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最后一个五一节，我在烈日暴晒的深圳街头徘徊，寻找着我的采访对象。当他把我带到他住宿的出租屋时，我在那个打工者凌乱简陋的“家”中，看到的唯一奢侈的东西，就是一套被打工者翻得又脏又破的书——《平凡的世界》。很显然，那是一套粗制滥造的盗版书。劣质的、黑乎乎的纸张，黑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的小字，让人感到头疼恶心的同时，也感到心里隐隐作痛——对路遥用生命换来的劳动成果被亵渎和糟蹋。可是，那些打工者，我的采访对象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是从这种盗版书上读路遥的，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它为他们艰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路遥是谁，甚至连路遥和琼瑶都分不清楚。
那一刻，我的心再次被强烈地震动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路遥没有死，他活在千百万底层人民中间，活在喜欢他的读者中间。从深圳回来，我写了一篇描写打工者生活的长文，发表在我供职的那家报纸上。许多同仁和读者读了以后说，文章中描写打工者在辛苦辗转的打工生活中和简陋的出租屋里，仍然不忘孜孜不倦地读路遥小说的那段文字，是我们报纸那段时间里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字。我想，这或许是路遥不死的灵魂借助于文学在人们心灵里的回光返照吧！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现实主义者的，也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可是路遥作品最能打动人们的，恰恰是主人公在面临巨大困难时，身上表现出来的那股理想主义的魅力和光芒。有人一辈子读一部《红楼梦》，也有人一辈子读一部托尔斯泰，可是，对于千百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读者而言，是路遥的作品曾经伴着他们一起走过苦难的岁月。
2004年仲夏，我独自到陕北，去看看路遥作品中那亲切而充满人情味的土地。那是路遥的生身之地，也是他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场地。路遥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他贫穷的童年岁月，也实现了一个文学圣徒的人生价值。尽管斯人已去，这片充满沧桑的高原厚土，在我的心里，长久以来总是那样神秘，那样火热！
这片在烈日暴晒下苍黄的土地，宽谷大壑，梁峁纵横。刺目的黄色和醒目的绿色形成鲜艳的对比，热风吹过，田野里茂盛的果树发出哗哗的声音。路上的浮土被来往的车轮激荡着，黄尘滚滚，真有一种雄壮的感觉。此时此刻，我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觉得我真正地读懂了路遥，读懂了路遥的作品，读懂了路遥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世界……
8月，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进修班的开学典礼上，已经担任鲁院副院长的白描先生，给我们讲《作家素质论》。他满含深情地讲了他与三位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交往，以及三位作家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性格特点。他说，在路遥身上不仅有陕北农民的仁爱、宽厚、勤劳和进取精神，更有一种对于苦难和挑战的不服输和反叛性格。如同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李自成和刘志丹一样。他讲1979年他在陕西师大教书的时候，又一次从西安到陕北去看望路遥，那时路遥为了写作《人生》，从西安躲到陕北的一个招待所里，用23天时间写完了12万字的《人生》。写完的时候他说要犒劳自己，就“很奢侈的”给自己买了一点桃酥。而招待所地上的烟头却是用簸箕装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读到的《人生》，根本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路遥的血！路遥的命！
同样在鲁院讲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建军先生，在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的《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中说，路遥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很好的解决了“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的作家，他作品中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意识、人民立场和诗性气质，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大师级作家的重要特征。赫尔岑曾说：“对小人物的同情心是俄罗斯文学的基调。”路遥则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的人们，密切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内心感受。他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关注他们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路遥笔下的人物无论承受的打击多么沉重，都具有英雄一般坚韧不屈的承担能力，没有一个去“寻短见”自杀的。他们用对生活的质朴博大的爱，来包容苦难，超越苦难。
林夕：被路遥改变的人生(4)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借孙少平之口说：“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东西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你也许觉得这些话太家常太缺乏新意，但是这些朴实的字眼里，却包含着路遥对生活的透彻理解，以及对我们时代的内在危机的深刻洞察，是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深长思之的。
11月17日，是路遥的忌日。路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2年了。世界变化得真快呀！在这个遗忘和欲望盛行的年代，12年的时间足以让健忘忙碌的人们，忘记许多不该忘记的东西。滚滚红尘中，路遥的名字也许已经被人遗忘，如同这片雄浑苍茫的高原一样。可是，路遥的作品早已化成涓涓的营养，流淌在读者的血脉之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呢？“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对于路遥，这美是有点过于纤细了。正如王安忆所言：“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只有黄土，才是路遥永恒的颜色，永远的归宿。不论何时，只要一想起黄土，想起苍莽的陕北高原，我们都会想起路遥，想起路遥杰出的作品给予我们的精神营养。对于路遥来说，有这一切已经足够了，又何求什么纪念与仪式？
2004年12月定稿于北京
杨殊：《平凡的世界》和我
