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剂，成桶的甘油分装后贴上标签变成了高档的人体润滑油。这些假货有时造得真能以假乱真，连供货商都难辨真假。当消费者发现他们购买的产品是假货，到店里来找他们要求退货时，他们总是拍着胸脯无比自豪地说：“我们是‘亚当夏娃’的连锁店，怎么能卖假货？”很多顾客还真被我们那点知名度给唬住了。

那些唬不住的顾客便向卫生局、药监局等政府部门举报，稽查人员上门检查时，他们就拿出以前在我们这儿进真货的单子，把假货的来源安到我们头上。我们公司的名声就这样开始一天天地被别人败坏着。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要接待工商局和卫生局的执法人员，有时几个不同工商所的执法人员几乎同时到了我们店里。他们平常忙见面机会少，这回却都在这儿碰上了，一见面握手递烟十分亲热，我们却在心里暗自叫苦。

如果事情仅仅是到了这个地步我尚能受得住，还不至于产生关门停业的念头。让我受不了的是，个别媒体只注重新闻效应，为迎合人们的某种心理，不顾事实真相进行了一些负面报道，所引发的不良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倒下来。特别是国外曾关注过我们的一些媒体，由于不了解情况，也纷纷站在自己的角度转载国内的文章，产生了很坏影响。

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凌峰主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湾电视台为我们做过一期节目，曾在台湾引起了极好的反响。有一天，他的一个助手在纽约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在纽约的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卖假药的报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在电话里跟他解释了半天，他还是将信将疑，只是连连说：“没卖就好，这样会影响你们店的生意。”

冰城碰见我自己

1994年冬天，我去哈尔滨出差，看到路边有一家又破又矮的性商店，商店门口还挂着一个红灯笼，上面赫然写着“亚当夏娃”四个字。没想到这股风这么快就吹到了北方边城了。于是我停下脚步走了进去，店里的展柜样式、颜色都几乎是照着我们店的样子克隆出来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袒胸露臂的宣传画和产品广告，也许是远离京城的缘故，墙上的广告都裸得剩不下什么了。正当我把目光从广告中的美女收回，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墙上的一张照片看起来很眼熟。定睛一看，吓了我一跳，挂在美女旁边的那幅照片不正是我自己吗？照片是彩色的，有12寸大小，看样子很像从报纸上翻拍下来的，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我店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以前只有伟人和美女的照片才能挂在墙上，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又瘦又丑的“性老板”也被挂到了墙上。

“这是你们老板吗？”我问。

“是呀。”那个剪趾甲的店员用手抖了抖落在椅子上的趾甲，一边穿鞋一边回答我。

“他人在吗？”

“不在，去进货了。”

“那墙上的人是谁呢？”我指着自己的照片问。

“那是我们北京总店的经理，我们的总店在北京，这里是分店。”

“你们在这里开了几家分店？”我越发好奇起来。

“好几家呢！都是这一个老板开的。”小伙子挺自豪，胸脯也挺高了三分。

“都挂这张照片吗？”

“你买东西吗？”小伙子似乎警惕起来，有点不耐烦地问。

直到这时他还没有认出来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是谁，或许他根本就没认真看过照片上的人是什么样。

“你们店里谁负责？”我尽量客气地问。

“你有什么事？”他一脸的不耐烦。

“你看看墙上照片上的人是谁？”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声音也高了八度。

“照片上挂的是我们的老板，关你屁事。”

听到这话我觉得一股火直从丹田冲顶。

“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我！”

他看了看我，又回头看了看墙上的照片，转身到屋里打电话去了。电话足足打了有5分钟，等这位伙计从屋里出来，早已换了另外一副面孔，堆满了讨好的笑容。

“我们老板说他一会儿过来，请你稍等。”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烟。

这时不知从哪儿又出来一个女人，端来一杯茶。烟也递了，茶也敬了，自然让你无话可说，只好忍着气等他们老板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却始终没有见到他们这位神秘的老板出现。那位伙计也在忙着给顾客拿东西找零钱，除了有一次他的目光和我相遇马上躲开之外，再也没有朝我这儿看过一眼。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来？”我终于忍不住了。

