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坦荡而没有戚戚之怀，这不就是君子之襟怀？张孝祥所表现出来的天地坦然，不就是这样吗？

寻找自我救赎的力量(2)

这种境界在道家思想中，“孤光自照”转换为庄子的话，就是两个字——“葆光”。他说，我们的心为一个府库，养心最后是为了葆有心的光芒。这种光芒不一定来自外界，你心里就一直带着的。而光芒的境界，我最喜欢老子的表述，四个字，“光而不耀”，内心有光芒但不耀眼，它不刺伤别人，它不张扬，若要我形容，我认为“光而不耀”是“哑光”的那种光泽，它不是那种亮亮的光泽，而是一种优雅、节制、含蓄、内敛并且是永不中断的光泽。

像张孝祥在那样的困顿之中，你说他是儒家之境，还是道家之境？总而言之，他葆有生命光芒。所以他不是在隐忍，而是在欢乐。想到所有人都在中秋团圆的时候，他看到山川万物皆为我的嘉宾。大家都在喝酒，我有什么？“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我抬头看见北斗之星是勺子形，我用这勺子舀尽西江水，遍宴山川万物。这是什么？我不把它当作诗词来读，我把这对苦难的穿越看成人生豪奢的一场审美。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很杰出的代表——苏东坡。这个人，你说他是儒是道？作为儒家，他当过翰林大学士，在北宋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以自己敏锐的政治禀赋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出新党过于激进、旧党过于保守，一生挣扎于党争之间，两党都不把他当自己人，他一直做着文化学者的担当，这说明他入世很深。另一方面，在生命遭遇困顿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态度？他如果在好地方当官，比如在苏杭，他可以写一写淡抹浓妆总相宜的西子湖，可以参禅修道、修桥修堤、赏赏风景，还可以研究东坡肘子这样的美食。但是，一旦贬官了，“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贬到天涯海角，贬到今天的海南这个地方，你说他沮丧吗？但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我平生未到的奇观丽景，纵使再有千百次的贬谪，心中都不会有遗恨，因为这里的景观太美了。

到那里没有东坡肘子了，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我可以吃鲜荔枝啊，吃得多高兴啊。到那里不做高官，没人成天给他送礼，他抬头见月，低头看花，“菊花开时乃重阳，良天佳月即中秋”，有月就叫中秋，菊花一开就喝酒过重阳，我想过节就天天过节。这样一个被贬官的人，处处欢乐。他到那么老，在密州出猎的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这样一种生命豪情，你说他的心不悠游吗？你说这不是沉浮由心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大家都在追问家贯何在的时候，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一颗心可以安顿的地方就是故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物理上的故乡，今天所谓的故乡就是祖辈的他乡。我们只有此心安处，才是生命可以托付的归属。以这样的态度来看道家，就是生命的潇洒狂放。因此我喜欢林语堂对苏东坡作的评价，叫做“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是一种生命态度，当一个乐观主义者去担当重任时，他才不会被沉重压垮，所以我说，我们要担承重任，但要举重若轻。我不喜欢忍辱负重，同样是重，为何不能担当得轻盈？我觉得家国责任，加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他会永不妥协。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会成就你(1)

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诠释态度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故事。一个15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路过一个巨大的石料场，他看到很多人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在搬石料，但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就问第一个人，你在做什么？第一人说：“你看不见啊？我服苦役呢！”然后他问第二个人，你在做什么？那人比较平和一点，说：“我在砌一堵墙”。接着，他再去问第三个人，你在做什么？那人脸上显出安详的光彩，他擦了一把汗，说：“你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其实，这三个人手中搬的都是一模一样的石料，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累，天上是一样的太阳，地下掉的是一样的汗珠子，为什么解释不同？这是三种态度。

在社会上，我们每个人手上或轻或重都有一块石料，我们都在尽着公民的责任，我们都在完成职业的任务，但是对于这块石料的解释却大不一样。

第一种人，我称之为悲观主义者。我们做任何一种职业都有各自的沉重，都有各自的付出和委屈，其实你有理由认为生活就是一场苦役，但是当你不断抱怨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流失掉许多的快乐年华。

第二种人，我称为职业主义者。你永远只知道一堵墙一堵墙地砌下去，你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薪水，有老板给你的职称，所有这一切你不能辜负，你可以完成保底，但你永远没有提升。

第三种人，我称为理想主义者。这种人有憧憬，有达观、快乐的理想，他会努力去完成眼下每一块砖的搬运与堆砌，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未来的远景——一座神圣的教堂。

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真正的君子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自我的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而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你是合格的，中规中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这种人就是我刚才说的职业主义者。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的所为背后的动机。其实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

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恰好是这些地方需要我们去做。心怀梦想，有快乐飞扬的力量，才能从困难中超越而去。也许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太沉重了，我才不希望我们的心困顿于此。我们正需要用这种乐观的精神与达观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自我才必须坚强。