1993年的深秋，作家路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一年了。然而就在那个成熟的季节里，我随着路遥的笔触走进了他那《平凡的世界》。从此，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还有奋斗的自豪和成功的自信……
16岁的我那时每日里独坐书城。机械而又乏味的高三生活压抑了一切浪漫的念头。作为县立高中的应届毕业生，为了在那个升学竞争空前激烈的人口大省里冲出重围，我和我的同窗们把生命的发条拼命地上紧、上紧……然而，随着毕业和高考一天天逼近，成绩原本不错的我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悲哀之中。我发现，为了走出生养我的那个群山环绕的盆地，为了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放弃了太多曾经为之痴迷的爱好。刚入高中我就含泪放下了画笔，也不再花专门的时间练字和写作。进入高三以后，甚至连和朋友闲聊几句的机会也少得可怜——因为朋友也正埋头书山。我们似乎完全成了学习的奴隶。我开始怀疑为了那苍白的理想是否值得如此苛刻地对待人生，对待我的16岁的花季。这种痛苦的思索噬啮着我那年轻的心。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平凡的世界》，看到了那盏人生道路上的明灯。
扉页上的路遥戴着眼镜，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似乎要洞察世间所有的欢乐和痛苦。我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目光再也难以从书上移开。整整两天，我抛开周围的一切，全部身心都随着路遥的笔走进黄土高原，走进那个“平凡的世界”。在那里，我分明看到了一幅近十年来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全景图。整整包含了一代人的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人生与爱情。当然，最令我激动的人物是孙少平和田晓霞，我甚至觉得小说中的孙少平就是我自己。不是吗？我们都从贫困的农家走出，都在乡下人眼中已经是“高等学府”的县立高中读书。而且，当时我的同窗中一位成绩颇佳的女生正是县长的千金。然而我马上又意识到了自己与孙少平在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上的巨大差距。他在揽工汉（临时工）的小屋里读着《简爱》、《白轮船》，在黑乎乎的矿洞里也没有忘记自己将来要考煤炭专科学校……生活给予他的似乎只有苦难，而他则以微笑去迎接人生的挑战，以行动去证明生存的价值。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没有停止过与命运的抗争。可是我呢？仅仅因为现实与自己的志趣不完全相符就忘了人生的责任，总是抱怨周围的一切而不去主动适应环境，甚至连自己曾经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学业也开始怀疑和动摇。
感谢路遥！在那个金色的秋天里，他使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
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更加发奋地学习，不再感到被动和痛苦。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创造灿烂的明天。
同窗诧异于我情绪的微妙变化和成绩的更加突飞猛进。他们哪里知道我已经悄悄地和路遥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人生对话。
1994年那个如火如荼的七月里，微笑着走出考场的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旧书收集起来，用换来的十元二角钱买了一部《平凡的世界》缩印本。不久，我收到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通知书。又一个秋天来了，在北上的隆隆车声中，我再次打开了《平凡的世界》。扉页上，永恒的路遥依旧以他那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他在卷首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地说：谨以此文献给路遥，他是我未曾谋面的良师！
白描：为作家养母画像(1)
——路遥身后引出的故事
这个念头仿佛突然而至。
起初，她以为这不过是不经意间的一时冲动，犹如流星划过天际，亮了，随之也就灭了，可是这念头从闪现的那一刻起，就固执地盘踞在她的心里，撵不走，挥不去，而且像施了魔法似的变得愈来愈烈、愈来愈冲动。她终于明白，这是一种涌动在内心深处的情愫的召唤和驱使。
她想为一位老人画一幅肖像。
这是一位令她感到非常亲近、非常敬重而又身世悲苦、命途多舛的老人。
老人远在她曾经插队的陕北，她与她相识已二十余年。
她是作家路遥的养母。
画家邢仪被心中升起的这个念头弄得激动不已，她将这一想法告诉笔者，笔者与邢仪路遥两家是老朋友，又知道她将很快举办个人画展，于是说：“既然有了这样的创作冲动，那么，你的画展里缺了这一幅作品，无疑将是巨大的遗憾，我不知道哪位画家比你更有资格去画这幅画。”
邢仪与路遥的妻子林达是清华附中同班同学，插队开始后，俩人一块到了陕北延川县的同一个生产队，后来又一前一后到了西安，日常里俩人都是对方家里的常客，她是林达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遥和林达从初恋直到后来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见证人。在林达的女友中，没有哪个人如邢仪这般长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遥林达夫妇家庭生活中。
邢仪所认识的路遥，不是作家路遥，而是作为朋友的路遥，作为女友丈夫的路遥，也是作为陕北窑洞时那个朴实老妇人儿子的路遥。
早在女友初恋时，邢仪便随林达去过路遥家，结识了那个养育了一位优秀儿子的母亲，从此，黄土地上这位母亲的形象深深地留在她的心里。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仪与丈夫偕儿子重返陕北，特意专程奔往路遥老家看望老人。山川依旧，草木相识，然而物是人非，土窑寂寂，儿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残阳和长夜的青灯。
此趟陕北之行，老人的形象更是深深地扎根于邢仪的心里，而且带有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邢仪在思考她能做点什么——为那位母亲，为路遥，为热爱路遥的读者，也为养育了一位天才作家的那片贫瘠而又丰厚的土地。
1997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邢仪拎着画布和油画箱，奔赴黄土高原那个在通信地址上叫做延川县黑龙关乡刘侯家圪崂行政村郭家沟自然村的小山沟，半个月后，她返回北京，带回三幅画、一沓速写，还有一本记录着她的行踪和感受的日记。
她请笔者看了她的画，也看了她的日记，然后问：“你能体味老人在路遥去世后那令人心颤的生存况味吗？”
【画家日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又走进了这条川道，久违了这陕北的蓝天，这高原的风，阳光下黄土墚峁的景色是这样鲜亮，而背阴处的色彩又是如此柔和，陕北在粗犷的外表掩盖下，其实藏就着更多厚重的母性的本质……这是路遥早年曾走过无数遍的路，也是老人走过无数遍的路，路遥永远再不可能踏着这条路回来，老人还会守望在村头路口吗？
邢仪赶往老人家这天正逢集，川道里的路上不断走来三三两两的行人和坐满婆姨和女子的毛驴车，陪同邢仪的县文化馆干部冯山云突然跳下自行车，说刚刚照面过去的那辆毛驴车好像坐着路遥他妈，俩人掉头追上去。果然老人在车上，老人怀里抱着一只篮子，听人喊她，待看清眼前的人，急急从毛驴车上爬下来，掩藏不住满心欢喜地对邢仪说：“七八天前县上就有人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