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有—民营—国有”的变姓轮回。同为资本市场的明星,严晓群和顾雏军在这两家企业却成了过客,昙花一现的流星。所有的恩怨情仇,相逢一笑断难泯灭。

小天鹅与亚星重回国资怀抱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大时代背景,以漫画的手法勾勒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变局。严晓群和顾雏军两大资本高手,就是两个过于自信而玩火自焚的符号型人物。

夜游瘦西湖

在格林柯尔前,亚星客车已躲过德隆一劫。在惊出一身冷汗后,扬州市政府还是固执地将亚星推向格林柯尔的怀抱。

1996年,全国兴起合资潮,亚星客车与奔驰公司合资。成立亚星奔驰公司后,亚星股份和亚奔公司存在同质竞争关系,公司之间矛盾很大,导致高层之间不和。2002年,时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吴冬华视察公司,随即发生了人事变动。鞠宝才升任亚星股份董事长,亚星股份总经理徐润生也被调任市经贸委。亚星对外的说法,作为重点工业企业,不仅要出产值,还要出人才、出干部。

随着鞠宝才被调离,技术出身的李学勤出任亚星股份董事长。期间,遭遇德隆的理财风波。因为7000万的委托理财资金随时可能血本无归,重压下的李学勤一度绝食,2004年4月,李学勤进京向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索债,曾与唐万里抱头痛哭。其后,中国最大的民企德隆倒塌,唐万里也没有食言,亚星股份最终得到东北一处房产,也使得李学勤得以善其身。

德隆过后,格林柯尔紧接着登场,这是个更厉害的角色。当时,顾雏军雄心勃勃要在扬州筹建中国最大的出口冰箱制造基地,恰逢亚星股份物色合作伙伴,结果无意插柳柳成荫,顾雏军意外接到了亚星股份抛出的绣球。

顾雏军一心要打造他的制冷王国,对客车行业没有多少兴趣,但扬州市政府连卖带送,顾雏军终于表现出了兴趣。据传,时为扬州市市长的季建业亲自出马,邀请顾雏军夜游瘦西湖。

2003年12月,亚星集团与格林柯尔在扬州签署协议,将其拥有的*st亚星中6067％的国家股份,悉数转让给了后者。彼时,亚星股份每股净资产为330元,格林柯尔溢价75％收购。2004年4月,顾雏军披挂上阵,担任亚星股份的董事长。

第二章 地方国个，向左向右？(9)

后来的亚星股份遭到科龙电器(000921)一样的命运,成了顾雏军的提款机。顾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将身体孱弱的亚星基本掏空,到2005年底亚星的每股净资产仅剩1431元。

这个价格正是亚星国有化的基础。2006年7月,扬州格林柯尔将持有的st亚星1152725万股社会法人股(占总股本的6067％)全部转让给了亚星集团,每股转让价格1431元,股权性质由社会法人股变更为国家股,亚星集团持有亚星股份的比例由7％上升到6767％。

客观地说,顾雏军对制冷业还是有野心的,他为此收购了科龙(000921)、合肥的美菱(000521)。但后来,顾为什么不再专注制冷而将手伸向客车业,并连续收购亚星、襄阳轴承(000678)?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顾在全国展开大收购时,展现出一个有实力的明星形象,理所当然得到各地政府的垂青。这些地方政府正苦于gdp政绩而四处招商引资,顾雏军从中发现了商机。

郎咸平在2004年8月发表了一篇名为《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文章,反思顾雏军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民进’机会的把握”。并指出,“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击垮顾雏军,使郎咸平一跃成为国资的代言人和公众心目中的明星,这是另外的话题。再说亚星变回国有身后,再度纳入政府的政治游戏中。2006年8月,扬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季建业等视察亚星集团,次日的《扬州日报》以“施伟”名义发出一篇名叫《亚星客车:做大客车龙头企业做强扬州客车产业》的报道。12月,扬州当局搞了新亚星集团的成立仪式,将亚星奔驰、亚星股份、柴油机公司等合并同类项,打造扬州的百亿元企业和产业集群。

顾雏军在亚星身上赚了吗?一位亚星的小股东算过一笔账以泄怨气:顾雏军认赔254亿元,德国奔驰甘愿认赔也要放弃亚星投奔北京的福田汽车,数万流通股东也损失26亿元。

顾雏军不但在亚星身上赔了钱,也将自己的身家性命赔进去了。而亚星股份,成了一个政府不满意、股民不满意、外资不满意的丑陋怪物。

小天鹅到底姓什么?

