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男子”。并即刻派遗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前往湖南，与湖南总督共同审理曾静一案。

从审讯口供中了解到曾静的政治观点，共有三个方面：

（一）历数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大义觉迷录》卷2。。

（二）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

（三）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

经审讯又得知，曾静及其门徒们最崇敬吕留良，深受其影响。曾静写有《知新录》。书中甚至提出应由吕留良做皇帝：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明末皇帝该吕子做。《大义觉迷录》卷2。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号晚村，浙江石门人。他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中秀才，后来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以后，放弃做官求荣，退而著书立说。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坚持汉族立场，不承认清朝统治，将视为“彼中”、“燕”、“北”、“清”、拒而不称“大清”、“国朝”、“圣朝”。他拒不出仕，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拒而不赴；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举荐他，他也坚词予拒。为避免纠缠，后来甚至削发为僧。他的做法影响很大，所谓“乡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起其甚众”。

第二节 吕四娘杀雍正传说产生的原因(2)

吕留良的门徒严鸿逵等继承他的思想，敌视清朝，希望发生变故。他被人推荐撰修《明史》，他在日记中写道：“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大义觉迷录》卷4。张熙曾访求吕留良遗书，受到严鸿逵的热情接待。因此亦被牵进去。这样受到株连者愈来愈多。

雍正自八年（公元1730年）十二月至十年十二月，连连降旨，大开杀戒，株连甚广，处死者一百多人。吕留良及其子、已中进士的吕葆中，被戮尸枭首。另一子吕毅中斩立决。吕的孙辈人数众多，全部发往宁古塔为披甲人之奴。吕弟子严鸿逵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孙、兄弟、伯父兄弟之子，男16岁以上者皆斩首，男15岁以下者及严的母、妻、妾、子女给有功之臣为奴，财产入官。其他诸如刻书人、与吕有交往之人、收藏吕书之人，皆斩首不贷。凡对吕留良敬仰者，如同乡朱振基，广东连州知州等也都受到严审。

清初，在一些汉族士大夫中有强烈的反满情绪是很自然的事。但这是认识问题。即使像吕留良宣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思想，因他并未有反满的行动，也仍是思想认识问题。

曾静接受了吕留良的思想，而将这种思想付诸反满行动。这只能由曾静本人负责。但是雍正出于巩固自己封建专制政权考虑，由曾静案引发出吕留良案。吕留良已死，也仍将他株连，定为元凶，处以戮尸酷刑，并继而又由他株连到数百人，一律处斩，表现出雍正帝的残酷、杀人如麻的本性。不仅受牵连者的后代将雍正恨之入骨，一般百姓也对此极为反感。

正由于吕留良案是个大冤案，因而形成其后代吕四娘杀雍正的传说之后，便迅速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且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这个传说故事本来十分离奇。比如吕四娘砍掉雍正之头一事，完全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会。由于雍正属非正常猝死，又由于乾隆放走了道士，已无从查明，于是便被称之为“无头案”。本来这是“谜案”之意。但传至民间，“无头”竟被误解成为雍正死后没有了脑袋，一些有想象力的百姓，甚或文人，便由此编造各种故事。试想：雍正若是服丹而死，乾隆出于某种考虑，可以不去追查。若父皇真的被人将“头”盗走，怎么可能不一追到底呢？

然而，这个“无头案”（无头绪之案），经过编撰后，竟有了头绪——有女侠将“头”割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普通百姓对雍正大搞文字狱深恶痛绝，认为雍正乱杀无辜，理应遭到被吕留良家后代枭首的报应。

第三节 “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的社会价值

吕四娘杀雍正是个传说故事，过去归入“稗官野史”，若按现代的分类法，则可将其归入民间文学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从无人将其看作历史。

民间文学也是文学。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是文史合一。许多民间文学也具有这个特点。即核心人物及事件，确有其人其事，但内容则往往是编造的。也就是说中国作家们，包括民间文学作家，往往是借助于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外壳来进行文学创作，施展自己的才华。这同西方文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方法截然不同。

就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来说，它具有真实的内核——雍正系猝死，且死因不明。即不属于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从理论上说，死于非命的暴亡，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自杀或他杀。而对于像雍正这样为所欲为的皇帝，不会是死于自杀，只能是他杀。而杀人者必是他的仇人。——这便是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能够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社会基础。

雍正既属他杀，杀雍正者必然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此人必定与雍正有深仇大恨。

其二，此人必定是能够接近皇帝之人。

能够接近皇帝之人，除其亲属、大臣外，便是太监和宫女了。以前也确实有过宫女欲勒死皇帝的事件发生。但雍正暴亡是个无头案，若是为宫中能够接近雍正的人所杀，还叫做什么“无头案”？因而，这次使雍正致命者，与宫内之人无关。

这个传说故事编撰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文字狱”作为切入点。吕留良确有其人，雍正不仅将他戮尸枭首，又将他的全家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使吕家彻底家破人亡，这种家仇，使得他的后人必定与雍正不共戴天。但吕留良后代如何能接近雍正呢？

故事编撰者所选定的人物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个妙龄女子：该女子杀雍正时，应是十七八岁。这样才能使她冒充宫女接近雍正。

其二，该女子须武艺高强：她的武艺须有高人传授。她学习武艺时十三四岁，太小则还不懂事，学成时年仅十七八岁。

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将吕四娘塑造成一女侠形象，即她能够只身一人深入宫中，如囊中取物一般，轻而易举地提取了雍正首级。

