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人事变动,已与公司治理精神背道而驰。
按照公司治理的原则,应当政企分开,公司的事由公司决定,高管调动要经过董事会,董事变动要经过股东大会。但这次人事交流,它由中纪委来组织,而非国资委——作为大股东来进行——即使由国资委直接调动也有违于公司治理。
其实,这种人事调整已不是第一次——2004年末,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高管就进行了大轮换。
2007年6月,央企上市公司中国石化的董事长陈同海也是忽然辞职,理由是“个人原因”。中国石化仅发公告表示陈同海是由于“个人原因”提早离职,而香港联交所方面则对此说法表示不太满意。港交所主席夏佳理强调,他个人认为中国石化公告的“解释可能不够圆满,需要跟进”。港交所有规定,不接纳上市公司董事含糊地以个人理由作为请辞原因,上市公司有责任披露更具体的资料。
事实上,陈同海辞去董事长并未经过中石化股东大会,陈的接任者苏树林系被国资委任命,而非经中石化董事会提名,这都是公司治理不规范的表现。
从2004年的电信高管大轮换到2007年的电信高管大交流,李荣融强力推行的董事会建设,在人事任用方面难说有很大进步。毕竟,中央企业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市场主体,它们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国资委必须在“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的中间地带行走。
这场发轫于2005年的中央企业公司治理运动,引用吴敬琏的话说,“改革正在过大关”,央企的治理进程开始步入深水区。
2004年大约能成为国有资产改革的分水岭。此前的一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这个特殊机构成立的时代背景是私有化的汹涌浪潮。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举世瞩目。它如此牵动人心,在于它是国人共同的财富。中央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组成部分,其改革更令人关注,因其具有上行下效的作用。
怎么管好这一大笔共同的财富呢?
第一，中央企业作为人民共同的企业,并不是人人都能介入,而是需要交给少数人来经营、管理,即全民所有与少数人控制,这是一对矛盾。于是在国人与经营者之间,设置了全国人大、国务院国资委、央企董事会等层次与环节,形成一个委托代理的链条。在经济学上,代理和委托的链条越长,尽管代理成本变大,但表明这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细,经济水平越高。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却认为,国资委应考虑对电网、电讯、军工、石油和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要国企直接持股,缩短委托代理链条。那么,从国资委到经理层的这段距离,是否应设计更多环节,来管好共同的企业?
第二,新旧体制的矛盾。国有企业中的一些机构非常重要,包括党委、共青团、妇联、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它们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如何发挥作用?这就是常讨论的“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与“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仍在探索当中,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第三,国资委的定位。目前,国资委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国有资产的监督者,行使政府职能;又是出资人,行使老板职能。如果按照政企严格分开,国资委必须重新定位。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还是一个政府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国资委应该尽量多的民事化、商业化,而不是行政化;应该有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定期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并向社会公众披露。
矛盾之多,斩不断理还乱。破解矛盾的抓手,仍在于公司治理的完善。
第一章 中央企业的政治经济学(7)
需要提醒的是,不能将某种制度奉为圭臬,也不能迷信外国的制度,否则只能是淮橘为枳。在中国,由于其复杂的国情,一切改革注定它是渐进式的,并最终走出中国特色来。
2004年,在由郎咸平发端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中,国资委最终表态:中小企业mbo规范操作,中央企业严禁mbo。笔者最早就职于国企,看到改制过程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也非常痛心地看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但笔者坚持认为,并不能就此因噎废食,改制的方向是对的,关键在于操作,在于价格。国企问题,改制要注重公平,经营要注重效率。
第四节宝钢们的扩张路径
在周围人眼里,卢师傅的废旧钢铁收购生意做得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向江苏淮钢集团或南钢集团发货。“谁的价格高,我的废铁就卖给谁。”他说,“原来也曾经卖给宝钢,但宝钢根本不在乎我的这点废铁。”
在千万吨级的宝钢面前,卢师傅太弱小了,甚至几十万吨级的淮钢也不足为道。2003年1月,淮钢改制为南钢集团江苏淮钢公司后,卢师傅的废铁卖给淮钢,就等同于卖给南钢了。如果有一天,宝钢兼并了南钢,卢师傅岂不又回到宝钢废铁供应商队伍?