小天鹅前身为无锡陶瓷厂,创立于1958年,1979年改产洗衣机,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是无锡明星企业、家电业领军。2001年至2003年,由于管理层的混乱及其在投资股市上的违规操作,小天鹅在内部管理上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朱德坤是小天鹅的创始人之一。不夸张地说,没有朱德坤,就没有小天鹅的辉煌。1993年,小天鹅在深交所上市,时任厂长的朱德坤理所当然地成为首任董事长。1996年,在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小天鹅按固定资产排第436位,按销售收入排第310位,在综合评价500强中,排第18位,是当时“三改一加强”的典型,堪称国企的优秀代表。

然而激励与约束不足的国企病,同样在小天鹅身上发生了。在洗衣机行业全线颓势的大环境下,小天鹅却盲目扩大规模,2002年,小天鹅破了3个纪录:生产了244万台,销售了100亿元,亏损近9亿元。小天鹅表现了国企症状——机构臃肿,市场反应迟钝。以深交所公告为界线,2001年11月,小天鹅从原先的绩优股变成st。

正逢“中央对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中有序退出”之际,小天鹅作为“靓女先嫁”的先锋向外抛出绣球。“靓女先嫁”是当时特有的生动表述,指国有企业改制中,将好的企业先改,实际上是国企改革遵循“先易后难”原则的现实操作。2003年,除了斯威特,还有格林柯尔、深圳太太药业、美的集团等知名民营企业都表示了参与小天鹅改制的明确意向,无锡当局最终将人选定为格林柯尔和斯威特中的一家,斯威特因是江苏本省企业而胜出。

2003年7月,斯威特欲以873亿元收购小天鹅集团100％股权,但无锡市政府决定仍保留35％股权,几番拉锯后,斯威特最终持有小天鹅集团8222％的股权。

第二章 地方国个，向左向右？(10)

按重组约定的“三变(员工变身份、企业变股份、组织变所有制)、三不变(品牌不变、主业不变、高管层不变)”原则,严晓群安排朱德坤继续担任小天鹅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又安排他的姐夫李石生实际控制了上市公司。曾经想mbo的朱德坤,可叹地成了民企统治下的傀儡。而且,严与朱的经营理念根本不同,严擅长资本运作,朱习惯国企运行,严要主打数码电子产品,朱却坚持小天鹅的“以洗为主”。

入主小天鹅后,斯威特以民营之刀割国企之腐肉,实施“增收节支、扭亏为盈”为主要内容的“业绩提升”计划。不到一年,小天鹅股份以3000多万的利润成功摘去st之帽。无锡市国资委一位负责人曾表示,“在小天鹅危难的时候,斯威特确实给予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斯威特曾经是小天鹅的功臣。”

功臣为何成了最后的败寇?事实上,玩转资本界的斯威特施展“盖少壶多”的资金挪移术迅速扩张,当初建立南京小天鹅电子公司时,号称2个亿的投资实际上只是几张破桌椅,此景曾让前去参加公司成立仪式的一位小天鹅前副总裁气愤异常。

依照双方约定,30％的转让款在合同签订后5个交易日支付,60％的转让款在国资委批复同意后支付,最后的10％在股权过户后支付。但股权过户后,斯威特并未按时支付5800万元尾款。

斯威特打的算盘在于,迅速恢复小天鹅自身的造血能力,这样既可延缓自己对小天鹅的欠款,还可通过隐秘之手抽取小天鹅的资金,用于自己的扩张。

在斯威特的主导下,小天鹅向概念更漂亮、盈利能力也更高的数码领域进军,但小天鹅数码产品在市场大受冷遇,2004年下半年的一场“易美事件”又让斯威特旗下的上海科技(600608)卷入漩涡,斯威特承诺的作为白色家电延伸的“手机、mp4等业务”随之泡汤。