我想，一个现实主义者去做事，他可能会被现实中太多的困难击垮而妥协；而一个永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他行走于现实之中，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坚忍，再坚忍一点，下一步就是奇迹的发生。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我们真正对家国有所忧患，我希望在忧患之外，我们能以一种坚强、理想的态度去改变这个社会，在完成这个社会使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宽度能够因此扩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用宋人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我们的一颗心在天地之间，这是一个大的坐标系，有天地之心，天、地、人三方才能共同成长，才不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无根。“为生民立命”，即是说你的使命感是关乎天下百姓的，我们要取这么大的一个起点，才会有这么一种责任担当。“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已经有多少往圣先贤创造出的绝学，因为相隔时空，今人难懂，已经搁置在那里，需要我们去继承。而这么一个“继”字，我的理解是，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真正的阐发，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继承。“究天人之际”是一种哲学；“通古今之变”是一种史学；“成一家之言”，他那样一种汪洋恣肆、“无韵之离骚”的笔法其实是一种文学。文史哲融入一体的时候，他的《史记》才会成为二十四史之首。虽然它远远不如《汉书》那样经得起推敲，但它那种个人的风发扬厉，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在里面是有的。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会成就你(2)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在病中向儿子托付，说五百年有周公，五百年有孔子，而到今天又这么多年了，有谁可以继绝学，为往事作一种阐发呢？司马迁在父亲的床前涕泗横流地说，小子何敢让贤，这是历史的选择，自己是无法推卸的。我觉得，这就是文人的使命，所以你“为往圣继绝学”，是对历史的交代；“为万世开太平”，是对未来的承诺。

今天的社会需要我们太多的人来改变，但那样一种“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它必须托付给一个健康的、有能力的、蓬勃的、有梦想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不能是暗淡的、瘠薄的、脆弱的、消沉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拥有了风发扬厉状态之后，才去担任那样的职责。你创造，你快乐，你成就世界，世界也会成就你的生命！

给你的是情分，不给的是本分(1)

有很多人对我说，《论语》再好，它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了，当今社会跟两千多年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又了这样的疑问：当经典智慧和现实生活发生矛盾的时候，会不会有挫败感？会不会有怀疑、沮丧的时候？我说，当然人人都有他的怀疑和沮丧，但我们不能将其归咎于经典或现代给我们的理念。孔子有一句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当你真正了解了生命规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抱怨的。你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你也不要指望哪一个经典来拯救你。你不断章取义，不急来抱佛脚，哪有他人的智慧可以用来抱怨？只有感激。

我觉得，每个人在完成生命觉悟、修炼、自省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情分，不给的都是本分，在本分的时候不要抱怨，是情分的时候要学会感恩。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每悟出来一点，它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在困顿迷惑的时候，我相信泰戈尔说的一句话：“人向前走路，抬脚是走路，落脚也是走路，如果只抬不落，我们怎么往前走？”人的情绪总会有它的潮起潮落，你在迷惑的时候，会想到这是两个波峰之间的一个波谷，下一个波峰即将到来，所以凡是路总会走得过去的。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面对困顿，佛家有个境界，当世界无情时我多情，当世界多情时我欢喜。欢喜之心一直在，没有什么迷惑走不过。

当这个世界给你情分的时候，当经典给你智慧的时候，你要学会感恩。学会感恩，我们的心灵才得以获得重生的力量，然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去回报，去爱这个世界，去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这就是儒家说的“仁”，墨家说的“兼爱非攻”。百家之说异彩纷呈，各有自己的一种阐发。墨家“兼爱非攻”，这是它的核心理念。也许有人会说，儒家被各个朝代的封建君主拿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它特别强调尊卑、等级，它怎么会有真正平等的“仁爱”呢？我想所谓等差之说，其实是它在后世作为统治之术被人为地放大了。可以说，当儒家真正强势起来的时候，也是它弊端最明显的时候。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儒作为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的强权被放大，等差就随之出现，因为它成了统治阶级的一种御用术。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本初，回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的一个性情层面，应该说等差是不明显的。

什么是仁呢？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解释过，有五者能行于天下，仁就算做到了，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他说，首先人要对世界保持由衷的恭敬，“恭则不侮”。也就是说，每个生命皆有尊严，这种恭敬态度是对所有人说的。

第二个态度是“宽”，“宽则得众”。一种宽和之心，心底无私，天地乃宽。这样一种心态才能得到大众的拥戴。

接着是“信”，“信则人任焉”。一个用生命守住信誉的人，就会有人用你，你的职业生涯就会顺风顺水。

第四点是“敏”，“敏则有功”。一个有敏锐之心的人就能建功立业。

第五点是“惠”，“惠则足以使人”。有慈惠之心，让所有人可以分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那你就足以使用别人。

孔子说，“仁”只要恭、宽、信、敏、惠就可以做到了，其中并不强调级差。

任何一个文化形态的诞生，一定是跟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相关联的。《论语》产生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是靠“纲常礼教”的，也就是大家用一种礼法来进行道德约束。在那个时候，“民可使由之”，有一种意旨让大家知道怎样做就够了，在儒家的体系中，并不主张让老百姓去了解很多的知识与道理。还有比这个说得更过分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都是当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上所讲的一种行为规范。

我从来不主张“为贤者讳”。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挑剔经典中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