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wde, 1893, 4: 250-53.

※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其他证据是否也证实了这些诗歌中所表达的古代中国家庭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法？

在中国，家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原因是祖先崇拜，这种习俗源于新石器时代。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农耕者非常重视建造坟墓，纪念死去的祖先。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后代对祖先表现出适当的尊敬并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祖先就会有力量支持和保护其后代的家庭。人们把用具、武器、珠宝和其他物品埋葬在死者身旁。他们还在死去的亲属的坟墓旁供奉食物和饮品。祖先存在于这个世界并继续对后代有影响的观念，导致了家庭团结的伦理道德观非常强烈。只有当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齐心协力，这个家族才可能兴旺。家庭连接着死去的先辈和那些活着的人，甚至那些还未出生的人——这种组织对其成员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插图说明：

在埋葬死去亲属的时候，人们把装有食物和饮料的青铜祭器放在墓中。在富人墓里，有时会有非常精美的器皿。

古代中国不存在宗教组织或官方祭司，一个家族的父权制家长主持祭祀祖先灵魂的仪式。家长作为这个家族活着的成员和去世亲属之间的中间人，拥有极大的权威。他不仅主持在自己家里举行的祭祀祖先的仪式，而且还主持旁系家族的纪念仪式，这种仪式可能包括上百人。

中国社会把权力主要赋予给年长的男性，他们是一家之主。同其他地区的社会一样，中国的社会带有极强的家长制特征，这种特征随着大型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新石器时代，男人们掌管公共事务，但是这种权力的掌握是以靠着母系血统才得到的。尽管社会没有赋予女性权力和威望，这种制度也使一个家庭有足够的理由尊重女性成员。到商代末期，有两位王后在死后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建庙来纪念她们。

商代妇女偶尔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武丁的妃子妇好履行牺牲仪式并率领军队进行战斗，她的墓葬为我们了解商朝的社会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在商代晚期和周代，妇女们逐渐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之下。广大的疆土使男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功绩成为瞩目的焦点。统治阶级公开举行繁琐的仪式纪念祖先的灵魂，尤其尊崇那些引导家族兴旺发达的男性祖先。对男性的强调和重视使得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其母系特征。商代以后，王后和公主不再拥有纪念性的神庙，她们被人记得，多数时候是因为她们卓越的丈夫。

中国早期文字和文化发展(1)

宗教组织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像在其他早期社会那样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期的神话和传说解释了世界、人类、农业和各种技艺的起源。但是中国的思想家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思想组织成系统的宗教传统。他们经常谈到一种超人的力量——“天”，即负责统治者权力的赋予与收回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信仰一位干预人类事务，尤其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具有人性特征的最高神。古代中国也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那样供养一个庞大的、作为人与神之间媒介的祭司阶层。在王宫，有少数祭司履行宗教仪式祭祀王室祖先，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由家长主持对祖先灵魂的祭奠。

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在古代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世俗文化的基础。在夏代，中国的书吏可能使用文字符号作简单的纪录，但是，现有证据表明，文字在商代才得到广泛应用。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东亚，文字很快也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成为表达思想和反思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的手段。

甲骨和中国早期文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商人最先使用文字。然而在中国，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字是为统治者而不是为商人的利益服务的。在中国，文字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现存的记载表明，商王室的书吏在竹简或者丝绸上记下重要的事件。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连同上面的信息都消失了。然而，古代中国书吏采用的这种媒介得以经历岁月的沧桑而保存下来，这也证明了文字在商朝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写在甲骨上的铭文虽然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才被认识，却为我们了解商朝以及中国文字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甲骨是古代中国占卜者使用的重要工具。在其他早期社会，占卜者预测未来的方式有几种：检验牺牲动物的内脏，神化某些征兆或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含义，研究鸟类的飞行，或者解释天气的变化。在中国，占卜者挑选专用的宽大的骨头，比如牛的肩胛骨或者乌龟的背壳。他们在骨头上写下要咨询的问题，然后把它放在火中或者放在一个极热的工具上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骨头会断裂出现纹路。占卜者研究纹路的类型，判断刻在这块骨头上的问题的答案。占卜者经常把答案写在这块骨头上，后来的书吏也会添加上关于事件实际进展的情况。

19世纪，在安阳附近，农民在农田里劳作时发现了很多刻有古代中国文字的甲骨，他们不认识这种文字，却意识到这是一些很不寻常的宝贝。他们把这些东西称作“龙骨”并且卖给药商，药商们把这些东西研成粉末，作为一种特效药转售。在学者们认识到这些甲骨的真正价值之前，它们被用于减轻痛苦和治疗疾病，不计其数的甲骨就这样永远消失了。19世纪90年代，龙骨逐渐引起了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的注意，他们很快认定这些铭文代表了一种早期的、人们还未了解的中国文字。从那时起，超过十万片的甲骨得以重见天日。

插图说明：

商代刻有咨询问题的甲骨，在加热过程中产生裂痕。

大部分甲骨是王室档案，写在上面的问题很清楚地揭示出商朝王室的日常活动。这年的收成是多还是少？国王应不应该去攻打他的敌人？王后将会生下男孩还是女孩？王室祖先收到动物——或奴隶牺牲时会愉悦吗？总体来说，保存在甲骨上面零零散散的信息，使历史学家们拼凑出对商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个整体概括。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使我们能够对中国文字的早期阶段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中国的早期文字同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即对物体的外形进行具体或抽象的描摹。为了表示复杂或抽象的含义，书面语言经常把各种图形拼合起来形成表意符号。比如，在中国文字中，一位母亲（“女”）和孩子（“子”）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好”。中国的文字与很多其他的文字不同，它不包括字母或者音素。