市场未如预期,这打乱了囊中本就羞涩的严晓群的部署,无锡当局催款一声声更急了。接着,斯威特挪用小天鹅至少三笔巨款的消息被曝光,严晓群同时面临小天鹅股份和上海科技两家上市公司的清欠。

迫不得已之下,2006年3月,斯威特与中信信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小天鹅集团3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而之前的2005年11月30日,斯威特已将持有的小天鹅股权全部质押给中信信托,以缓解燃眉之急。

中信刚介入,就做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逼退董事长朱德坤在内的原小天鹅五位高管,调整后的董事会由蒲坚、李石生等组成。中信集团董事、中信信托总经理蒲坚任董事长,斯威特集团南京管理总部执行总裁李石生为副董事长兼集团总裁。

与中信合作,严晓群一石二鸟,既借力扫除眼中“障碍”,又能够在不失去控股权的同时,获得套现一大笔资金,以应对持续数月的斯威特资金危机。

此时无锡市国资委已有所察觉,一气之下向无锡中院申请小天鹅的财产保全。因持有小天鹅集团的股权被司法冻结,股权变更手续无法办理,斯威特与中信的转让协议流产,中信也未能向小天鹅投入一分钱。蒲坚的董事长宝座还未捂热,就因协议无效而退职,导致小天鹅集团其后的长达半年时间内,竟没有董事长!

严晓群面临的形势愈发恶化,他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最终在2007年1月,无锡市国资委通过司法途径,全部收回小天鹅集团的股权。其后,当地国资委制定了小天鹅“二次腾飞”计划,将小天鹅打造成洗衣机生产基地。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思路又重回朱德坤“以洗为主”的老路。

原先的“靓女先嫁”战略设计为“双赢”,结局却让无锡国资委痛定思痛:“有关小天鹅在这三年中所遭遇的一切,我们不好说到底是谁的责任,但是相信市政府那边还是比较忌讳这个问题的,毕竟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改制。”

“小天鹅在国企改制中应该成功,但很遗憾却没有获得成功。”无锡市政府认为,斯威特应该“守住小天鹅这一摊,慢慢地、稳步地发展”,小天鹅回归无锡国资委后,“国有”也是暂时的,转制是必然的,小天鹅仍然要引入新的投资方,因为小天鹅所在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

第二章 地方国个，向左向右？(11)

地方国企命运

地方国企的改制,这个阵营早已分化。资产质量较差的小国企，因改制成本偏高，往往最为艰难地完成改制。在相对好的国企中,最好的又以所谓“靓女先嫁”之名改制了,次好的则又连卖带送。

但有不少“靓女”,像小天鹅与亚星一样,最后又被国资部门回收。国资能放能收,掌握了主动权,这种不公使民资处于竞争的劣势。既然收回,又表明地方政府并不想放弃对经济的管控权,从来就难以脱离襁褓的地方国企,今后恐怕更加依赖政府的荫蔽。

作为地方明星国企,小天鹅与亚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留下了两条相似的轨迹。作为资本大鳄,严晓群和顾雏军的命运也极为相似。在长江两岸发生的故事如此雷同,只能说明故事的叙述者只有一个,那就是21世纪初的中国国情,那段特定的历史年代。这个故事在江苏上演,也在其他省份同样上演,剧情都是相似的,只不过人物不同,最终的命运稍有差异。

在这些肥皂剧的背后,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可以发现,故事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国企改革与民资进退。在很多时候,民资与国资处于“你进我退”的咬合中,而非同一战线共进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资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外的增量发展。到了90年代,国资存量改革中,发生所谓的“国退民进”现象。归根结底,民资与国资的某种对立状态,是特定年代下的体制的产物。

亚星与小天鹅的轮回,表面上看似地方国企经历一轮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但实际上原来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它们仍面临着国企改制与改革的命题。这是一个政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