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现代历史学家怎么能够打着“正说”旗号，一屁股坐在封建皇帝精心炮制的“正史”的立场上，对“稗官野史”进行简单的否定呢？

第一节 卢氏夫人刺杀雍正说

在《清史外记》一书中记载说：有个姓卢的湖南人，因为叛逆被处以死刑。他的妻子精于剑术，于是便偷入畅春园，刺死了雍正。之后她也自刎而亡。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史外记》，第4章，第66页。

此故事与吕四娘杀雍正说如出一辙。只要将两者加以比较，便发现有其相似之处：

1、“卢”与“吕”两姓是谐音。

2、刺杀雍正的起因，亦有内在联系：

刺杀雍正的起因相同，即都是因家人叛逆被处以死刑。其中吕留良是浙江人，“卢”是湖南人。看似不同，实则吕留良案的源头是曾静案，而曾静是湖南人。因而把“卢”说成是湖南人，与吕案也并非完全没有关联。

3、刺杀雍正者都是女侠：

无论吕四娘还是卢氏夫人，都是女性，且都有武功。

第二节 宫女缢杀“世宗”未遂说

明世宗嘉靖曾发生过被宫女缢杀未遂事件：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锦缢帝，气已绝。绅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赍甚厚。《明史》第299卷《许绅传》。然而清代的《梵天庐丛录》中，将此明世宗嘉靖之事移植于清世宗雍正身上。撰写道：辛亥（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夏，宫婢与太监吴守义、霍成伺世宗熟睡，遽谋逆，以绳缢之，气垂绝。张太医闻变，急调峻药下之。亥时下药，丑时忽作声，下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世宗德张甚，赐赍甚厚。柴萼：《梵天庐丛录》卷2《清宪宗八则》。将上述两书记载一作比较便会看出，《梵天庐丛录》混淆了两个“世宗”，结果搞了个张冠李戴。

从历史事实角度看，雍正九年并未发生遇刺事件，因而可以说此事完全是子虚乌有。然而即使如此，此故事也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它说明雍正由于生性残暴，结怨极多。且不说他在宫廷斗争、文字狱中的大肆杀戮，就以他平时的喜怒无常，大耍君威，不知何时就会翻脸杀人，也常使人惊愕不已。如有一次他看宫廷戏班演出《郑儋打子》，很是欢悦，赏演员吃饭。之后，问扮演郑儋的演员：“郑儋是哪里人呀？”答曰：“回皇上，郑儋是过去的常州刺史。不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立即勃然大怒道：“你是个戏子，怎么敢打听官员守备情况？”立即下令将其用乱棍打死。昭梿：《啸亭杂录》记载道：“世宗（雍正）万机之暇偶观绣襦院本，曲伎俱佳，赐食。其伶偶问今刺州守为谁（戏中郑儋字常州刺史）上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不可长！’因将其立毙于杖下。”

“宫女缢杀雍正未遂说”虽是子虚乌有，但却可说明雍正的残暴及普通百姓对他的痛恨。这种说法的产生，是由于雍正七年至九年曾重病缠身，一度几丧其命，后来经治疗才得康复——这种情况传至百姓后，便引起猜测：雍正本来身体康健，怎可能病倒，以至几丧其命？认为肯定是被人杀害未遂罢了。恰好历史上有世宗遇刺说，于是便误加在了他的头上。这个张冠李戴的故事，正说明在普通百姓中对他存在着仇视心理，认为他作恶太多，必然被人所杀。

第三节 中风而死说

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简述》《清史简述》第47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中提出雍正“是中风死去的”。

冯尔康先生对此说的评价是：“可惜没有说明，但是值得重视的说法。”冯尔康：《雍正传》第549页。

闫崇年先生认为：“这个重要论断，需要史料证明。”

李国荣先生认为此说“并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其实，这种论断也应属于根据不足的猜测。

中风，多是由脑血管栓塞或脑溢血引起。初起时突然头痛、眩晕，短时间内失去知觉。得病后身体瘫痪，严重时即时死亡。

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雍正之死的历史资料，大体只有类似如下一些：

雍正开始得病是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当时的记载是“上不豫，仍办事如常。”证明当时所得之病不是中风。八月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下午7~9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到二十三日子时（夜里12~1时）即驾崩。

须知：中风是一种正常死亡，但从遗存下来的各种历史档案、历史资料、传说故事等来看，并没有哪一件能够说明雍正是中风而亡的。

第四节 沉淫而死说

朝鲜《承政院日记》载：（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四日酉时，上御熙政堂，召对入侍。……（参赞官洪）景辅曰：“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年且六十，其死固宜。”朝鲜《承政院日记》第808册，第98~99页。转自杨启樵《雍正帝密折制度研究》第2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雍正沉淫女色”所反映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应当是可信的。但却不可能是暴亡原因。即使因为沉淫女色而“病入膏肓”，也不会猝死，所以若将“沉淫女色”说成是雍正暴亡之因，是站不住脚的。