现在仍在使用的汉字就是商代使用的符号直接演变过来的。学者们已经确认了两千多个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有现代的汉字与之相对应。（现代中国文字系统经常使用的汉字有五千个左右，当然还有几千个专业技术词汇。）在若干个世纪里，中国的文字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一般而言，它们越来越程式化、常规化和抽象化。然而，商代文字与现代汉字之间的相似，还是一眼就能被辨别出来。

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

商王的政治利益可能是中国文字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文字一旦出现，就被应用于其他方面。由于只有甲骨和少量的青铜器——这些物品是制作它们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上保留了一些商代的文字，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方面的证据在周朝和以后的历史中才显现出来。

插图说明：

汉字从商代到现代的演变

龟 马

商代的甲骨文

（公元前16－前11世纪）

周代的文字

（公元前11－前3世纪）

秦代的文字

（公元前221－前207年）

汉代的文字

（公元前207－公元220年）

中国早期文字和文化发展(2)

现代的文字

（公元3世纪－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使用的文字

（1950年－现在）

有少量周代甲骨和大量刻在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是统治阶级在崇拜其祖先的仪式中使用的）上的铭文保留了下来。除了这些文献，周代还出现了诗歌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指导仪式的手册，谈论道德、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的文章。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孔子和其他周朝末年思想家的著作（参见第八章），它们是中国古典社会的基础。但是也有很多不出名的（多数是匿名的）周代的作家，敏锐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事务作了相当睿智的评论。

周代的几部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因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古代最重要的著作中，有《易》，这是一个教导占卜者如何预言未来的手册。周朝的统治阶级也非常重视《书》，这是一个文献汇编，它论证了周朝的正统性并号召臣民遵从它们的统治。周朝的贵族从《礼》中学习正确的言行举止和履行仪式的恰当的方法。

但是，古典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诗经》，这是一部诗歌汇编，涉及或轻松或严肃的一些主题。《诗经》成书于公元前600年以后，但是311首诗歌中有很多属于更早的时代，反映了周朝早期的社会状况。有些诗歌具有政治含义，因为它们记载了英雄人物和古代贤明国王的伟大业绩，还有一些是在祭祀时唱的颂歌。另外，很多优美的诗歌歌颂了生命、爱情、家庭、友谊、饮食、劳作、玩乐、自然和日常生活，反映了对人事的思考，并不特别关注政治或者社会状况。比如，有一首诗歌描写了一位即将嫁入夫门的新娘：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和周代的其他著作只是中国早期文学宝库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周代的作品已经消亡了。那些写在易碎的竹简和丝绸上的文献很容易被损坏：有记载说，在一个周王的墓里有上百部写在竹简上的书，但是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一些书也毁于人为破坏。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了战国混乱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胜利的皇帝命令焚毁所有没有利用价值的书。占卜、农学和医药方面的书单独分出来并保留下来，但是那些诗歌、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都被销毁，因为他害怕这些书会使人民对他的政府产生怀疑，或者产生独立的想法。只有少量的书逃过劫难，它们被藏匿起来，十几年甚至更久以后，当学者们再次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担心受到迫害的时候才被拿出来。这些保存下来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和道德思想的早期发展阶段。

古代中国和更广阔的世界(1)

高山、沙漠和莫测的海洋阻隔着中国和东半球其他早期社会的交往。这些地理上的特征不利于建立直接的远距离贸易关系，建立起如同美索不达米亚与哈拉巴印度之间或者腓尼基人和地中海盆地的其他民族之间的那种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隔断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交流。像其他早期社会一样，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农耕者与他们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邻居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

中国的农耕者和中亚的游牧民族

中国的农业从黄河流域向北部和西部扩展，但这种扩展受到了草原干燥环境的限制，因为随着收成的逐年减少，在这些地区从事农业变得不太实际。在周代，农业区域扩展到西安以西约300公里处，到达今天的甘肃省东部地区。

当中国的农耕者向北部和西部扩展的时候，他们遭遇了早已在中亚草原上建立了游牧社会的游牧民族。这一地区的土地过于贫瘠，不适合供养大的农业社会，但草地能养活大群的马、牛、绵羊、山羊和牦牛。当西部草原的印欧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驾驭驯化的马之后，他们就能够更有效地驱赶着畜群向草原深处推进了。到公元前2900年，在学会了青铜冶炼技术之后，游牧民族还把重型车引入草原。公元前2200年，这种车在乌拉尔山东部草原地区逐渐盛行。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若干游牧民族在欧亚草原上组成了强有力的游牧社会。

游牧民族不事农耕，因为贫瘠的草原不会有丰厚的农业收成。相反，他们把精力放在经营畜牧方面，为他们的畜群寻找丰美的水草。牲畜除了为游牧民提供肉和奶之外，还提供毛皮和骨头，制成衣服和工具。因为游牧民族广泛分布在中亚的草原上，所以成为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社会之间的纽带，在中亚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