这是有可能的,理由是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具有里程碑意义”、三十易其稿的钢铁新政。如果用几个字来囊括这项政策的主旨,就是“提高集中度”。该政策第三章对“产业布局调整”的阐述,“华东地区钢材市场潜力大,但钢铁企业布局过于密集,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型骨干企业可结合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生产集中度和国际竞争能力”。这几乎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以下信号:在华东地区,以宝钢为主导来提高生产集中度和国际竞争能力。
这项备受全球业界关注的产业政策,对宝钢、鞍钢、武钢等中央企业,对投资钢铁业的民资与外资,对拥有钢铁公司的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导向。对宝钢们而言,它们多年的寡头梦,终以新政名义,名正言顺地上升为国家意图。
至此,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钢铁业重组,以及铁本事件、宁波建龙国有化事件,都可从新政中得到解读。尽管经济学意义上的寡头尚未形成,但中国造的钢铁寡头正在炼就中。
重组、高集中度是钢铁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钢铁巨头已持续多年并仍在进行的一项“机械性”动作。但中国这项钢铁政策应有的原则性,却让位于近乎钦点姓名的一手安排。其中的强烈暗示,让重组这一市场应有的内生动力,让位于行政之手的捏合。如此造就的钢铁寡头,其国际竞争能力让人疑虑。
以新政的名义
集中度低是中国钢铁业的致命伤。至2005年8月,中国约有800多家钢铁企业,2004年中国钢产量达272亿吨,其中落后产能有8000多万吨,15家500万吨以上规模的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5％。而美、德等国家前五名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90％,韩国前两家企业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钢铁业。所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开宗明义,“今后发展重点是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根据新政,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减少钢铁生产企业数量,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团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到2010年,钢铁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
新政提出,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新的钢铁企业,必须依托有条件的现有企业,结合兼并、搬迁,在水资源、原料、运输、市场消费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改造和扩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到2010年,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
不过,钢铁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说,重组后仍然会有一些专、精、小的企业和大集团并存。
第一章 中央企业的政治经济学(8)
新政还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为各个区域的钢铁产业发展规划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除上文提到的华东地区外,新政还说,“东北的鞍山—本溪地区有比较丰富的铁矿资源……该区域内现有钢铁企业要按照联合重组和建设精品基地的要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业内专家贾良群认为,对华东与东北的表述实际在暗示,两个3000万吨的企业最有可能是宝钢和鞍钢。身兼中国钢铁协会会长的谢企华在回答媒体时,几乎明确了这两家企业就是宝钢和鞍钢。
事实上,宝钢2004年的钢铁产量已达到2100万吨,素有“说到做到”行事风格的宝钢时任董事长谢企华还表示,在“十一五”期内“干3000万吨,看4000万吨,想5000万吨”。而鞍钢和本钢最近的联合重组实质性启动,合并后产量超过3500万吨。
与此同时,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收购步伐正在加快,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印度米塔尔收购中国第八位的华菱部分股权,并于2007年7月获商务部批准。米塔尔能坐到全球第一,就是通过购并重组扩大规模,并使能耗大、技术水平低的小企业迅速扭亏为盈。
“与其让国外企业来收购,不如我们自己先把集中度提高。”谢企华说,“我们也向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呼吁,要对联合重组中的障碍和体制上的问题进行协调,不能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
收编地方军
地方既得利益能否协调好,是影响近年来钢铁业重组的关键因素。在钢铁新政出台后,小钢厂的生存环境更加不利,地方政府也看到大势所趋,开始鼓励跨地域并购和联合,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而重组方一般都承诺将税收属地化。比如,首钢重组贵州水钢,税收留在了贵州,武钢兼并鄂城钢铁,宝钢重组上海钢厂的做法如出一辙。
当是时,武钢与鄂钢、武钢与柳钢、鞍钢与本钢、首钢与唐钢、攀钢与成都钢厂等的重组成为国内热点。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宝钢、鞍钢、武钢三驾马车一马当先,按各自的势力范围,以收购地方钢厂成就扩张蓝图。
这实际上是国务院国资委的一石二鸟。国资委2005年实施的中央企业改革方案中,将通过与地方企业相互参股,实现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
宝钢在整合上海市属的上钢、梅钢之际,挥师南下广东湛江。湛江千万吨级钢铁项目已于2005年年中获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湛江与山东日照是业界公认的炼钢首选宝地。
与此同时,武钢投资广西防城港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原由柳钢集团主导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7月份已上报国家发改委,但迟迟未果。广西方面于是做出很大让步,让武钢占据主导地位,以获发改委批准。武钢和广西方面2005年中在南宁签署意向书,武钢像兼并湖北鄂钢那样,将柳钢变成其控股子公司。防城港千万吨级钢铁项目久拖未决,2007年8月,武钢再下一城吞并昆明钢铁。
尽管国家已倾向于湛江,但武钢仍在游说发改委予以审批。引人瞩目的两广争夺南方钢铁霸主,其背景正是宝钢与武钢在南方的较量。
南方形势扑朔迷离,鞍钢在东北的战局已明朗化。2005年7月,鞍钢和本钢合并,产能超过宝钢,国资委造就的“中国米塔尔”已然成形。米塔尔年产粗钢5800万吨,几乎是中国前15家钢厂产量的一半。
讨论多年的鞍本合并终于尘埃落定,鞍本竞争的局面也告结束。曾在1997年,钢价跌破成本,本钢为抢合同将在天津、大连的热轧卷再降40元,逼迫鞍钢主动与本钢联络,达成不降价的协议。2002年,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开始推动鞍本重组,但涉及人员安置等诸多问题,非鞍山市和辽宁省单方所能解决。
在鞍本联合的基础上,将与新抚钢、北台钢、营口中板及凌钢联合,还可吸收辽阳兴哲集团、辽阳大型钢管、海城东四型钢等较大的民营企业进入集团,力争2010年集团粗钢产量5100万吨,进入全球钢铁企业粗钢排序前3名。
第一章 中央企业的政治经济学(9)
钢铁巨头在沿海的动作频频,正符合钢铁新政所要求。这表明中国钢铁业发展正在向国际看齐,因为国际大钢厂基本分布在沿海地区。
到2007年4月,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公司挂牌,宝钢持有八钢约七成股权,成为八钢的控股股东。宝钢的兼并并未止步,7月又与内蒙古的包钢集团签订战略联盟框架协议,谋求下一步的收购与控股。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宝钢还会继续进行行业兼并重组,“东、西、南、北到处都有,而且被并购方还是上市公司”。
国际权威信息咨询机构世界钢铁动态(wsd)2005年8月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