始了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贸易往来,公元前3000年后,埃及与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的贸易活动已经非常活跃,交易的物品包括很多大型商品。由于埃及境内缺乏树木,所以,所有的木材都是进口的。法老特别钟爱有香气的雪松,用它们来建造坟墓,埃及的船只定期前往黎巴嫩进口大型货物。大约公元前2600年的一份记录中,提及了一次40艘船只托运雪松木的商业活动。作为交换雪松木的代价,埃及向外出口黄金、银子、亚麻布、皮革制品以及扁豆等风干的食品。
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3)
新王国成立后,埃及还通过红海和亚丁湾与东非的蓬特(可能位于今天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进行贸易往来。他们从蓬特进口黄金、乌木、象牙、牛、香料和奴隶。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陵墓中详细描绘了一次前往蓬特的贸易行程,这个事件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450年。墓室壁画中表现出装满了珠宝、工具和武器的埃及大型船只前往蓬特,然后装满了珍奇物品,从南方返回,这些物品包括猩猩、猴子、狗、一只活着的豹子和没药树,没药树的根部被仔细地包裹起来,可能是要运到埃及栽种的。因此,与西南亚一样,专业劳动者和先进的运输技术不仅推动了埃及和努比亚复杂社会的经济发展,还增进了他们与远方人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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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停靠在蓬特的船队。搬运工将装香料的坛子和小心包裹了根部的树木搬上船。在画面的底部,装载好的船只准备起航返回埃及。
尼罗河流域的早期文字
至少在公元前3200年的时候,埃及就已经出现文字了。可能是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埃及早期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不过埃及人很快补充了表示声音和概念的符号。希腊早期的旅行者面对埃及装饰在纪念碑和建筑物上的恢弘而美妙的象形文字感到异常惊奇。由于这些文字在神庙中出现的最多,所以希腊人将它们称作圣书体(hieroglyphs),这个词由两个希腊词汇组成,意思就是“神圣的书写”。除了纪念碑上的铭文,圣书体象形文字也被书写在纸草上面,这是用一种纸莎草芦苇制作的纸,尼罗河沿岸生长着丰富的纸莎草;炎热干燥的气候不仅将埃及的木乃伊保存下来,用于行政和商业记录以及宗教文献的大量纸草文献也得以保存下来。
圣书体象形文字虽然生动而形象,但在实际使用中并不方便。埃及人在正式场合和雕刻纪念碑的铭文时仍然使用圣书体象形文字,但日常生活中他们主要使用僧侣体文字,这是一种简化了的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早期,埃及人使用这种文字大约有3000年的时间,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600年。在埃及人采用希腊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之后,发展出世俗体象形文字和科普特文字,而僧侣体在公元1千纪的中期基本消失了。僧侣体、世俗体和科普特都出现在纸草文献中,但偶尔也会出现在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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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的破译
你能想象如何解读一种早已不再使用的复杂文字吗?为了找出破解圣书体象形文字的秘密,无数学者为这个问题探索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这种高贵的文字使用在正式的文书中,铭刻在古埃及的纪念碑和神庙上。圣书体象形文字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使用了,而已知的最晚出现的这种文字被铭刻在神庙上,大约成于公元前394年。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圣书体象形文字的教育终止了,到了6世纪早期,即使学者也无法读懂这种文字了。
几个世纪中,数不清的人们看到了这种文字并产生了许多有关其起源、含义和影响的揣测。最著名的一个说法是:圣书体象形文字可能是神为了表达一种字母文字无法表达的深奥智慧而创造出来的神秘文字。在无人能够读懂象形文字的时代里,这种理论很难驳斥。另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使用汉字的灵感就源自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在19世纪之前,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认为圣书体象形文字完全是一种图画文字,而不是字母或是表音文字。
破译圣书体象形文字的钥匙出现在1799年的7月,刻有铭文的罗塞达石碑此时出土了,这块著名的石碑如今是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这个发现是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1798年入侵埃及的副产品。当士兵们在尼罗河三角洲挖掘堡垒地基的时候,一名士兵在拉希德镇发现了这块石碑,在古代,这个地方被称作罗塞达。罗塞达石碑上面的文献用三种文字写成,分别是: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在18世纪晚期,很多学者已懂得阅读古希腊文,所以他们将希腊文作为破解圣书体和世俗体的一个向导,罗塞达石碑于是成为进入古埃及文字世界的钥匙。
