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意识到,成为大股东傀儡的滋味并不好受,他们开始在自身名誉与甘受大股东摆布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一旦当两者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这些独董们还是倒向了自身名誉。
2004年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们的“多事之秋”,独董们的连续反水证明了这一群体的日渐成熟。这一年2月,由于乐山电力频繁的担保行为和巨大的担保金额,公司两名独立董事自掏腰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关联交易及负债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而乐山电力高管则以不知情和须报乐山市政府批准为由拒绝配合,事件对抗最终使这两位独董成了最后的赢家。4月份,莲花味精的独立董事一改沉默和失语的“花瓶”形象,连续发布公告督促母公司莲花集团归还占用的巨额资金。到了7月,又爆出伊利股份俞伯伟风波,俞伯伟要求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伊利股份的国债交易,但随后便被还以颜色,被伊利董事长郑俊怀赶出伊利董事会。尽管俞伯伟自己也不干净,但由此牵扯出郑俊怀侵吞国有资产的丑闻,郑俊怀也由此而锒铛入狱。
2004年成了独立董事们自觉摘去“花瓶独董”帽子的标志性年份。尽管此后独董们公开与大股东斗争的事件仍屡有发生,但数量明显减少,独董们与大股东都越来越追求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做事,以便让双方都面子上过得去,达到某种制衡的效果。
花心独董则是另一层面的现象。这可从一段趣事谈起。
同为中欧工商学院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项兵还曾是郎咸平的领导。然而学者之间也有江湖——当郎咸平激烈抨击tcl的李东生时,李东生反击的招数很绝:聘请项兵任tcl的独立董事,并声称“我不知道郎咸平是谁”。2004年10月,项兵当选为tcl的独董,郎咸平只能与项兵划清界限,并从中欧出走。
郎咸平借媒体进行了反击,招数更绝:“我自己绝对不会做任何上市公司的独董,也不会做上市公司的顾问。为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我这辈子不会做上市公司的独董。”
项兵则说,以他个人的理解,首先作为董事,必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为企业提供帮助,帮助企业把“蛋糕”做大;其次,作为独立董事,必须保证蛋糕分配时的公平。
项兵当上独董后,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仅出席过tcl集团的一次董事会会议,而且那次会议是以通讯方式召开的。至于缺席的原因,一则是因项兵事务繁忙,二则,李东生也要买他的账,因为他借项兵报了郎咸平一箭之仇。
第九章 公司内的那些事(7)
项兵忙什么呢?除了tcl,项兵当时还担任秦川发展、武汉健民、粤美的和七喜股份等境内上市公司以及多家非上市境内外公司的独董职务。武汉健民自2004年4月上市后,曾开了7次董事会会议,项兵缺席其中的4次。
与项兵一起担任武汉健民独董的著名学者钟朋荣,缺席该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也是4次,而且在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二、三次会议上连续三次缺席。此前,钟朋荣还曾担任长运股份独董,但因为“不能按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席公司董事会”,长运股份董事会于2004年3月26日决定解聘其独立董事职务。
作为公众人物,这些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已无法隐匿自己的行踪,并被放到道德与舆论的放大镜下。还有一些名气不及他们的学者,他们默默无闻倒不是专注于学术研究,如果不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人们或许无从知晓他们也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来自南京的“南大兵团”,就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2006年4月,总部位于南京的31家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了年报。据年报信息显示,在2005年度,32位南京高校独立董事从这些上市公司拿走1579万元。其中,17位独董来自南京大学,5人来自东南大学。
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传明,同时担任了宏图高科和南京港的独董;南大会计系书记王跃堂教授更加繁忙,担任南京栖霞建设、弘业股份、南纺股份、亚星客车、扬农化工的独立董事。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任栖霞建设、银河科技、南京中央商场的独立董事。南大会计学系主任杨雄胜教授在2005年度同时担任宁沪高速、航天晨光等三家南京公司独董,共获得12万津贴,毫无争议地成为“南大兵团”赚钱“骨干”,是排名最后的南大党委书记洪银兴的6倍,而南大教授陈传明、范从来二人则以9万的相同津贴列二三位。
这种学者傍大款的现象,媒体之前早已揭露。《广州日报》2005年10月底列举了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大腕”名单,其中包括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在大陆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这些人“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担任‘独董’一职,并从利益集团处拿着相应的俸禄”。
当2004年8月,郎咸平抨击顾雏军借改革之名侵吞大量国有资产时,这些吃人嘴短的“主流经济学家”却群起而力挺顾雏军。但一年后,顾雏军等5名科龙公司高层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却“集体失语”了。“集体失语”是出现在当时媒体标题中最频繁的字眼,衬托了这帮人的尴尬嘴脸。
2004年3月的《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做了个更有意思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调查,为这场经济学家派别的话语权争斗作了很好的注解:非为正义,为利益也。调查报道把近年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列了一个表,经济学家、任职企业、曾或现任职务、职务年薪,利益关系一目了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一位经济学家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20万元不等的职务年薪。
然而,过多的兼职必然使得独董的精力被严重分散,履行职责十分困难。除了精力有限,一些教授同时担任不同行业的多家公司独董,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大学教授即使水平再高,也有专业限制,他又如何能跨行业发挥独董职能?
