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军队，仗打得再多再好，也是为人作嫁衣裳。直到5月20日，他才慢慢腾腾地到了广州。但这次却创下了辞职之快的纪录，仅仅4天，他就回了奉化。

1922年6月初，孙中山发现陈炯明有谋叛的迹象。6月2日，孙中山发电给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是盼。”孙中山说得急切，蒋介石却沉迷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本不着急。其间孙中山还发过几份急电给他，他都置若罔闻。6月16日陈炯明包围总统府，17日孙中山突围登上永丰舰。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20多天后才离开上海，差不多迟至近一个月，才来到永丰舰上。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鏖战50多个日日夜夜，蒋介石仅追随左右20余日。然而，就是这样的表现，却赢得了孙中山极大的好感。在宽厚善良，且急于用人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怎么说，只要能到舰上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就难能可贵了。1

1923年8月，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托，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秘密访苏。12月15日，蒋介石访苏回到上海。孙中山对这次访苏非常重视，希望蒋介石尽快到广州汇报。而蒋介石只将《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竟于次日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12月30日，孙中山给蒋介石来电：“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但蒋介石却不理睬。此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等又连续发来6封电报催促，蒋介石这才于1924年1月16日姗姗来到广州。2

蒋介石这次回粤，正赶上国民党改组，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中执委、中监委都没有份，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2月3日，被孙中山任命为中执委属下的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在孙中山看来，蒋介石是个军事人才，专心搞军事好了，搞政治，党内人才济济，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他们。因此，大会期间的1月24日，孙中山对蒋介石有一项重要任命，让他担当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谁知蒋介石闹起了情绪，2月21日向孙中山和中执委递了一个辞呈，一甩手，又回奉化去了。最着急的还是孙中山，他一方面命廖仲恺代理蒋介石筹备军校的开办工作，25日又派邓演达北上奉化去请，其后中执委会和孙中山又数电催请。其中孙中山29日的电报这样说道：“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毋延误!”蒋介石还是不听话，直到廖仲恺给他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他又从胡汉民口中得知，如他一意孤行，孙中山可能另请高明，这才于4月21日回到广州，4月26日到黄埔军校上班。5月3日，孙中山下达了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手令。

回顾蒋介石的辞职历史，汪精卫摸出了蒋介石的一个规律，要么他这是拿一把，待价而沽，要么他就是在闹情绪，耍脾气。

蜜月苦短二(4)

汪精卫又想起了2年前蒋介石写给他和胡汉民的一封信。信中说：“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惟仗一时之兴奋，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1当时，汪精卫就感到不可理喻。现在来看，蒋介石此人飘忽不定，实在难以琢磨。

“莫非中正真的对军事政治毫无兴趣，不贪权位，是个散淡之人?”汪精卫像是在问陈璧君，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呀，不要太过于天真。”陈璧君撇撇嘴，对汪精卫说，“我看蒋介石不那么简单，你要警惕!”

“我看不出，他先辞军长职，后辞总监职，现又要辞卫戍司令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汪精卫用手梳理着头发问。

“辞军长职，我看他未必真心。其实，就算他真心，也没有什么。他让何敬之（何应钦字）接他，还不等于他自己继续当军长。谁不知道何敬之是他的亲信、死党?!辞总监职，是在意料之中的。要是换了我，我也要辞。总监，既无实权，又容易得罪人，傻瓜才肯干呢!像二军军长谭祖安（谭廷闿字），三军军长朱益之（朱培德字），四军军长李任潮（李济深字），五军军长李登同（李福林字）、六军军长程颂云（程潜字）他们，都是军长，资历不比他浅，能力不比他弱，兵力不比他少，他凭什么监督人家!人家谁买他的账?!”陈璧君一一分析道。

汪精卫用心地听着，脑子里也在思索着这几个问题。

“倒是辞卫戍司令一职，不知他是何用意，难道是闹情绪，发泄不满?……”陈璧君也沉吟开来。少顷，她斩钉截铁地说，“辞就辞，让他辞好了。他辞了，就让东成（王懋功字）代，我看不见得比他差!已经有好几位对我讲过，说蒋介石手中的军权，也太重了些。有人担心他成为新军阀呢。依我看，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想削他还愁着不好下手，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兆铭，干脆，不妨来他个借坡下驴!”