吕四娘杀雍正既然是个传说故事，就应当把它作为文学作品看待，这个故事流传得十分广泛，并很令一般读者信服，说明其作者了解百姓对“文字狱”极端反感的思想感情，而且编得很像真实事件，这便是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一般百姓，借雍正死于非命之机，来发泄他们的爱憎情绪，借以对无端冤死者寄托哀思，对残暴皇帝表示愤慨，对杀死暴君的孤胆英雄加以赞颂，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能够流传二百多年而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不是没有道理的，正由于其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

第四节能够以所谓“正说”批驳“传说故事”吗(1)

2004年，一些历史学家曾一度以“正说”面目出现，大讲起历史来。所谓“正说”，实际上是以封建统治者所撰写的“正史”为依据，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评说历史，其中也包括对于“吕四娘杀雍正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如有人说：“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闫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第110页，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也有说：“四娘行刺说不可信”，实属“耸人听闻”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第1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上述说法的错误主要在于，在做出这种否定之前，并未认清“吕四娘杀雍正”这种传说的属性。即这种传说的性质如何？它是属于历史范畴还是文学范畴？如果属于历史范畴，便是真伪问题。这就要弄清事实真相：若全部属于虚假，就要予以澄清；若是真假参半，则以分析态度分辨之。如果不属于历史范畴，而是属于文学范畴，只要大的方面（如雍正系不明不白的暴亡）不错，则不必对其中所述内容的真假过于认真，去考证什么事件细节的真实与否。因为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作者（民间传说亦有原始作者）和流传者的文学夸张和“编造”。对此，应按照文学理论、文学规律对待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以史学眼光认真地计较它细节的真伪，其结果遭到嘲笑的，并不是民间传说，而是这种“认真考证”的本身了！

“吕四娘杀雍正”是一种传说故事，所谓“传说故事”是指在人民中流传的对于某人某事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叙述。其传说故事得以流传，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其核心须是真人真事。如雍正其人须是真实的，雍正确实存在着死于非命的疑点。

其二，除真人真事这一传说的核心之外，还需要原作者和流传者的编造。雍正既然存在着被杀的可能性，那么他系由谁所杀？杀害的手段怎样？杀害的过程如何？为什么仇恨到一定要杀他不可？——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作者的想象加以完善，都属于编造故事的范围，这实际是一种以真实人物和事件为核心进行的一种文学创作，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包括民间文学）“文史合一”的基本特点。

正由于传说故事的上述特点，因而，古代将其归于“稗官野史”之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此都不大看重，将其打入“另册”。在近代，则将其列入民间文学类。尽管它的核心部分是“史”，但由于加进了许多想象，并用了大量文学笔法，文学的特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是不能将其作为真实历史对待的。举例来说，圆明园四周有八旗护军营保卫，戒备森严，日夜巡逻，吕四娘如何能翻墙进入？就算是进入了，而且她把五个宫女中的一个“闷倒了”，怎么能来得及更换衣服，来到雍正的寝宫？在雍正的寝宫中，难道没有其他妃嫔、贵人、常在、大小答应一类人？就算只是雍正孤身一人，难道周围也没有贴身的太监、宫女吗？怎么偏偏叫四娘侍奉？……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根本无须历史学家们一本正经地考证一番才能知道真伪。相反，如有哪位历史学家真的煞有介事地搞起考证来，倒使人觉得很可笑！比如，有位历史学家以史料为据，批评道：我始终以为行刺说不可信，因吕案发生后一网打尽，不可能有人逍遥法外。当时负责该案的浙督李卫，曾以密折报告，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幼俱已严禁，连留良父子茔墓亦在监视之列。原著此处有注云：“《雍正朱批谕旨》十三函，李卫密折〈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第五折〉。”李卫受雍正非常之知，以擅长侦缉著名，定不致敷衍搪塞，因此四娘行刺说不可信。杨启樵：《揭开雍正帝隐秘的面纱》第190页。还有的历史学家说道：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闫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第110页，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这些历史学家的认真，不仅没有表明自己学识的渊博，却暴露出自己不了解民间传说故事是属于文学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这一普通常识。

第四节能够以所谓“正说”批驳“传说故事”吗(2)

对于这个问题，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却很清楚，如冯尔康说道：小说家要创作，当然可以虚构。不过既然是小说，读者只能把它当小说看，而不可把他们视为历史书籍，青年读者更需要明确文学与史学的不同，不要误会方好。

雍正的传闻，让它仅仅作为传闻而不与历史相干吧！冯尔康：《雍正传》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对于“吕四娘杀雍正”，实在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做历史考证，因为它并不属于历史范畴！

应当指出的是，冯尔康先生所讲的这段话，尽管针对的是民国初年的一些小说家的作品，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传说故事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承认“稗官野史”的价值，并非说它一切都正确无误，而是说它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由于“正史”是封建皇帝所修之史，其所依据的历史档案和历史资料，便是经过封建皇帝删削与篡改的，而且看待一切问题又完全站在了封建皇帝的立场上，因而在“稗官野史”中，有些内容便是“正史”的补充和纠正。对于“稗官野史”中属于文学范畴的那部分，由于其中往往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真实思想感情，自有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封建皇帝对于正史，虽然将其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内容，可以做肆意地删削与篡改，却禁止不了民间传说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