“再坐一会儿，一会儿就来了。”他目光中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狡黠。

这飘过来的一丝目光让我意识到，我已经钻到别人的圈套里，三流的电影情节将在这里出现了，人家老板还能来跟你见面吗？也许根本没有什么老板。

这时外边的天气已大黑了，哈尔滨寒冷的夜晚行人也很少。我坐在店里时间越长，越觉得不对劲。我在这里别说没有朋友，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再这样耗下去，等来的也许就不是老板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吧。

出了人命

河北一小县城有一家名字也叫“亚当夏娃”的性商店，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由于性生活质量不高，到店里买了几盒壮阳丹，夜里办事之前服下准备和性伴侣云雨一番。不知是服药过量，还是抵不住新欢的两面攻，结果在高潮时感到心脏不舒服，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一命呜呼了。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但医生并没有确定是服用了药物所致，可家属却一口咬定是在这家店买的药，吃了之后才死亡的，拿着吃剩的几粒药丸到当地药监局投诉。小老板知道这件事后怕被人讹上，关上店门逃之夭夭。这下家属急了，找了十几个人把那家小店砸了个稀烂。他们在宣传材料上发现这是北京“亚当夏娃”的分店，于是全家拿着这些宣传材料到北京上访，找总店算账。

那场面还真是壮观！一家七口人背着行李到我们店里来，进门二话不说就把铺盖往店中间一放，坐在上面一声不吭。其中一个人抽着劣质的香烟，还有一个人把鞋脱了，烟味儿夹着臭脚丫的味儿立刻窜满了全屋，把买东西的顾客全熏跑了。我真是哭笑不得，这都是哪儿跟哪儿的事情呀。我们怎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背黑锅的爹呢！可人家还挺有理，白纸黑字写着呢，还敢抵赖。警察同志来了，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人家来解决问题，并没有违反治安条列。

就这样足足闹了四天。店里被搞得乱七八糟，晚上他们住在不远处的一家浴池，白天就跑到店里“上班”，而且每天都有新花样。店里围观的人也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像是饭馆里的流水席。我真怕这时再有记者来采访，写出几篇“亚当夏娃”卖假药的文章来，再配上两张现场乱哄哄的照片，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会生出什么事来谁也预料不到。

看来只好破财免“乱”了，白白给了人家三万块才算把这件事铲了。

我看着家属代表怀着胜利的喜悦蘸着唾沫数钱的样子，真觉得我们比窦娥还冤。也就在那一刻，我做出了“自杀”关门的选择。

我一直觉得商人总被媒体关注不是一件好事，应该脚踏实地地撑起自己头上的一片天。可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媒体总像一个行走江湖见义勇为的大侠，在我们危难之际手持宝剑从天而降。时而把我们推到高峰，时而把我们搡到谷底。

最早把我们想关门“自杀”这件事报道出来的，是《精品购物指南》的记者。那位记者原本是想写一篇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报道，听到我们准备“自杀”的消息后，他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马上意识到这里有新闻热点，于是采访围绕这个题目展开了。

我把开业这一年多来“李鬼”装成“李逵”，把我们杀得走投无路，准备关门自行了断的事情，叨唠了一遍。还没等我把事情讲完他就急了：

“没处讲理了吗？”

他的喊声很大，吓了我一跳，店里正在买东西的顾客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他。我们这种性商店从来都是静悄悄的，有一点声音都显得很大。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几乎没再说话，就只是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

采访结束时我要送他几盒避孕套，他急忙推辞，刚才还是义愤填膺的小伙子，这时脸上却是红扑扑的，鼻子上还浸出细细的汗珠，说他还没结婚呢！

“自杀”未遂

周末，我在地铁里听到卖报的小贩一边拿着报纸一边在喊：“快看呀，‘亚当夏娃’要自杀了。”我赶忙掏钱买了一份，一看才知道这则消息被登在了头版头条。标题是《亚当夏娃准备自杀》， 挺醒目的。