汪精卫轻轻摇头，不知是表示不赞成，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你呀，总是优柔寡断!”陈璧君不满地白一眼汪精卫，“蒋介石此人心术不正，城府很深，并且出手狠辣。我总有个预感，弄不好我们要吃他的亏！”

汪精卫轻蔑地笑笑，不屑地说：“不必过虑。他不就是个校长吗?不就是个新当选的中执委常委吗?顶多算个后起之秀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我跟随孙总理出生入死干革命，并获得领袖称号时，他蒋介石在哪里?他不过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二等兵’，在北海道第寸三野战队洗刷军马罢了……”汪精卫收住笑，又说；“不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防他一手就是了。”

陈璧君不吭声了。

汪精卫又说：“这一阵子，中正在闹情绪。这我是知道的。他在苏联顾问那里碰了钉子，军校的两派闹得厉害，他说话也未必那么灵，共产党内有人反对他，社会上也有些不利于他的说法，他日子不好过呢!我是体谅他的。璧君啊，你要知道，从大局着眼，也还得团结他。何况，从他目前公开发表的言论看，同我还并没有多么大的分歧。当然，我同意你的分析，此人善权谋，他这个辞职，有搞名堂之嫌。但你知道，我汪兆铭是坦坦荡荡的君子，是真诚待人的，中正若不真诚待我，那也就不要怪我无情了。我意，欲擒故纵，他不是假装辞职吗?我就假装挽留。待时机成熟，再干脆准他的辞呈，让他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历史上有所谓‘杯酒释兵权’，我们用不着设宴喝酒，一个会议，一纸命令足矣!”

陈璧君“扑哧”一声笑了。

汪精卫站起身来，想了想，交代陈璧君说：“抓军队很重要。我意，你要和孙夫人、何香凝一起，组织妇女界多到几个军去劳军、慰问，既鼓舞士气，又密切双方关系，还能掌握一些情况。”

蜜月苦短二(5)

陈璧君点头表示同意。

汪精卫踱着步子走进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沉思了一会儿，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下面一封信：

介弟同志台鉴：

日前东成电话，云弟辞卫戍司令职，昨晤择生（邓演达字），并云已见辞职明文，甚为惶惑。事前兄未闻弟说一字，今请约定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如发见困难，咎不由兄，则当谋共同解决；如无可解决，则当共同引退。否则兄亦可自由辞职，不先取得弟之同意矣。务乞赐复为荷。

此上。敬请近安。

兄兆铭谨启

十四日晨，当来黄埔面晤一切，惟先复数行，庶几今夜能睡也。又及。

汪精卫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一直想着“兵不厌诈”四个字。这两个一度亲密无间的大人物，彼此心里谁都明白，此时他们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三天前，汪精卫就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应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1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曾为经费问题大发雷霆，他想用经费作桥梁；再拉一拉蒋介石。无论如何，他还不想跟蒋介石公开闹翻。在他看来，明争不如暗斗。

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竟对人说是“令余读之感动。”2不知蒋介石这里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是不是也在搞“兵不厌诈”?

蜜月苦短三(1)

上午，蒋介石接到苏联顾问团发来的精美的请柬，请他出席晚上在顾问团住地举行的晚宴，欢送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离粤。

陈立夫知道蒋介石这些日子心情郁闷，便小心翼翼地问：“出席不出席?那边等着回话。”

想不到蒋介石不假思索地回答：“去，欢送‘亚父’，怎能不去?”

蒋介石这些日子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陈立夫见他每日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样子，甚至担心他的精神会不会崩溃。几天前，他还对陈立夫说：“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真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我现在是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愤而自杀，一走了之!”听他这么一说，陈立夫的脸色都吓白了。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许许多多的公宴私宴，包括苏联顾问团的宴请，都被他一口回绝了。有些客人来访，也都让他毫不客气地给吃了闭门羹。陈立夫想不到这次他竟那么痛快地一口答应。

蒋介石的痛快答应，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主要取决于鲍罗廷的身份和地位。

39岁的鲍罗廷，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孙中山生前极为信任和亲密的朋友。他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对外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实际肩负苏联政府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重任。他和孙中山见面时，拿着苏联驻华大使（驻北京）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1果然，孙中山和他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最终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鲍罗廷的声望和权威，一方面自然来自苏联政府在背后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来自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孙中山先是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后又聘他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和组织下得以召开的。这从国民党内邓泽如、林直勉等右派攻击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可以看出他的功绩。对他言听计从的孙中山，曾对国民党要人们留下过这样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给他的最高头衔是：广州国民政府首席顾问。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称他为“亚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鲍罗廷全力支持孙中山北上，并随孙中山乘永丰舰一道行动。国民会议尚未有结果，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临终前，对汪精卫、何香凝等国民党要人说：“要师事鲍顾问。”在逝世的前一天夜里，他断断续续地喊：“同志们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孙中山所留下的著名的致苏联遗书，就是由鲍罗廷和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共同起草，由宋子文口诵一遍，然后由夫人宋庆龄托起孙中山的右手腕执孙科的钢笔签的名。

这篇由鲍罗廷起草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是这样写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予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