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右派啊，随便抓一个，也比他有批斗头……我们居委会可找不到批斗对象呀，你们‘万里红’不关心、支持我们，我们靠谁呢……”

如此这般，革命青年就走了。

居委会主任是区委的退休干部，小时也斗鸡，姥爷还送过他鸡苗。和姥爷这般默契配合，都是事先的商议。不过，居委会的形式也要走，尤其和战斗队说过的批斗日期，那天必须通知各户闲人，来参加会议。久而久之，总是那么个位置、那么几个人、那么一个批斗对象、那么一套检讨俗话，人也就烦了。除了居委会给大家发糖证、火柴证、肉证和布票什么的，就都不来了，或说孙子有病得告个假，或说人老了腰疼，坐不住……批斗会也有其名，无其实。作为姥爷，是每天都到居委会，和会里的几个干部，神吹些民国和清末的别人不知的旧事。有人来了，说是姥爷正汇报思想。

这样，一日一日过去，革命又进一步深化，批斗退为次要，派仗进入主潮。天天有人议论，说哪派和哪派又开打了，死了多少多少人，哪派又抬着死尸游行示威……不消说，这阵势比中原大战、日本军进入豫东，河南大部沦陷还叫东京不安。那时候的危急毕竟不在东京城，而这阵，在东京人人身边。

批斗会不再开了。

这突然就叫姥爷空虚起来，日子还没有被人斗着充实。鸡不敢斗了，自己又不被人斗，街上也不能随便走动。每每饭毕，媳妇们、儿孙们都拿着毛线或宝书上自己的单位和学校，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候，姥爷只有搬一把罗圈椅子，坐在往日喂鸡的那片空地，晒着暖儿，心里怅怅的。他面对着日光，把老眼微微地闪着，偶尔从眼缝瞅着斗鸡围罩。罩子已经霉烂，鸡窝的角砖也已塌了。那儿很久没人去过，竟生出几丛杂草。草干了，一把一把伏在地上，显得十分的荒冷。有一只癞蛤蟆，从鸡窝里爬出来，卧到草丛里，和姥爷一样，面向正东，把鼓暴的眼睛懒洋洋闭合着，样子很为闲散。姥爷看着那东西，心里有点恶心，但还在一下一下查着蛤蟆背上的癞疙瘩豆。他从一数到四十一。觉得不对；再查，又数到五十七，觉得还不对。他想查第三遍，可蛤蟆一跳，扑到了葫芦瓢里。那葫芦瓢很大，是姥爷这一生喂鸡用的第九个瓢。在这个瓢里，他喂养了三茬斗鸡。每只鸡子，只要看到他在那瓢里拌食，就会从罩里出来，绕瓢进行一阵“瓢训”，然后，快速地在瓢里起落点头，啄食谷物。坚硬的红嘴、青嘴，磕碰瓢底，有节奏地发出“咣咣咣”的声响。这动静其实很单调，但对姥爷来说，则是美妙音乐。可惜，他已经很久听不到了。一种不曾有过的苦味和悲哀从姥爷心头油然而生，浸漫了全身。往日喂鸡，瓢要定期清洗，用过了放在干燥荫凉的窗台上，是那样的讲究卫生。眼下，癞蛤蟆卧在鸡瓢里，那蛤蟆的疙瘩里有毒液，可姥爷没动。他懒得动。姥姥是几年前去世的。那时候姥爷每日斗鸡，不感到生活少些什么。可如今，姥姥的影子时时在日光里幻化出来，在他面前挪动着小脚。不让斗鸡，有老伴也可闲话闲话，可是，斗鸡和老伴，两样都没了。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一刻，姥爷忽然感到自己老了。已经七十九岁，过些日子，就是八十整了。他望望升高的太阳，还有鸡瓢中卧的蛤蟆，把眼睛又闭上了。

斗鸡 十二(3)