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月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这一纸规定有效抑制了知识精英与社会名流的任职欲望,但多少体现了这一状况的尴尬。
但大股东依然故我，甚至不顾“最多5家”的规定，继续提名“友好人士”担任独董，直至监管部门出面加以阻止。已担任宁波新海电气、天音通信、中兴通讯、北京华胜天成、东信和平、腾达建设等六家上市公司独董的朱武祥，在2007年7月被深圳康佳再度“加码”提名为公司独董，深交所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得提出异议，康佳被迫取消了朱武祥的任职。
第九章 公司内的那些事(8)
不可否认,在独立董事的人选上,中国上市公司的可选择性是很小的。这种现象在国外同样存在,因为独董已精英化。而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也要求它精英化,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精通某方面专业的名流担任独董,才能担负起其应有的职能,也才能建立起在公众投资者心中的公信力。中国证监会对独立董事能力性,曾规定“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有5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在国外,担任独董的社会名流将名誉视为生命,将兢兢业业履行独董使命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国内,大学学者基本都能具备上述条件。
独立董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花瓶”,一个原因在于独董未能成为职业。没有人将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是作为兼职,这种兼职无论对于独董个人来说,还是对上市公司来说,都是双方乐于接受的“双赢”。这项起源于英国的制度,1995年被引入香港,在香港担任独立董事,就有责任要承担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大股东侵吞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但在中国,独立董事已被聘请他们的股东方收买,独立性大打折扣,以至有些独董因失职被上海交易所谴责,甚至于像科龙电器(000921)的独董被小股东集体诉讼而被判有罪。
在中国,知识精英与资本所有者的结合,成为世纪交替时期的一股暗流。后者借助前者获得了游说与话语的权力,更有利于他们的资本扩张;而前者的智力与知识,则变相地得到财富的承认与兑现。双方各取所需,互相强化。
更有甚者,担任独董的人常常有自己的公司,并与所担任独董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无可避免地存在利益输送。这在国内并不鲜见。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在台湾金融业,从2007年起,当局要求“每一位独立董事,最多只能同时担任四家公开发行公司的独董,惟在转投资系统复杂的金控企业下,金控的独立董事不得同时兼任持股未超过五成的关系企业独立董事,以避免产生独立董事角色错乱疑虑”。而在新加坡,新交所总裁谢福华2007年4月在舆论压力下,辞去了他在primefounders公司的非执行董事职位,以减少市场对谢福华与primefounders关系的担心。
美国《萨班斯法案》素以监管上市公司严厉而闻名,该法案规定,必须限制一人可同时担任几家公司董事的数量,以确保公司得到适当的关注,减少出现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为进一步提高董事会成员的独立判断力,禁止他们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此外,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进入董事会,因为他们作为董事会成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几乎都可能造成利益冲突。
在中国,这不是一句戏言:如果你想要名,你可以做独董;如果你还想要利,你可以做花瓶独董或花心独董。
董事的钱包
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个人的理性。对董事会成员来说,追求利益不但是要追求公司的大利,追求个人的小利也无可指责。然而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们钱包起初一直是不透明的。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打工皇帝与高管年薪,但鲜有人关注董事薪酬。众所周知,制定经理层高管薪酬的是董事会,设薪酬委员会的由专门委员会制定。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经理人的薪酬是公开的,决定高管薪酬的董事会成员的收入反而是隐蔽的。
香港的公司治理制度相对成熟完善,港交所要求上市公司2005年起需具名披露董事薪酬。香港董事学会理事梁广灏认为,具名披露董事薪酬是世界趋势,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而且这一制度不会触发高薪挖角问题。他还认为,香港有足够人才担任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还应提高独立董事的酬金水平。
在国外,有相当多公司公开了董事薪酬,上市公司还公开了董事和其他高管的股权和期权。纽约证交所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因薪酬丑闻,2003年12月被迫离职,纽交所也因此面临1817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接任者塞恩重树公众信心的方法就是透明。塞恩说,信任是证券交易的基础,上市公司需要在监管、审计、透明度及信息披露方面做得更好,这对中国和美国的证券市场都很重要。
第九章 公司内的那些事(9)
针对造假和诚信缺失,美国开出的一剂制度良方便是中小股民集体诉讼,即《福布斯》杂志戏称的“集体诉讼先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集体诉讼先生”就是专找上市公司的造假劣迹,以诉讼为职业,以此获得利益上的赔偿。有数据显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体诉讼的困扰,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72％。中国人寿股份2003年12月登陆纽约,半年后因审计招致美国投资者集体诉讼,包括公司董事长王宪章、独立董事龙永图在内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诉之列。
反观国内股市,2004年前,国内有寥寥可数的少量公司公布了董事薪酬。中国的董事会成员也信奉起了“不露富”信条。
这其中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当各地不遗余力推行经营者年薪制时,董事职业化和薪酬透明化却相对滞后。人格化的公众公司,其董事与高管层都是公众人物,薪酬也应公开。
事实上,董事职业化和薪酬透明化已从独立董事起步。2004年诸多独董风波后,在2005年3月中国证监会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上,著名股份制专家刘纪鹏认为,独立董事要想不做花瓶,必须在其产生机制、薪酬制度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要在证券业协会成立独立董事公会,在近期培育一支职业化的独立董事队伍,实行资格认证。
刘纪鹏说