完成这项壮举的主要功臣是杰出的法国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通过孜孜不倦地比较罗塞达石碑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加上精巧的推理,商博良认识到古埃及文字主要是表音符号,而不是早期理论的图画。某些符号确实是直接表现形象的:不少圣书体符号有固定的表达对象,譬如鹰、蛇、人脸、一双正在行走的腿等等。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符号是用来表音的:元音,辅音,音节,辅音群,而不代表它们本身的物品。认识到这一点后,商博良就能够复原圣书体象形文字的意义了。商博良的研究解开了圣书体象形文字的神秘面纱,为更深入地了解古埃及社会打开了一扇门。
插图说明:
罗塞达石碑,上层书写着圣书体象形文字,中间是世俗体象形文字,最下面是希腊文。
接受正规的教育和具有读写能力能为古埃及人带来丰厚的报酬。书吏的特权生活在一篇被称作《对各种职业的讽刺》的文学作品中一览无遗。这篇文章写作于中王国时期,一位书吏劝诫他的儿子要努力学习,详细地描述了18种悲惨的职业:金属工匠像鱼一样臭;制陶工像猪一样在泥里拱;捕鱼者每天生活尼罗河凶恶的鳄鱼的利爪之下。只有书吏能够享受舒适、荣耀而体面的生活。
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4)
努比亚人有自己的语言,不过大部分人可以如同使用母语一般熟练地使用埃及语,努比亚早期的文字都是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事实上,多少个世纪以来,埃及文化一直影响着努比亚,特别随着埃及在南部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文化上的影响也就不断深入。埃及的行政和军事长官常常会树立起纪念碑,并把他们在努比亚的功绩铭刻在上面。埃及的祭司也常常到这里组织埃及神灵的祭祀活动,同样也会用圣书体象形文字来表达他们的信念。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埃及对努比亚的影响依然强劲,其时库什国王成为埃及的法老,推动了埃及和努比亚之间更为广泛的贸易、旅行和交流。
直到公元1世纪,努比亚的铭文中还出现过埃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大约公元前5世纪后,埃及文化对这里的影响急剧下降。库什王国将首都从那帕塔迁往麦罗埃后,努比亚书吏甚至发明了一种字母文字来表达麦罗埃语。他们借用了埃及圣书体象形符号,但用它们来表音而不再表意,并创造了一种灵活的文字体系。许多铭刻在纪念碑或书写在纸草上的麦罗埃文保存了下来。不过,时至今日,学者还无法理解这种文字。虽然它一定是表音的字母文字,但麦罗埃语本身与其他语言差异太大,无人能解。
有组织的宗教传统的发展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埃及和努比亚人相信神灵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合乎传统地对神灵进行祭祀是社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埃及人崇拜的主神是阿蒙和拉。阿蒙最初是底比斯的一个地方神,人们把它同太阳、创造、富饶和再生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而拉神是太阳神,人们在赫里奥波里斯崇拜它。从古王国到中王国时期,祭司越来越多地将这两个神结合在一起,进行阿蒙-拉神崇拜。在赫里奥波里斯,一个巨大的神庙建筑群成为祭司们祭祀阿蒙-拉的地方,祭司还可以在这里研究天文。当埃及在新王国时期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时,一些信徒甚至认为阿蒙-拉是掌管世界的宇宙之神。
曾有一段很短的时期,阿蒙-拉神的崇拜受到了一神教的挑战,这个神就是阿吞神——太阳神的另一种形式。阿吞神的兴起是阿蒙霍太普四世法老(公元前1353-前1335年在位)引领的,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作埃赫纳吞,以表达他对这个神灵的尊崇。埃赫纳吞视阿吞神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神”。而阿蒙-拉神的祭司通常将他们的神视作众神中的一位,埃赫纳吞和其他阿吞神的崇拜者认为阿吞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们的这种信仰是世界上一神教的第一次表达——认为所有的生灵都服从唯一的神。
埃赫纳吞修建了一座全新的都城——埃赫塔吞(“阿吞的地平线”,位于现代的阿玛尔那)。城内宽阔的街道、庭院和大门敞开的神庙使得太阳毫无遮拦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人们可以随时向太阳表达自己的崇拜。法老还派代理人前往全国各地,训导、鼓励人们投入到阿吞神的崇拜中,并从神庙和公众建筑的铭文中抠去阿蒙、拉和其他神的名字。阿吞神的崇拜在埃赫纳吞活着的时候繁盛起来,不过,这位法老一去世,传统的祭司们立刻展开反击,重树了阿蒙-拉神的地位,将阿吞神的崇拜和这段记忆几乎全部抹去。
当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吉尔伽美什所表达的:“死亡就是个体存在的灭亡”这个观念时,很多埃及人却认为死亡与其说是一个终点,还不如说是人在另一个空间的新生。对不朽的渴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埃及人对木乃伊制作的热衷。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人相信只有统治精英才能从陵墓中获得重生,所以他们只为法老及其近亲制作木乃伊。不过,后来朝中大臣和富人也博得了死后被制作成为木乃伊的荣耀。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开始思考永生的问题,不仅是统治阶层如此,普通人也是一样。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描述了木乃伊的制作过程,那时,很多富有家庭都能为死去的亲戚制作木乃伊以获得永生。木乃伊制作从来没有成为埃及人的普遍实践,但无论是否保存了尸体,各种各样的宗教崇拜保证了每一个阶级的人都能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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