这篇文章一登出，又一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的新闻刚刚退热，企业“自杀”的新闻又冒出来了，很是个热点。国内外多家知名媒体又纷纷前来采访，特别是那些曾经报道过我们的记者朋友，这回“梅开二度”。

国内最重头的报道，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的追踪报道。这个栏目像今天《面对面》《实话实说》一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栏目报道的视角独特、主题鲜明，又是在黄金时段播出，所以收视率很高。我们准备“自杀”的消息被分成两集，连续两天晚上播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连续多日每天都有电话和信件涌来，说什么的都有，有问我们什么时候死，更多的好人则是鼓励我们活下来，继续把中国第一家性商店的大旗扛下去。挺悲壮的。我们仿佛成了为追求信仰而准备牺牲的勇士。

动作最快的是那些嗅觉灵敏、惟利是图的供货商，怕我们关了门还不上他们的货款，都跑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结账，把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吓得会计、出纳都躲了出去。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陪笑脸做解释，当时感觉就像做了贼一样被别人推到台上批斗，哪像现在呀，欠别人钱的是爷爷，备受尊敬。

正当我们被供货商搞得焦头烂额时，意外的机会出现了。许多人一看我们要“自杀”关门，也蜂拥而至来店里买东西，像不要钱一样。刚开业时那种人如潮涌的景象又出现了。我们这时成了一本即将被禁的书，越是禁书越有人看。顾客挤破门，现金流自然又壮实起来。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腰板也硬了许多。我们改用现金向厂家订货，不再代销。这样一来那些吵着要结账的供货商心里却发了毛，搞不清楚我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个即将关门的企业还这样用现金大量订货说明了什么？

几天后，这些人集体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搞什么赔礼道歉，异口同声地说要按合同约定结账。有的厂商为了让我们再卖他们的商品，提出降低供货价来进行所谓的情感补偿。这种判若两人的态度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当时大部分商业的策划仅仅停留在正面宣传的单一方式，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利用新闻事件提高知名度的水平，与现在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段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供货商们的这次误判，提醒我把这次悲壮的“自杀”行为变成一次促销策划。此时我完全沉浸在这场“自杀风波”的做秀与策划所带来的兴奋和快感之中，真正悲壮感被抛掷脑后。也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开始学坏了。

十几年前，造假贩假也没有今天这样百炼成钢，成为一种职业。人们的胆子要比现在小得多，新闻媒体的这一番报道，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在黄金时间的采访报道反响很大，把那些假“李逵”们吓得屁滚尿流、灵魂出窍，纷纷收起假面具改头换面，不敢明目张胆地逍遥于世了。

中秋广告

经过两年多的折腾我们总算是站稳了脚，公司也开始渐入正轨，能歇歇喘上一口气了。可这时全国的性商店已经如火如荼般地发展起来，其繁衍速度之快让人始料不及。

许多新开店的老板，头几次进货大都慕名到我们这里来配货。我直接感受到了性商店发展的凶猛势头。仅在1995年，北京就新增了性商店百余家。不久前还躺在中国第一家性商店的称号上得意洋洋的“亚当夏娃”，很快感受到了竞争对手的威胁。

为继续保持我们“老大”的地位，就要把品牌做大，首选当然是开办连锁店，而且开得越多越好，越多越能显出大公司的威风。拍拍脑门下定决心之后，我和公司的员工们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要想把性商店开遍北京城，就要租到好房子。创业之初，为租一间房子我几乎跑断了腿，这会儿怎么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租到房子呢？到报纸上登广告是个好办法。《北京晚报》家喻户晓牌子响，傍晚时分几乎人手一份。一问报社，中秋节报眼的位置还有版面，只是价格比平时贵了许多。凭着口袋里有了几个小钱，又租房心切，和公关部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