在二月河所著的历史小说中，写胤禛（雍正）之死是由于与在民间所生之女乱伦，含辱而自杀。二月河：《雍正皇帝》。

这种说法也可列入沉淫而死说。但把雍正这样暴虐、贪婪的皇帝，描写成“自杀”而亡，并不合逻辑。

第一节 雍正信奉道教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所谓“巫”是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后来天文、历算、宗教的起源。在中国古代，巫的权力很大，执掌祭祀天地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兼事占卜星历之术。后来权力减小，演变为民间的巫师。

道教始于东汉顺帝建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元代以后，道教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亦称“正一派”，北派亦称“全真派”。正一派道士除少数人外，一般不出家，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全真派道士均须出家。

雍正主张“三教合流”。三教即指儒教、佛教、道教。雍正认为三教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儒为治世，佛为治心，道为治身。雍正提倡儒教，是为了愚弄人民和培养忠实的奴才，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即为治世。他信奉佛教，搞了一部《御选语录》重点选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御选语录·御制总序》。还将一些僧侣、道士的语录，编入自己的《圆明语录》、《圆明百问》，附录《当今法会》，刻印佛典《宗镜录》、《宗镜大纲》、《经海一滴》等书。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极乐世界，相信人死后会到彼世生活，此为治世。他信奉道教，是由于道教具有所谓驱邪避祸、占卜前程、祈雨求晴、劝善惩恶、祛病健身等实用性很强的“功用”。雍正所看重的正是这些“功用”。

雍正在藩邸时，就开始重视道教，与道士有所来往，甚至写过两首赞扬道士的诗：赠羽士二首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绿符灵宝箓，黄芽白雪利生动。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羽帔翩翩冷御风，醮章长达上清宫。

化龙有技苍云绕，跨鹤无心颢气通。

玉屑驻颜千岁赤，丹砂养鼎一炉红。

真机妙谛因师解，何心罗浮访葛翁。《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选》第二十六卷。雍正在藩邸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时，他的门下戴铎赴福建出差写有如下密折：奴才路过武夷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戴铎奏折》，载于《文献丛考》第9页。之后，雍正在密折中批道：“细细写来”。于是戴铎写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同上。雍正在其密折中又批道：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戴铎奏折》，载于《文献丛考》第9页。这件事说明雍正对道教预示前程的“功效”十分感兴趣。在藩邸时，从他的《烧丹》诗得知，他对炼丹也很熟悉：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

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清世宗诗文集》第26卷《烧丹》。这首诗说明，他可能学习过炼丹，或者干脆与道士一起炼过丹。否则，很难写出“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这样的诗句。

雍正迷信道教的丹药，而道教崇奉老子，称之为“太上老君”。雍正帝延请道士入宫练丹后，便为道士制作了印章，有“太上老君驱邪宝”等。印文除“太上老君”、“宝”字外，还刻有道教符号（见本书书前图片）。

第二节 雍正崇信道教主要是看重它的实用性(1)

雍正对于道教教义的看法是：实与佛教并无悖违，认为“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紫阳道院碑文》载于《雍正诗文注释》第334页，魏鉴勋注释，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他曾选编历代禅宗语录，但是却将道士张伯瑞的言论也收了进去。说明他是将道教教义看做与佛教教义基本一致，而又可作为佛教教义的补充。他的这种做法，正是他“三教合流”主张的体现。张伯瑞是何许人呢？他字叔平，浙江天台人，生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卒于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享年96岁，是内丹派南宗大师。他曾科举落试，后做刀笔吏、幕僚等。他博学多识，涉猎三教经书，研读过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等各类学问，著有《悟真篇》。他不主一宗，认为可以三教归一。他的主张受到雍正的赞扬，赐予他“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称号。《文献丛编》第3辑：《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三）》。

但是道教的祛病健身作用则是儒教和佛教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在雍正登极以后，直到十年时，主要精力用来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极少谈佛。他曾在《御选语录·卷十八》中谈及：“从兹弃之语录，不复再览者二十年。此府中、宫中、人人之所尽知者。”“迨即位以来，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盖此事实明者少”等。然而，与他对于佛教的态度相比，对于道教却比较信奉。比如：雍正于五年（公元1727年）时，将正一派的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禄召入京城，依照明代旧例，授予光禄大夫品级。北京白云观道长罗清山去世后，不仅追封其为“真人”，而且指示内务府官员前往道观，按照道家礼节从优料理丧事。这种崇信在他八年病后，达到高峰。这与道教比较实用，能祈福禳灾，祛病健身不无关系。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雍正自七年冬患了一场大病，第二年五月他曾谈及此事：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调治，自今年二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时，夜间不能熟寝，始此者两月有余矣。及五月初四日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试察，觉体中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上谕内阁》八年五月十二日谕，转自冯尔康《雍正传》第54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的病到八年夏秋时最重，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十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养心殿西暖阁着做斗坛一座。《活计档》雍正八年十月十五日。养心殿是雍正在清皇宫下榻之处，西暖阁系其侧室。斗坛即北斗众星之母——斗姆（母）之坛，尊称为“先天斗姆（母）大圣元君”。也就是说雍正在自己的寝宫之侧，设道教的斗坛。

八年十一月重修了道家的“大高玄殿”，此殿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本书书前图片）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内务府总管海望：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前面千秋亭或做星坛，或做法事。后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