姥爷模模糊糊睡着了。

这就是姥爷的生活，天天如此，直到下年春节，我娘从乡下回来看他。

春节是东京的盛日，姑娘都要回娘家探望父母。解放前以至北宋远时，东京官府林立，宦商云集，春节异常隆重。大宋前后，朝廷还要举行春节大朝会，百官毕集，大食、高丽、交州、三佛齐、大辽等国的使臣执礼入贺。官吏假休七日。士庶着新洁衣帽，互相拜年，不能亲临，还要签名于纸以贺。节日这天，吃素饼、面茧，尝五辛盘，饮屠苏酒。而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日，东京还准许百姓以押赌形式做买卖三日，凡衣服、器物、头面首饰及珠宝古玩甚至名妓歌女，都可押赌做卖。那时的马道街、宋门外、梁门、封丘门外，皆搭棚结彩，歌叫赌压。斗鸡可以在那里公开赌斗。以至到民国时期，东京还有此种遗俗，从腊月二十三始过新年，到正月十五方才结束。就是到了共和国成立二十年前，东京的春节也依然随俗而过：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冬寒；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宰只鸭；二十九，灌瓶酒；年三十，包扁食。初一绝早，各家竞先鸣鞭燃炮，吃新春饺子，赏压岁钱。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依然非常热闹。可大革命后的一年，这种遗俗就没了。初一只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用来抓革命，促生产。东京城以至乡郊，全是这个规定。

初一那天，姥爷到街上走走，看了革命青年的一段新戏《捉特务》，就回到了家里，再没有出门。

“这也叫过年？”姥爷说。

“以后不兴过年啦。”妗子接道。

好凄凉！姥爷坐进他的罗圈椅里，又一天没动一下。

初二，我娘回的东京。那年我家过年，没吃上一顿饺子，娘跑遍全村，借了九个鸡蛋，用手巾兜着回了东京城。一进院里，看到姥爷孤零零地端坐在院里太阳地，就站在门口，怔着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慢慢叫了一声，“爹……”

姥爷似乎很小心地扭过脖子，瞅了一会儿女儿，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你……回来啦？”

“哎……”娘这么一声，泪就流下来。

“站着干啥……回来还不进屋里。”

娘擦了泪，进屋把那九个鸡蛋放下，搬个小凳出来，坐在姥爷的面前。

“我只三年没回……你就、老成这样？”

瞅着女儿头上花白的头发，姥爷木然地动动身子。“八十多了……”

“家里人，都不在？”

“参加万人大会啦。”

父女平淡地谈了几句，彼此也不再说啥，各自要说的似乎一下就说尽了。一切问候都在默默的对望中表白了。

过了半晌，娘叹了一口气。

“鸡、不喂了？”

姥爷凄然地在嘴角挂上一点儿笑。

“不喂了……东京没一人喂了。”

又默了一会儿，娘把凳子朝姥爷面前挪了挪。

“我想接你到乡下住些日子。”

“不去了。”过一会儿，姥爷说：“去了，怕就回不了东京啦……”

“乡下静……不太乱。”

“哪也不去了。”

“你不能只坐着、等老……动动、身体好些。”

“我知道，老了。没有几天啦……都不用为我操心。爹斗了一辈子鸡，没吃过一点儿苦，比你们过得好……老了，就老了吧……”

姥爷说这般话语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淡得如一碗清水那样。娘望着姥爷，她体会到了老人心中苦闷寂寞，忍不住低下头，哭起来。

第二天，娘要走了。姥爷坐在屋门口，想说啥，没有说出来，只盯着娘的脸。娘在姥爷面前又默默坐了一会儿，起身到桌上解开那没动过的一兜鸡蛋，一个一个拾出来，小心地放在桌上。

“爹，我没有侍候过你一天……不去乡下，就算了。东京总还有细

粮……”

斗鸡 十二(4)

盯着桌上那九个鸡蛋，姥爷细细打量一会儿。

“乡下、叫养鸡？”

“不叫。都偷着……”

“你喂了？”

“没。是借的鸡蛋，没几个……”

“你把那几个大的拿来。”

娘回过身，在那九个鸡蛋中捡出四个稍大一点儿的，给父亲递过去。

接过那几个鸡蛋，姥爷一手捏了两个，在手里翻看了半天。

“可真大……”

“是斗鸡产的。”

姥爷捏着鸡蛋不动了，把目光凝死在那四只鸡蛋上。那四只鸡蛋，除了略微比笨鸡的蛋大些外，似乎蛋皮也厚些，上边的小毛孔，也比别的鸡蛋稀。皮呈黄红色，在日光里闪着光亮。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了好一会儿，姥爷抬起了头，显出十二分的惊疑。连拿鸡蛋的手都跟着哆嗦着。

“村里、有人喂斗鸡？”

娘从姥爷脸上，转瞬间看到了一层红光。立刻，娘的心里就有了寒意。她看着父亲。过了一会儿，尽量和缓地说：“鸡蛋是孩他大叔家里的。他大叔两年前来东京，有人把两只斗鸡白送了他，不多生蛋……上个月，都被大队下药毒死了……”

姥爷的手不抖了，鸡蛋上沾满了他手上的汗。“两只都是、母鸡？”

“有一只公的。”

没有说话。姥爷站起来，很有力地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在桌上，回到自己的屋里，收拾了一包衣服，拿出来递给我娘。说：“拿上，我到乡下住些日子去。”

斗鸡 十三(1)

在乡下那些年，是我姥爷晚年的黄金日子。

他住在我们家的厢房里，守着孵蛋的老母鸡，整整守了二十余天。有一个蛋壳破了，毛绒绒的雏鸡儿，从容地挣出来，接着，有了叽喳的叫声。这一日，在我姥爷八十多年的人生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天的日子是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农历二月初一，天还没亮，姥爷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放在门后的瓦盆里有了“叽叽”的声音，忙不迭儿点上油灯，到门后一看，一个黄毛小生命在盆里蠕动着，像一团发黄的棉花在微风中动弹。他的心抖了，血从脚下朝着头顶上涌……

这就是东京绝迹三年的斗鸡！

这一刻，姥爷很想找人说说话。他坐在盆边，屋门关着，灯光在面前飘摇不定。从门缝挤进来的夜风，对着姥爷的面额吹。夜很静。没有别的声音。民国时盖下的这两间土坯草房，几十年卧在村头，今夜有了新的生机。房顶上的椽、檩全是烟灰，变黑的蛛网在各处系着。有蜘蛛在床头爬动。剥脱的泥墙片，倒挂在坯墙上，始终不肯掉下来。屋地是泥的，娘每天进来扫一次，虽不平，却在乡下的水平上，显得十分干净——姥爷到来后，没有对此感到舒适，也没有感到不适。他一心想的是那四个鸡蛋。他曾拿着鸡蛋，一一对着午时的太阳审看。鸡卧盆了，他又怕鸡蛋真的坏掉，孵不出鸡子来。眼下，小鸡出世了。这屋里的一切都有了色彩。姥爷感到那土坯、那泥片、那蜘蛛，变得异常亲切。真好。一切都好。真是一切都好！

站起来，姥爷很想干些什么事，夜半三更，又无事可干，他就“哗”地把门拉开了。满天星斗。夜风非常清冷。他忙把门关上，伸了一下腰，到娘的窗前，敲了几下。

“喂，鸡生了。”

没有回应。又想敲，手脚停在了半空。娘和爹每天都要去修水利，活是挖挖拉拉，累极。从窗下回来，姥爷重又坐在鸡盆前，一直陪鸡到天

亮……

来日，四个蛋全破了。

四个雏鸡一样的颜色，一样大小。

这是四颗温暖的太阳。

姥爷的人生又开始有了新的意义。

小鸡出世的第一日，姥爷什么也没喂；第二日，喂了凉开水和浸过水的白芝麻；第三日，喂了些剪碎的青菜和小米。在一块平板上，姥爷把食物撒上去，看着那四只点动的鸡头，心里痒痒的，觉得体内血脉格外活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长来了。

生产队长是我二叔，家境的贫困是全村人无法比试的。他一个人要养活五个孩子，两个老人。姥爷进村后，他知道姥爷每月三十二块八的退休费，就不断来借钱，不是说买盐，就是说哪个孩子发烧。且借了钱又从不做还的打算。因而，每次见了姥爷，便把头勾下去。这次进来，他坐在姥爷面前“叭嗒”着旱烟，看着姥爷喂鸡，一袋接一袋地吸，直到姥爷喂过又给鸡倒了一小碗凉开水，队长才把烟杆收起来。

“孩他姥爷……公社里来干部了。”

姥爷没有看队长，也没有接队长的话。

队长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公社干部说，各家、一律不能养鸡。”

眼睁大了，姥爷认认真真看着队长。

“我、又不上街卖鸡蛋……”

“人家说，那也不行。说斗鸡更违背……社会主义。”

沉默了一会儿，姥爷环视了我家院子。

“孩他叔，东京也是不能喂的，比这儿还紧……我每天就在院里，不出门，行吧？”

队长又装了一袋烟。

“后天‘割尾巴队’来检查，检查出一家有鸡，扣发全队返销粮。村里人都怕……因为你……要扣了返销粮，全村人就要饿肚子。”

姥爷不说话，看着队长的脸。那脸很瘦，黄黑色，满是难处。从那张脸上，姥爷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刚刚燃起的生活的火苗，渐渐地扑闪着又要熄了。姥爷歪栽了一下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